读者来信：“批判”刘小枫及“施特劳斯主义”-读者之声
观察者网在11月刊登刘小枫和邓晓芒的争论后，一位读者近期来信表示，他对刘邓都不太赞同，以下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刘明龙发来的信件内容。
前段时间看到贵网上刘小枫和邓晓芒的争论，我对他们两人都不太赞同。为此我也写一篇文章回应，我深知自己学问不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故撰写《对刘小枫及“施特劳斯主义”的批判纲要》投稿观察者网。
前言
一、施特劳斯主义的形成
二、甘阳、汪晖、张旭东对刘小枫的批判
（1）死人与活人的辩证法
（2）文化民族主义
（3）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法
（4）谁的柏拉图？谁的孔子？
三、施特劳斯与德意志虚无主义
（1）德国批判
（2）权力哲学的变种
（3）德意志虚无主义变种
四、科学思维方法及英格兰经验主义
五、总结
前言
马克思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鉴于邓晓芒以及诸学者对“施特劳斯主义”回应的无力感，特写此文。本人拒绝意气之争，认为唯有理性的争辩才有助于人类知识的进步。此文为提纲，详细内容留待他人补充。
孔子适周，将问礼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史记》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中庸》
一、施特劳斯主义的形成
刘小枫和甘阳引入施特劳斯，旨在以施特劳斯为中介，接通西方古典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耶稣等诸大哲，以期梳理清楚西方学术脉络，还“泰西”（小枫喜欢造各种名词）一个真面目，消除国人对其的误解、顶礼膜拜（事实上他们异常崇拜）。同时，在梳理清楚西方古典之后，转而梳理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以来的道统，增加国人对自身传统新认识。最后，在梳理完“泰西”和中国古典传统的基础上，激活古典传统的智识资源，为批判现代性寻找一个坚实的智识基础，以纠正现代社会存在的种种毛病。此种精思巧构，其理想和抱负不可谓不大。其积极意义值得称道。
刘甘二人自认为他们引入的施特劳斯并非一种“主义”。他们认为“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是庸众（与哲人相对立）们盲目迷信的结果。然而事实上施特劳斯主义恰恰在悄然兴起。施特劳斯主义表现为这几个特点：1.对启蒙的憎恶，否定法国启蒙主义、五四启蒙运动，更为激进的发展为凡是与启蒙沾边的都是肤浅的、堕落的、坏的、不好的；2.对理性的憎恶，对科学的憎恶，更为激进的发展为，凡是科学的、理性的都加以抛弃，对炼金术以及各种各样的迷信怀有好感，认为中医比西医要高级得多；3.对古典的顶礼膜拜（当然主要还是西方的古典），以及对现代的憎恶，激进的发展为，凡是古典的就是好的，凡是现代的就是差的，各种巫术、占星术、神秘主义在其看来是好的；4.对民主的憎恶，对僭主的崇拜（有尼采超人哲学痕迹）。激进的认为自己手握永恒真理，是比愚蠢的庸众要高贵的“哲人”“贵族”，因此自认为自己理所当然的要成为“哲学王”，当然暗含着成为帝王师（这一点他们不敢明说），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含着对专制的喜好，这种倾向导致了施特劳斯主义者的狂妄与自大；5.对非理性事物的夸大崇拜。在他们看来，像尼采那样的癫狂是更好的，还有那些宗教的神启也比较漂亮，甘阳经常到美院去贩卖他的施特劳斯哲学，因为据说艺术和癫狂有某种联系，事实也证明在美院有很多施特劳斯主义者。6.喜好“隐微”之语，据施特劳斯说，真正大哲因为智慧的高明，所以有些话需要隐微着说，此所谓微言大义，最好是让一般的愚蠢的人听不懂最好，当然愚蠢的人怎么能听得懂这种微言大义呢？因此，施特劳斯主义者有了一种自我陶醉的优越感：凡是听得懂我说话的都是聪明人，凡是听不懂我说话的都是愚蠢之人，这样一来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圈子，按照施特劳斯的教诲，取名为“封闭社会”，然后施特劳斯的信徒在这个“洞穴”里自言自语的谈论着墙上的影子。
