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钓鱼岛争端与东亚安全（上）
本文为作者在今年北京太平洋论坛的发言稿上篇，授权观察者网首发，下篇将于近期刊出。
中国和日本分别是全球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是亚洲乃至东亚最为重要的国家。两国关系的阴晴变化直接决定着东亚的安全和稳定。中日建交以后，双边关系一度友好，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关系急剧恶化，直至由于日本试图国有化钓鱼岛而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
一、日本为什么打破和中国“搁置争议”的默契？
主权之争是无解的，除非双方立即兵戎相见。明智和理性的做法是在各自宣示主权的同时，行动上要克制。假如一方打破默契，另一方必然回应，从而导致循环恶化升级，形成两国国民民族主义情绪的对垒。这种博弈不仅算不上零和，实是双输。
为此，针对钓鱼岛，中日建交时双方曾达成事实上的“搁置争议”默契，并一直得到遵守。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在进行有关日中关系正常化交涉时，周恩来提出了在钓鱼岛问题上“搁置争议”的提议，对此田中角荣说: “在求大同存小异这一点上，我和周总理取得了一致”，表示同意周总理的说法。
1978年8月，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与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进行缔结《日中友好和平条约》交涉，园田直在北京同邓小平讨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一如既往，搁置它20年、30年嘛。”园田直表示赞赏。
日本试图国有化钓鱼岛，让两国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
1996年11月24日，在马尼拉进行的APEC日中首脑会谈中，当时的桥本首相作了如下发言：尖阁诸岛（钓鱼岛）是我国固有领土，这是我国基本的立场，同时，我们也深知中国与我国有不同的立场。虽然日中双方在这件事上立场不同， 但是不应该由于这样的立场不同，损害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都极其重要的日中关系全局的健全发展，我觉得在这一点日中双方的认识是一致的。
与会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主席说，在钓鱼岛问题上，我非常担心由于一些人的挑拨使两国关系恶化。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并不是马上要解决，但是需要双方的努力，政治家和领导人要站在高处，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处理问题。我们注意到了日本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努力，今后也希望能继续努力。
双方可以达成默契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国力明显高于中国，对拥有钓鱼岛的主权怀有很大的信心。另一方面有冷战共同的对手苏联存在。但随着日本国有化钓鱼岛政策的出台以及安倍首相的公开否定，这种默契不复存在。日本改变现状的原因相当复杂，综合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
1、国际大环境
（1）美国重返亚太。
21世纪美国全力反恐，中国则抓住有利的国际环境迅速发展，接连超越英、法、德、日，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除陷入两场反恐战争，更爆发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此消彼长，国际普遍认为最快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已成为替代美国最具潜力的国家。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宣布战略东移，不仅迅速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脱身，更要把60%的海军军力部署到亚太，其重新遏制中国的战略跃然而出。
