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重新发现中国优势

12月9日下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是全球第一个以“中国模式”命名的研究中心。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在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谢谢王绍光老师的介绍。首先要祝贺张维为教授主持的这个中心的成立。我非常荣幸能成为张维为教授最早一批文章的编辑者，大概从2007、2008年开始编辑，亲历这段中国思想崛起的酝酿过程，内心充满自豪。维为教授无论在《中国触动》、还是在《中国震撼》这些销量过百万的书籍后记中都特别感谢了我，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您对我的感谢。（全场笑）

张维为教授是过去几年里中国话语崛起的重要代表人物，顺势成立全世界首个以“中国发展模式”命名的研究中心，可谓真的是“应运而生”。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层意思是，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大概从2008年前后中国思想界开始兴起的新一轮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热，或者说是中国话语崛起的这个趋势里，到底是哪些学者或思想者在推动着这样的伟大进程呢？换一个问题是，Why Zhangweiwei？为什么是张维为？为什么是以张维为教授为代表的这一批思想呢？我发现，这个进程实际上是由三类学者在推动的。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在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发言

一是类似于像库恩教授、马丁·雅克教授这些外国友人，对中国有一种特殊情怀与客观理解，对欧美政治有难得的批判精神。他们敢于用另一种眼光看中国。第二批学者是长期在国外工作、学习，或者拿到博士学位的，他们对西方有很深了解，吃透西方政治理论，并超越了他们的视角。在座有很多，比如说王绍光、潘维、史正富等几位教授，大都在美国待了10年以上；第三批学者就是经常到海外去，学着用脚底板做学者，不拘泥于学理，而是实践出真知，今天在座的房宁教授就是最有代表的一位。前几年他走遍了东亚五国一区，重新发现了东亚的政治转型模式，可谓是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新开山之作。

总的来看，这批学者重新发现中国发展模式，试图重新寻找中国制度优势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对各国事务的广泛见识、通过国际比较对中国发展拥有充分自信之后才形成的。

拥有这种自信与理性比较，经历了非常艰辛的过程，至少经历了近两百年的时间。从1840年开始，中国重复走着“对外开放――引进优势——恢复自信――受到挫折――再继续开放”的进程。1840年后的第一轮开放，引进的是技术，当时说“放眼看世界”，“师夷长技”等更多的都是在科学技术、工业生产要素等方面，后期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时曾短暂恢复了国民自信，甚至还有像义和团那样自大的，但甲午战争的大失败，把中国打回了原形，引进技术优势之路最终受到了巨大挫折。中国人重新寻找复兴的优势根源。

第二轮开放是从1911-1919年前后。所谓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之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引进的是以民主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为重心的政治理论。但国民党政府的败局、以及后期新中国解放初期的挫折迂回再次证明，无论民主理论，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本本化的推行之路是行不通的，重要的是发挥社会与大众优势。

1978年的改革开放，事实上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三轮开放，引进的核心是以自由市场主义为中心的经济理论。这种开放与欧美早期希望中国“市场化推动民主化”的期待发生了吻合与共振。所以，从1980年代“中美关系密月期”，到1990年代美国对华的“接触”与“两面下注”政策，一直到2000年后西方支持北京申办奥运、支持中国入世，以及中国对诸如南斯拉夫炸馆事件、南海撞机事件等的忍让，对美国反恐战争的配合，一度中国以为真的“融入世界”了，而西方也一度以为“中国该开始民主化了”。

但2008年前后，一切急转直下。以詹姆斯·曼(James Mann)的《中国变幻》(The China Fantasy)一书为代表的声音，广泛质疑“经济成功的中国能不能变成民主化国家”。当时美国参议院还两次就此举行了听证会，结论越来越多地偏向于“不能”。于是中国办奥运，招致欧美空前的抵制。当时的中国像是祥林嫂捐了门坎却仍进不了堂室一样地再次觉醒了。加之欧美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奥运、世博会的成功，“天时地利人和”大大提升了中国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理自信的几率。