好了，我已经大致概括了“施特劳斯主义”者的样子。一句话：凡是现代的都是差的，凡是古典的都是好的。当然我们需要分清楚施特劳斯和“施特劳斯主义”的区别，正如区分研究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当施特劳斯的信徒口口声声在批判自由主义者的肤浅的时候，不要忘了自己也许已经成为某种“主义”了。施特劳斯主义的形成标志着施特劳斯的引入的破产，最后依然只是引入了一种作为庸俗现代意识形态的“主义”而已。
二、甘阳、汪晖、张旭东对刘小枫的批判
我以前有这样一段话：
“当代学界第一流学者也就刘小枫、甘阳、汪晖、张旭东四人了，这是创造新范式的人。四人基本上都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只是刘甘更加激进，用古典性批判现代性，汪张属于在现代性内部批判现代性。四人之内，张力巨大。汪晖的“世界公民”理想（我自己总结的）、亚洲想象、第三世界研究不啻为对刘甘二人文化民族主义（非常隐微的）的批判，当然汪晖对儒学的研究范式足以和刘甘鼎立。张旭东对全球化时代的认同进行了卓越的研究，站在实践的基础上，在矛盾斗争中重建立新的主体性。刘甘二人引入施密特、施特劳斯其实也是关注主体性。张旭东主张站在现实的基础上（活人）重建主体性，而刘甘是站在历史、传统（死人）的基础上，因此张的理论不啻为对刘甘的批判。死人救不了活人，只有活人才能拯救救活人。具体到刘甘二人内部，张力依旧，甘阳的保守主义是英美眼光过滤后的保守主义，而小枫是德意志眼光下的保守主义，就其健康程度，甘阳更健康。因此甘阳也不啻为对小枫的批判。小枫的软肋在于：1，死人救不了活人；2，批判现代性，牛顿力学怎么也得精通；3，感染了德意志的虚无主义。4，对培根、牛顿、休谟、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传统没有清理（一种深刻的自由主义很容易就驳倒他们）。
（1）死人与活人的辩证法
施特劳斯、刘小枫、甘阳的保守主义希望借尸还魂，试图用已经死亡的古代幽灵来拯救活着的人，大错特错，应该以活人为本，而不是以死人为本。活着的你我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比孔子和柏拉图重要，这类学者要注意一点，不要站在历史中来救人，而应该站在现实的基础上来救人。绝不是要把传统彻底摧毁，而是那种试图借尸还魂的手段只会害了传统。传统的书籍需要认真去阅读，但是必须清楚的知道，传统都是些死人的东西，在弄这些东西的时候，不要被死人束缚了。有的东西丢了就再也不能捡回来了。
我们全部的立足点应该是现实，是现实中活着的活人。我们的脚跟不要站错了地方，不要站在历史中，不要站在玄学中，而要站在真真实实的现实的泥土中。在真真实实的实践中，来形成我们伟大的故事、伟大的业绩，从而为我们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思想奠定现实质料的基础。而不是凭空着脑袋玄想一种脑袋中的伟大思想和伟大文学。任何回避现实，而跑到古代中去，都是一种逃避。因此，当刘小枫在批评现代性的时候，希望他能到工厂、高速公路旁去走走，看看那些轰鸣作响的现代机器，以更好的了解什么是现代性。
（2）文化民族主义
大致说来，刘小枫和甘阳为代表的施特劳斯主义可以归之为文化民族主义。有诸如这些缺陷：1.在刘小枫那里，文化是一种抽象空洞的概念，在刘甘二人看来那些典籍里面包含的就是文化，甘阳早期编过卡希尔的《文化哲学》，然而他们不免没有看到文化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也正如马克思说的，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缺乏对整个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分析，只能导致刘甘二人的文化是一种空中楼阁。刘甘二人最厌烦分析什么经济基础、更痛恨分析什么科学技术，甚至连基本的政治制度（很少分析）也不分析都堂而皇之的提出什么文化。他们根本意识不到，纸张的发明之后，他们读的柏拉图的著作才从阿拉伯传到西方世界。2。我不禁要问他们，你们梳理的尧舜禹文武周公，对于西藏人、回族人、蒙古人等少数民族来说他们会认同吗？这里面包含着一种汉族文化霸权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无形压迫，不知藏传佛教的宗额巴、莲花生大师，回族的穆罕默德是不是也可以列入你们所说的古典之中。