（2）中日力量对比变化。
日本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房地产泡沫破灭以来，经济持续低迷。中国却迎来了增长黄金期。并于2009年取代日本占据近半世纪的全球经济体亚军的宝座，到现在经济总量已是日本的一倍半。虽然中国人均水平仍远远落后日本，但双方实力对比正向有利于中国的天平转移。中日双方都明白，时间在中国一边。
今天的日本正如前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布鲁金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暨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在台湾接受媒体采访时所承认的：“日本过去一直是一级国家，现在却遇到真正的挑战：它是否想要继续扮演一级国家的角色？ 日本的领导问题（六年换了六任首相）、长期的人口与经济前景，只会使这个问题更险峻。近年来真正让日本还能当一只老虎的，是它背后有另一只大老虎。那就是美国。”
在这样的现实和未来不利预期下，日本只有趁还拥有一定筹码的情况下，主动挑衅，以尽可能多地赢取战略主动。
（3）中国发展阶段和突出的内政问题。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已处于中等发展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根据历史规律，这一阶段社会处于矛盾多发期，甚至处理不慎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社会混乱。
目前的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恶化、腐败较为突出。其他如高房价、看病难等社会问题也令民众不满。日本认为中国将全力投入内政，无法再同时有效应对外部挑战。
（4）日本政治精英的退化。
整个二十一世纪十二年不到的时间，出现八个首相，十一个内阁——这其中还有十次内阁改组。最短命的小泉第三内阁仅维持了一个月零十天（另一个短命的森喜朗内阁仅持续了三个月）。上世纪九十年代则是七任首相、九个内阁——这其中还发生了六次内阁改组。这期间最短命的羽田内阁仅存在了两个月零两天。
可以说日本的政治已到了“不能视事”的程度。所以日本的内政和外交经常发生大幅度反方向摇摆。既有乐此不彼挑衅中国和韩国的小泉，也有希望中日友好的福田，更有疏美亲中的鸠山，也有选举需要而对中国强硬的菅直人（罕见扣押中国舰长和渔船）、野田佳彦（国有化钓鱼岛）。2011年日本发生百年一遇地震和海啸，时任首相的菅直人竟然由于指挥无能而在下台后被检方起诉！灾难过去几个月了，灾民依然得不到有效安置。
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用议会民主制度，但像日本这样的，还是相当少见。可资类比的大概只有法国。法兰西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第一、第二共和是早期的尝试，可忽略不计）共同的特点就是政府如同走马灯一般更替。第三共和最短命的政府仅分别只存在了两天、三天、四天和五天！第四共和十二年间更换了二十二届政府，有两届政府仅维持了两天。好在法国还算幸运，凭借戴高乐的智慧，改革了过去失败的议会制，建立了“半总统制”或者“双首长制”。
法国之所以能够改变，有四个原因。一是它是完整的主权国家。二是危机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程度。三是有戴高乐这样即有崇高威望又有高超政治技巧的政治人物。四是法国已经没有了王室。总统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
日本显然以上四个条件都不具备：它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下，仍然还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在改变政体方面显然没有决策权。目前的日本虽然危机重重，但还没有达到维系不下去的程度，整个日本也缺乏相应的动力进行政治改革。另外由于政权的封闭性和权力的世袭特色，也导致日本后继乏人。最后，日本二战后没有废除天皇，假如要效仿法国模式，将无法解决谁代表国家的难题。
日本的政坛的世袭，严重影响政治人才的产生。这既有传统因素，也有选举制度本身的原因。