所以，2008年前后开始的重新发现中国优势的“政治学思想热”，可以归纳为三个原因：一是经过百年历史挫折教育出来的；第二是被西方持续不断、来自方方面面压制之后条件反射出来的；三是一批思想者先驱在真正了解外国优缺点之后总结出来的。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过去三十多年，全面引进了欧美思想与理论的政策，很多时候都显得问题重重。最典型的是两种，一是住房市场化政策，虽然推动相当一部分人的财富增长，但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类弊病与摩擦的重要根源；二是汽车文明。2000年中国社会还在讨论“是否建立汽车社会”，短短几年间，中国成为全球汽车最大的倾销地，以及中国能源危机、环境恶化、城市病的关键症结。

相反，那些根植于中国本土的政治或经济政策，却相当成功。比如说我故乡浙江义乌，从鸡毛换糖一直到现在的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地，成为中国贸易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的第一大贸易国的重要折射。还有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直到现在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所谓各类土地流转政策，都发挥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恐怕要有第四轮“睁眼看世界”，全面比较中国和世界的差距、差异。哪些是真正的差距，需要中国人继续学习的？哪些是差异，中国人千万不能学，尤其不能照搬照抄的？

我以为，这一轮的“睁眼看世界”同样需要大量艰辛的工作，这里必然伴随着中国对外交流从“逆差”转为“顺差”的艰难过程。最早从逆差转为顺差的，是小商品，是轻工业产品，接着有诸如三一、华为等重工业产品、科技产品的“逆顺反转”。现在慢慢呈现出来的是影视产品、孔子学院等文化产品。最落后、逆差最严重的是思想产品。几乎所有的优秀社科书店里，被翻译过来的书籍一般都是本土学者书籍的10倍以上。我现在也在学习金融，金融类书籍也差不多呈现了这个趋势。幸运的是，中国大量优秀的金融思想家已经意识到华尔街那一套不应该全搬到中国来的，所以才会有诸如“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等大量与美国金融理论格格不入的思想萌生。

从这个大的背景下讲，像张维为教授，还有在座很多著名学者的使命很重。重新发现中国，重新发现中国的优势和不足，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使命，是我们一代、二代甚至更长时间的历史责任。

第三点，是一个建议，就是研究中心成立，目前存在两个当务之急。除了深入研究中国发展模式以外，还要做两点：一是大众传播，让社会舆论更加明晰地懂得中国发展模式的优缺点。现在中国大众舆论一片逆向种族主义之声，不是说中国人批判自己中国人不好，而是过多了、过滥了、过于自卑了。最典型的，就是前天在上海那个大妈被一个老外撞的事件。刚开始，全国舆论一边倒地骂那个大妈讹上老外，要是没有后来的视频，估计事件百口莫辩了。现在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中外摩擦，很多人首先谴责的是中国人，一切以价值观先前，而不问对错，这种舆论的高度不自信、过度批判的趋势要扭转。这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的重要责任。

二是代际传承。即我们中国的本土优势、思想文明的智慧怎么样一代代传承下去。年轻人非常重要。有时我发觉，越经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越瞧不上中国人自己，瞧不上父辈，瞧不上那些土办法，甚至以会几个“洋泾浜”式的英语或学术语言为傲。不是说学欧美不好，更不是说批判中国不好，我指的是，我们是中国人，却想当“香蕉人”（黄皮白心）是大可不必的。所以，如何教育、引导与培养中国下一代年轻人自信，更加客观、理性、平和地看待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差异与差距，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的巨大责任。

当然我作为后生，也责无旁贷地去做这项工作，从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作为智库的角度，不断地去建设这个处境艰难、但前途远大的国家。所以，我不是特别赞同刚才马丁·雅克先生讲的其中有一句话，“中国已成功了”。我觉得最多也只是“半成功”吧。革命还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大家还要再加班加点、再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