这里也暗含着对儒教徒的某种批判，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中强调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即使汪晖在考察宋明清儒学的时候，也把藏、蒙、回等少数民族纳入到早期帝国的考查范围之内，在汪晖看来，民族国家的近代组织方式已经出现了诸多问题，因此必须重新构建一种跨体系、跨区域的平等政治的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必须保持国家内部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平等性，同时在这种保持特殊性多样性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普遍性。以潘维、蒋庆、刘小枫、甘阳等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并不能建立各民族平等相处的政治体系的知识基础。
（3）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法
刘小枫、甘阳的文化民族主义背后的逻辑是从“特殊主义”(中国)立场出发去对抗“普遍主义”(西方)，这其中暗含承认西方的普适性。日本京都学派认为中国在宋朝时期就已经进入现代社会，这就是中国的另类现代性，汪晖批评了这种思路，认为京都学派东亚现代性叙述只不过是西方现代性的一个翻版而已，只是在用特殊主义对抗普遍主义，结果其逻辑还是落入西方现代性逻辑之中。张旭东认为“西方”同“普遍”的关系，同样不是先天的，它同样经过“特殊与普遍的辩证法”的磨练，是通过近代西方的历史实践而建立起来的。普遍性不是脱离和凌驾于一切具体、特殊和个别的抽象概念，它也不是所有经验的公约数，而是蕴含、贯穿落实在具体性、特殊性和个别性中的东西，是一切具体、特殊、个别事物中的积极因素的自我实现。普遍性之所以为普遍性，在于它内在的开放性和未来指向，在于它的流动性和不断同具体、个别、特殊经验相结合的自由和能动性，所以说普遍性是在个别事物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使个别性能够否定自我、实现自我的东西。文化保守主义、“国学热”、“儒家文明”这些东西，如果它们不在自身的个别性中包含一种面向普遍之物的激情和可能性的话，作为一个中国人，其实感觉不到它们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所谓的根源和传统都是取决于今天中国人怎么想，怎么做，取决于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局势，历史的事态和我们行动的意愿和行动的可能性，它是未知的、有待言明、有待进入我们自我意识和政治自觉的东西。也就是说，传统对中国人来讲是在当下并指向未来的，而不是安稳地待在过去的时空中等待我们去搬取的现成的、一成不变之物。
（4）谁的柏拉图？谁的孔子？
施特劳斯主义口口声声说他们是按照柏拉图本人的想法去思考的，绝不添加个人的主观臆断在里面。施特劳斯主义者也认为他们是按照孔子本人的想法去思考的，而不添加个人主观臆断在里面。但我们很明显的看出，刘小枫的柏拉图、孔子只不过是刘小枫自己的柏拉图、孔子，或者至多只能说是施特劳斯的柏拉图、孔子而已。按照中国古典的解经传统，阅读《论语》必须从郑玄《论语注》、何晏《论语集注》、皇侃《论语义疏》、贾公彦《论语疏》、邢昺《论语注疏》、朱熹的《论语集注》、刘宝楠《论语正义》、杨伯俊《论语译注》读下来，这样才能真正理解这个传统，但是小枫和康有为一样，不是“我注六经”，而是沦为“六经注我”，于是有《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隐隐约约的用儒家来为当代共和国革命做注脚，这样孔子其实沦为刘小枫注释自己观点的工具。谈何按照孔子原样理解孔子呢？至于西方古典，施特劳斯崇拜的海德格尔对前苏格拉底的解经只不过是要论述他的“存在”的观点，在西方也多受人诟病，正统的西方解经家都对海氏解经不屑一顾。所以说，与其说是孔子和柏拉图，不如说是施特劳斯主义自己主观臆断中的柏拉图和孔子（当然他的国父也逃不出这种逻辑）。
三、施特劳斯与德意志虚无主义
上述对刘小枫和甘阳批判还没有深入进去，下面需要批判的是施特劳斯，而批判施特劳斯首先需要证明施特劳斯和“德国病”的亲缘关系，再经由对德国的批判完成对施特劳斯的批判，这是一个宏大的题目，本人只能写一概要。
（1）德国批判