今天的日本，强烈的家族观念，依然是其社会关系基础。长子继承，门第观念在现代社会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更何况搞政治必须有人脉、钱脉，还必须有一定的经验，因此政治人物先让子女担任自己的秘书，让他们熟悉自己的地盘、开阔眼界，从而累积起政治生活经验。
小泉纯一郎从政之初，虽然有父亲的遗荫，也有固定的地盘，却因为其父死得突然，使他必须匆匆从英国赶回来继承，缺乏党政治秘书的阶段，结果第一次参选竟败下阵来。后来，有幸自民党大老福田赳夫拉他一把，让他当自己的秘书，悉心栽培，三年后终于如愿以偿。小泉从此跟福田派、安倍派、森派结下不解之缘。
日本的选举制度和选区规划，也有利于世袭政治的发展。日本实行小选区制，加上稳定选区划分，这让传统政客可以在地方上长期经营其势力范围，将地方党支部变成其个人的后援会。
田中角荣当首相期间，他利用国库为地方大兴土木，甚至修建铁路新干线从东京直通其偏远的家乡，乡民不仅感恩，还变家乡为铁票区。不仅如此，其女儿田中真纪子还不费吹灰之力继承了这份丰厚的政治资产。
然而权力的世袭堵塞了有抱负者的进入，无法形成有效的人才更替机制，最终导致今天日本政治的脑衰甚至脑死亡状态。
2、各处国内小环境。
（1）日本2012年9月21日的党首选举。由于时任首相野田佳彦支持率持续走低，为拉抬支持率，赢得大选，不惜在钓鱼岛制造对外冲突。
（2）十八大即将召开。
由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日本判断中国为给大会创造良好环境，面对自己的挑衅会采取克制态度，最终默认新的既成事实。
二、中日双方的优势和劣势。
1、中国的优势在于制度运转良好，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日本则已经停滞二十多年，而且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240%。
**2、日本的优势。第一它已经进入发达阶段，而中国刚进入中等收入行列。**根据人类历史的经验，贫穷和富裕阶段一个国家都易保持稳定，只有在中等收入阶段，由于利益分化和分配的不均等，社会矛盾频发且易发生动荡，抗内外冲击的能力脆弱。
第二，日本的国际环境要好于中国。这除了日本引入西方制度之外，还和它被美国实际控制密不可分。2008年西方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之后，中国模式的成功无形中对西方构成了强大的挑战和威胁。奥巴马上台之后迅速调整全球战略，再次把中国视为头号挑战对手，宣布重返太平洋，积极插手中国周边事务。欧洲由于沉陷债务危机，再加上地缘政治的原因，对钓鱼岛争端并不关注。但在仅有的报道上却也难称公正。比如明明是日本挑衅在先，但却不对之进行指责，仅仅泛泛报道，然而当中国反击时，却指责中国反应过度。不过，在东亚区域，日本的外部环境显然要明显劣于中国。日本和韩国、俄罗斯都存在领土争端，台湾也由于钓鱼岛问题和日本对立。只是日本缺乏政治智慧，竟然形成了三国四方同时冲突的地步。
第三是日本民众的素质高于中国。虽然同样面对领土争端，日本也有游行，但却不会发生中国那样的暴力事件。在中国最开放的城市深圳，甚至不得不发射催泪弹平息。在西安、青岛等不少城市都发生纵火、打砸日本商店、日产汽车。香港的爱国商人、长实主席李嘉诚旗下的屈臣氏商店也遭到抢掠一空，铺面被夷为平地。2011年，日本发生地震时，中国百姓竟然谣言的影响下发生抢盐风波，而在发生地震的日本，百姓依然井然有序的购物。甚至政府救援迟缓，百姓也以难以置信的忍耐力等待。这种差距，可以称为中日两国在现代化程度上的差距。
中国的劣势大都和发展阶段有关，而且是可解的，逐步改善的。而日本显然则是体制性、结构性，很难找到解决之道。
三、中日双方的得失。
仿佛是历史的延续，这一次日本又扮演了主动挑衅者的角色。而且也一定程度达到了所要达到的目的。一是形式上强化了对钓鱼岛的主权控制。无论是国有化，还是数十名日本警察借防范台湾渔船之名登上钓鱼岛，都显示了其对钓鱼岛的主权拥有。二是支持率低迷的现任首相野田佳彦以相当大的优势赢得党首选举，连任首相。
但日本同样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是钓鱼岛由过去日本独自实际控制转向事实上的“中日共同控制”。中国借与日本冲突之际，改变了过去“搁置争议”的做法，转向“实际主权拥有”。为此，中国宣布了钓鱼岛领海基线、决定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东海部分海域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划界案、发布钓鱼岛天气预报。更重要的是中国形成了对钓鱼岛海、陆、空立体巡航。尤其值的一提的是中国渔政船不仅登上中国渔船检查，还驱逐进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行驶在此海域的管辖权。