我们在思考德国的时候，需要想到一点，在当时的欧洲，如果说英国是贵族，那么法国就是富二代，德国只能算是穷二代，俄国算是穷三代。这样的划分似乎简化了历史，但是这样一个划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德国命运。德国的全部近代史就在于如何从穷二代成为翻身咸鱼，德国所有看似高深伟大的思想其实都是德国穷二代在面对贵族英国、富二代法国还有那个穷三代俄国佬时候复杂心态的缩影。欧洲的格局就是德国不甘于自己命运，想打破英法主宰的格局，而英法呢，又使劲的打压穷二代德国。这就造成德国异常复杂的心态。因此德国人老是在想一些非常抽象的问题，德国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是德国性？而对于老贵族英国来说从来不会思考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会纠结于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德国命运艰辛。德国佬看不起东边的斯拉夫，认为其是野蛮人，而斯拉夫弄出一个沙文主义，你他妈的你是谁，英法都屁都不是，更别说你德国老野蛮人。欧洲国家纠结程度最轻的是英国，其次是法国，最深重的是德国和俄国。你知道的，只有处境异常苦难，才会那么纠结的。当时法国文化在德国宫廷、俄国宫廷里面全部占据主流，那才叫做真正的殖民主义，崇洋媚外。德国因为纠结，所以德国人整天老是想些抽象空洞的问题，马克思是非常的看不顺眼，马克思批评德国历史的水平跟不上德国意识的水平，他认为康德、黑格尔、黑格尔派那些思想家都是把英法的观念贩运到德意志，然后加工成德意志的思想，这样一来，在英法国家，英法的思想是和英法的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发展相对应的，但是贩运到了德国以后，德国的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发展还在处于封建时代，但是德国人的观念早就跑到工业时代去了，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德国那些制造庞大形而上学体系的老家伙们都是在意淫，意淫着一种空洞无现实基础的概念。马克思的批评实在是精彩。德国思想家始终存在现实和脑袋的断裂（可以参看路德维希《德国人》），脑袋已经通过概念意淫到英法世界中，但是脚下呢还是站在封建时代，而不是站在机器工业时代。因此马克思强调，要改造的不是思想，而是改造整个经济基础，因此实践就很重要，他告知康德和黑格尔不要再意淫了，该在现实中行动。一个样，马克思也可以告诫施特劳斯不要再在死人中意淫了，该实践了。
（2）权力哲学的变种
施特劳斯主义理出了一个学术脉络：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尼采、海德格尔、施密特、科耶夫……，因此施特劳斯在本质上只不过是德国哲学（特别是非理性那一支）的延伸。当然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根本就不是现代的某种哲学的继承者，而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继承者。这只是诡辩而已。
康德的客观实在性是物自体杂多混合上人的先天认识能力——空间、时间、范畴的东西。所以康德的实在性与科学定义下的实在性是不一样，和英国经验主义不一样。我说的实在性是科学意义上的实在性。康德开创了对科学客观实在性的否定传统。此后，德国的哲学从康德、谢林、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到海德格尔都热衷于诋毁客观实在性（暗含诋毁英美法权），黑格尔认为世界只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化外，费希特认为眼前的房子只不过是从自我中流溢出来的，我的意志、精神主宰着世界，德国哲学发展到海德格尔那里走入了极端主体的死胡同中，罗素嘲笑这种自大狂妄的哲学实质上是对权力的追求，最终孕育出了希特勒。总之德国的近代精神潜藏着对近代科学精神的反动。这种哲学在现今中国的体现就是施特劳斯的学说，施特劳斯继承了德意志哲学对客观实在性的否定，只不过施特劳斯用死去的“古人”代替了“自我”“绝对精神”“主体”，换汤不换药。它继承了尼采、海德格尔的自大狂妄，本质上只是一种披着哲学外衣的权力狂，德国的哲学至始自终存在着极为病态的因素，英国对德国的批评有些是极为深刻的。
我们不妨引用几段罗素在《权力论》中对德国哲学批判的文字：
“在自己权力欲指导下的哲学家对于不由自己意志支配的事实所产生的作用，就估计得最低或加以诋毁。我现在想得不仅是那些颂扬暴力的人，如马基雅维利和《理想国》里的色拉西马克斯，并且也想到那些发明理论，用形而上学或伦理学的外衣掩盖自己热爱权力的人。近代这些哲学家中最早而又最彻底的一个就是费希特。”
“像费希特的这种形而上学是不承认有社会义务的，因为外在世界不过是自我梦想的产物而已。……因此，种族信念和民族主义信念在心理上都是唯我论哲学的自然结果”
“对权力的爱好所激起的哲学，觉得这种情形是不愉快的，因此就以各种方法破坏关于事实的常识概念，不认为事实是信念真伪的根本。黑格尔派主张真实不在于和事实一致，而在于我们信念的整个体系的一贯性。假如你的各种信念能像一部好小说上的情节那样配合得当，你的各种信念就是真实的。”
“照尼采的看法，人民群众本身没有价值，他们仅仅是使英雄伟大的工具。英雄有权伤害人民群众，假如这样做能促进英雄的自我发展。”
“喜爱权力虽然是正常人性的一部分，但就某种严格意义来说，权力哲学却是荒谬的。客观世界（无论指物质还是指其他的人），其存在乃是议论的事实根据，这尽可以使某种自尊心蒙羞受辱，但只有疯人才能加以否定。”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施特劳斯的学说只是披上了精美的古典外衣的权力哲学而已。我们要防止这种哲学再次成为某种狂热的对权力追求的政治运动。
（3）德意志虚无主义变种
施特劳斯刚好写过一篇文章《德意志虚无主义》，里面指出：“德国虚无主义并非绝对的虚无主义、并不意欲包括自身在内的万物全都毁灭，它只意欲特殊某物的毁灭：现代文明。也许我可以说，有所限制的虚无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几乎绝对的虚无主义，仅仅出于这个理由：对现代文明的否定。”“德国传统正是对现代文明的理想、那些源于英国的理想的批判”“目前的盎格鲁--日尔曼之战有着象征意义。英国人在德国虚无主义面前捍卫现代文明，这就是在捍卫文明的永恒原则。”
德意志文明耿耿于怀的就是自己相对于英法来说带有野蛮性与前现代性。因此致力于颠覆英法文明成为德意志近代思想学术二战前的主轴。而英国所代表的近代文明本质上是因为科学的兴起所导致，从牛顿开始，科学的力量得到了认可，进而科学的思维方法逐渐渗透到洛克、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头脑里去，而科学的最根本的前提在于承认客观实在性。由此，德意志的哲学家最喜欢颠覆的就是客观实在性。“实在”没了，虚无主义也就来了，尼采、海德格尔所要治疗的就是这种病入膏肓的虚无主义，很可惜尼采也只不过是虚无主义的变种，这里的施特劳斯拒斥现代文明，本质上也是虚无主义的变种。最后显然只有英格兰懂得帝国统治的技艺。
四、科学思维方法及英格兰经验主义
按照施特劳斯主义的观点，客观事实并不是重要的（德国哲学热衷诋毁实在），价值才是第一重要的。因此在刘小枫看来，文革就有某种合法性，按照经验主义或者科学的传统，事实是第一重要的，文革的事实是：有不下几十万人含冤而死（为了接近事实，不敢说几千万，但保守估计几十万是没有问题的吧），死的事实就是，从肉体层面上被消灭，更准确的说，人的肉体无法进行新城代谢、呼吸、心脏功能的永久停止，残骸成为生物地质化学循环的一部分。这是科学事实，是科学实在性。因此我们推出文革是有问题的，是有错误的。公式就是：事实推出结论。但是刘小枫并不这样看，在他看来，科学实在性不重要，重要的是文革背后的价值，这个价值可以看成是对共产主义的追求，或者看成刘小枫认为的对现代性的反抗。因为这个价值是崇高的，所以一切的事实都是微不足道的，也就是死了那么多人可以忽略的。只要价值崇高，事实上不管如何的错误，都是正确的。按照这种想法，大东亚共荣圈要建立共荣的世界，因此价值是崇高的，二战死亡人员可以忽略，再进一步说，希特勒是有一个伟大的梦想的，因此希特勒发动二战所造成的灾难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这么说，现在如果我为了保护被刘小枫玷污的柏拉图这一伟大理想，杀死刘小枫，这一行动是完全具有合理性的，因为我为了捍卫柏拉图的崇高，为了“义”这一崇高价值。所以杀死刘小枫这一事实根本微不足道。
以上就是按照刘小枫的理路自然而然推出的结论。这背后暗含的其实是两种思维方式的分歧，一种是科学思维方式，一种是唯心主义的方式（从某种观念、理念、价值、主义出发对事物进行评估）。因此施特劳斯们的信徒热衷于诋毁科学，诋毁经验主义传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按照爱因斯坦的看法，科学最根本的前提在于承认客观实在性，我身边的地、山、土、水、空气、植物、动物、太阳、星系等等都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存在在那里，按照其自身的物质规律、万有引力定律、力学规律、化学规律在运转的。