对领土争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规则是不太注重历史文献和历史发现，而更重视当下的实际控制。特别是长期、和平的占有，是最重要的依据。这也是日本为什么要国有化的动机之一。然而，这场冲突不仅使日本失去了独自控制权，也使得钓鱼岛争议国际化，对日本而言，其主权控制反而是倒退了。
二是日本的整体国家主权更形萎缩。由于日本和中国的对抗，迫使日本加大了对美国的依赖，其二战后就已失去的完整国家主权更加弱化。已经逐渐失去经济力量的日本，恐怕再难有机会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其在国际上的地位将会持续加速下降。
三是已经停滞二十多年、严重依赖国外的日本经济由于中国的报复和即将可能到来的更多经济制裁而受到重创。经济制裁，一向是强大国家对弱小国家采取的措施，当时的首相野田在参加联合国大会前夕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冷静考虑目前的日中关系，不要对日本采取经济制裁。其无形中已经把自己摆在弱国的地位。目前中日两国经济态势如下：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2011年中日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量20.6%，而对日贸易仅仅占中国外贸总量的不到10％。今年1到7月份，仅仅占8.8％。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可见一斑。特别是日本严重依赖外部环境的弱点和经济低迷二十多年的现实，已经让日本丧失承受一场经济战的能力。而中国在以接近两位数增长三十多年后，至今仍保持全球主要经济体最高的增速。
四是钓鱼岛争端，也令日本探知美国的底线。虽然双方有安保条约，美国也声称安保条约覆盖钓鱼岛。但假如真的和中国摊牌，美国是否兑现条约，日本并无把握。
先是美国一再声明在钓鱼岛问题上不选边站，维持中立立场。随后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最近访问中日两国时发言相互矛盾。在东京他呼吁和平解决分歧的同时，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在北京，帕内塔在装甲兵工程学院演讲结束后回答有关美日关系与钓鱼岛争议问题时又表示，美日的确是军事盟友，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会对盟友的某些行动提出批评意见。此话显然暗示，美国不赞成甚至批评日本“购岛”的挑衅行动。主管亚太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是强烈的亲日派和对华强硬派，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虽然重申美日安保涵盖钓鱼岛，但声称中日之间如果发生冲突，全世界的经济都会承担不起——实是美国承受不起的代名词。
当然日本的国运确实比较差，钓鱼岛国有化引发中日对立以来，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局势急剧恶化和动荡。埃及发生军事政变，推翻首位民选总统。突尼斯连续发生政治谋杀案，局势一触即发。也门则变成基地组织活跃的国家，各种恐怖事件频频发生。利比亚则实际处于无政府状态，更发生大使馆遇袭、大使身亡的惨剧。面对伊斯兰世界的遍地烽火，此时的美国就是有心也是无力。
所以说日本首相野田看到中方对“购岛”行动做出的强烈反应后，坦承事前的评估有误。不过正如外电所评论的，他不是对中方的反应评估有误，而是对美方的反应评估有误，因为美方并没有毫无条件地公开挺日，甚至没有明确、公开表达要与日本共同协防钓鱼岛的立场。美方立场是美日安保条约不应该是一张可以让日本为所欲为、甚至轻易将美国卷入战争的“空白支票”。只是今天的日本，一旦戳穿美国保护的假象，它在国际社会上还有多少筹码？
其实说白了，美国对日本的保护，不过是对日本控制的委婉语罢了。美国可以利用日本为己所有，怎么可能会被日本绑架，为日本利益服务呢？野田佳彦竟然连这一点都理解不了，还要进行试探，可见日本政治精英今日之水准。