当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存在也是一种物质，是一种客观实在，也是有自身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任何想要按照主观愿望霸道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想法都是唯心主义的。科学基本的思维方式就是：观察、实验、归纳、演绎。在培根、伽利略、牛顿、洛克看来，知识本质上来源于经验，没有经验就不可能有任何知识。首先要对客观事物进行观察，例如伽利略观察物体抛物线运动，使用望眼镜观察月球、木星，这样才能得知事物的现象，当然在伽利略《两大世界体系对话》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崇拜者辛普里丘认为真理来自权威，而不是来自观察，当伽利略邀请亚里士多德信徒前来观看比萨斜塔实验的时候，信徒们拒不参加，仍然认为两个铁球不是同时着地。当然施特劳斯的信徒们是从来不会观察客观事物的，他们相信施特劳斯的金口玉言，他们相信真理来自死去古人的书本，或者来自他们崇拜的神赏赐给他们。当他们看到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时候，他们认为上帝七天之内创造世界的说法更为正确。实验要求人们尽可能地排除外界的影响，突出主要因素并利用一些专门的仪器设备，从而使某一些事物发生或再现，从而去认识自然现象、自然性质、自然规律。比如刘小枫得了一种病，为了治好他，我们制作了十几种药物，但是不知道效果如何，因此我们必须实验来检验，因此就是找十几位和刘小枫一样病情的人在同样条件下服用相同剂量的药物，最后选出那种药效最好的药物。当然刘小枫的信徒们肯定给老师的药物是中医里面某位大师（哲人）制作的神奇药物，这样刘小枫必死无疑。
所谓的归纳法是培根提出来的，就是由一系列的具体事实概括出一般原理。这项原理大家都比较清楚，不多说。所谓演绎其实来自于数学方法，最早提出的是欧几里得在欧式几何中发明的方法，笛卡尔、斯宾诺莎把这种几何证明的方法用到哲学中来。牛顿力学就是演绎法的最好诠释，牛顿从牛顿运动三定律（估计施特劳斯的信徒们不知道三定律，也没有尝试过牛顿力学的精美）为基础，通过逻辑演绎推出加速度、力的分解合成、能量守恒、动量守恒定律、万有引力定律。最后通过万有引力定律完美解释了彗星运动和潮汐现象。当然，施特劳斯的信徒们是对演绎法不屑一顾的，所以他们认为这种理性的方法无用的，胡乱思考、天马行空般的诗意的、文学的、艺术的思维方式才是他们所喜爱的。如果我猜测正确的话，估计是他们愚钝的脑袋学不来数学、科学高深的学问。他们怎么能够领悟了欧式几何的逻辑魅力，怎能领会得了在演算牛顿方程组过程中所享受的乐趣呢？那里有一种他们无法理解的美在里面。引用一下我以前写的一些文字：
“对于那些伟大的科学家来说，他们的文章同样深深地显示了他们自己的个性。一个音乐家能从头几个音符就辨别出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同样一个数学家也能极为敏感的辨别出高斯，柯西，欧拉的文章，据波尔茨曼说：他感觉法国数学家的风格优雅卓越，而英国人特别是麦克斯韦的判断力令人震惊，他读麦克斯韦的文章时感觉我们不必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那样，如果不理解这种天籁，那么就把文章放到一边去吧，他一个个的结论接踵而至，最后，意外地高潮突然降临，简洁的表达式出现，接着大幕降落。”
“在海森堡看来科学之美就是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固有和谐。事实上这种和谐就是理论的一种井然有序的秩序，它是连贯的，明确地，合乎逻辑的，成体系的。而各种混乱的经验材料只有在这样一个秩序中他们才会被我们所理解，才显示出他固有的美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家就在于使混乱无序的经验材料或者知识变得井然有序，每一个经验都因为被置于适当的位置，他才在众多的经验中显示出了他的意义。在这一方面，达尔文无疑是做得最为出色的，他把各种以前毫无联系的经验编织在了一个严密的框架内，这才让我们理解了何为进化。欧几里德的工作同样是这样，在他的杰出工作以前，希腊人零散的发现了一些几何知识，但是是不成为体系的，只有当欧几里德把这些知识放入到一个精确的逻辑框架时，知识之间才显示出了一种内在的关联，而这种逻辑框架就是一种美妙的秩序，他在显示着一种大自然的美。”