第五，钓鱼岛引发的中日冲突（以及日俄冲突），在引发国际关注的同时，也令日本二战战败国和历史责任问题上凸显出来。中国一方自不必说，指责日本是在挑战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另一个战败国德国也认为日本无视二战历史是钓鱼岛问题争端之源（德意志电台）。文章认为，与德国一样，日本在二战中是侵略者。然而，日本至今没能清理这段沉重的历史。如果日本不能深入和批判性地审视过去，日本就无法解决领土争端。日本与韩国围绕独岛（日本称竹岛）也发生过类似的领土争端。当时的韩国总统曾明确表示，正是因为日本至今不愿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才会导致领土争端被赋予了如此重要的意义。
由于日本在二战时超出底线的残忍针对所有国家：中国、美国、英国、荷兰，而且又一直没有对战争进行彻底的悔悟，这造成各国对日本既不信任，更无好感。假如中日冲突进一步扩大，历史因素会更加突出出来，日本在冲突中的正当性会大幅减弱。
中国在这次钓鱼岛冲突可谓是最大的赢家，几乎有得无失。除了抓住机会改变“搁置争议”策略转向“实际主权控制”外，其收获更是多方面的。
首先起到凝聚香港、台湾和推进国家统一的作用。香港回归十五年以来，双方的交流日益密切，但不容否认的是，心的回归仍然与经济和文化层面颇有差距。最近香港特区政府推行国教竟然遇到不少的反对就是一例。 而钓鱼岛争端则是凝聚共识、人心促归的最佳活生生教材。日本越蛮横，就越突出中央政府的角色。中央政府越迅猛回击，越能赢得民心。毕竟外部危机是建立内部共识和国家认同的催化剂。
相对于香港，台湾更为特殊。由于两岸分治六十多年，有着故乡情怀的老一代已经退出舞台，连接两岸中国意识的基本上只有抽象的历史。这不可避免的带来感情和认同感的疏离。从根本上讲，这才是台独的真正土壤。要唤起共同的中华意识，还是需要从现实寻找资源。钓鱼岛就成为最佳的选择。这一次由于大陆站在冲突的第一线，台湾也表现十分的高调：台湾海巡舰艇全天候24小时在钓鱼岛海域护渔、大量渔船前往钓鱼岛作业。台湾民意调查也表明，54%的民众支持两岸共同保钓。
二是为“十八大”创造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这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政府威望和权威，为下一步更深层的改革提供良好的条件。
中国由于所处发展阶段，社会矛盾多元且突出。这也造成了社会的分化和内部分裂。同时西方也借助这种分裂不断想办法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现在就是改革也无法形成共识。另一方面中国确实已经来到深水区和改革攻坚阶段，这需要威望高企、强有力的政府来推动。这次钓鱼岛争端，无形中创造了这一凝聚全国共识、体认当今执政党强势作用的时机。更何况日本之所以敢无视中国的连番警告而对中国挑衅，也是看准了中国的内部问题。这种外力恰好变成了中国内部推动改革的动力。
三是美国“小北约”东亚围堵战略自行破产。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有几个层次。一是在南海，通过和东盟的关系，借助领海争端，牵制中国。二是在东亚建立“美日韩台”所谓的“小北约”来制衡中国。但日本和韩国的领土争端，使得双方对立。由于钓鱼岛也导致台湾和日本关系紧张，两岸则不约而同展开保钓。美国设想的“小北约”形同破局。
四是这场冲突也让我们看到了日本政治制度的弊端。比如政党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为了一己之私赢得选举而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另外，二十一世纪以来，日本已经更换了8位首相，11个内阁，实际已经丧失了治理国家的能力。中国目前也正在探索适合自己的政治改革道路，至少日本的教训从反面给中国提供了借鉴。
最后，中国对日本迅猛亮剑，也起到震慑南海诸国的效应。以日本之国力和拥有日美保安条约，中国依旧毫不手软，这自然也要令被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冲昏头脑的南海诸国清醒清醒。其实它们应该明白，中国以大国之尊，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实是已经照顾到它们的利益。如果还想在不对称的国力面前奢望更多，恐怕将是一无所获。菲律宾在黄岩岛引发事端，结果却让中国借机达到实际控制的目的。
中国唯一一失，则在于大规模民众抗议行动中所出现的暴力现象。要知道城市市民是抗议行动的主体，这也还是中国国民素质较高的社会群体，更兼有北京知名教授当街诉诸暴力（实在令人不解，无法接受）。由此可见，人的现代化还是有相当的距离。毕竟暴力现象不仅损害中国国际形象，也损害中国自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