按照科学的审美标准，刘小枫的理论体系就像老婆婆的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丝毫显示不出奥卡姆剃刀原理的简洁优美。按照科学审美，刘小枫的逻辑起点在何处？这是非常不明晰的。当然对于那些浪漫主义、非理性主义、尼采、施特劳斯的信徒们，他们怎能理解得了这种科学中蕴含的美呢？他们学习不来科学，所以他们就热衷于诋毁科学。正如德国人一样，在科学领域落后于英法，所以他们要用日耳曼野蛮的森林传统，还有前现代的神话来诋毁科学。这恰恰是德国人悲剧之所在。
科学的兴起成为了整个现代社会的根本动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精彩的描述道：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当然施特劳斯的信徒们狡辩道：你们那个科学还是从我们的炼金术里面发展出来的，事实上，这是正确的，施特劳斯的信徒们正好充当了伽利略时代的宗教裁判所位置。今天施特劳斯批判的现代性根本动力来自于科学，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海德格尔、施特劳斯连批判的对象都没有。可是施特劳斯的信徒们是永远也不会感恩那些科学家的，他们认为他们去上大学乘坐的火车是种罪过，他们必须穿着原始人的衣服从北京走到上海去开研讨会，还有他们宿舍里面的取暖器也不该有。当然了，我们的玉兔月球车在他们看来是废品，它打扰了神的安宁。
科学的兴起，逐渐把科学思维方式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之中去，首先在笛卡尔、斯宾诺莎那里，几何学的证明方法被应用到哲学之中去。继而牛顿力学的思维，渗透到洛克、伏尔泰、亚当斯密的头脑中去，继而在英国引发了工业革命，而在法国引发了启蒙运动。所以施特劳斯看到科学的儿女——工业和启蒙运动就恨之入骨。启蒙运动在德国产生了康德哲学，小枫口口声声要找康德算账，其实我提醒一下小枫，你找错人了，你要找的人是伽利略、牛顿、莱布尼兹、笛卡尔、拉瓦锡这些科学家。是有了科学才有启蒙的。所以至今为止，施特劳斯的信徒们都还分辨不清楚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这叫做敌我不分。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拉开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序幕，自由主义随之兴起。所以施特劳斯的信徒们对民主制度、自由主义也就恨之入骨。在美国施特劳斯的信徒发动了新千年的“十字军东征”（布什用语），按照施特劳斯的教导，那些异族人是野蛮人，是非文明世界的人，而我们代表的是高贵的文明人，文明天然要对野蛮发动攻击，于是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爆发。当然我们高估了施特劳斯的影响力，但是这种狂妄战争背后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类似于施特劳斯学派那种思维的推波助澜。
总之施特劳斯主义是源自德国的对近代科学精神的某种深刻的反动，以及对尼采权力哲学的某种继承。只是外表披上了一层古典精致漂亮的外衣罢了。如果我们学者能把自己的知识根基深入到牛顿力学或者早期经验主义传统那里，就能给予他们最致命的一击。从这里看，那位邓晓芒教授对施特劳斯主义的批评就显得过分的肤浅与不给力。
五、总结
此文到此要结束了。我把我的思路再梳理一下：
1.证明出施特劳斯主义的存在，就刚好让刘甘自相矛盾，这标志着施特劳斯的引进最后也只不过陷入了和他们批评的庸俗的自由主义一样的处境。
2.在甘阳和刘小枫之间有理论上的矛盾，我们可以在理论上撕开更大的口子，给二人同盟一次痛击。使用同样重量级别的学者汪晖、张旭东的理论给予刘小枫痛击。
3.证明出施特劳斯主义只是在用死人拯救活人；只是一种空洞的文化民族主义，而没有任何政治经济学分析（参看马克思）；只是在使用文化特殊主义反抗西方的普遍主义，本质上还是落入了西方普遍主义的陷进之中；证明出刘小枫的柏拉图并非真正的柏拉图，只是一种主观臆断的产物。
4.证明出施特劳斯的学说只不过一种变种的德国权力哲学、德意志虚无主义。其危险之处在于对客观实在性的否定。
5.使用施特劳斯信徒们最无知的科学思维方法对施特劳斯进行批判，使用英格兰经验主义对施特劳斯主义进行最后致命一击。
到此完成了对施特劳斯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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