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当“矫情政治”绑架了雾霾治理

连续一周，雾霾锁定半个中国，民间集体发牢骚情有可原。牢骚之外，有极少数人抓住机会攻击政府，攻击制度，恨不得全盘否定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全部成果。

雾霾危害健康，人人厌恶实属正常。但雾霾又系工业化伴生的副产品，与工业化与生俱来。笔者这些年见多了一种情况：一些国人，一边优先享受着工业文明的巨大收益，另一边却借雾霾攻击政府和国家制度，塑造自身替民呐喊的“出头鸟”形象，博取网络上廉价的掌声——若说两年前或一年前微博闹哄哄时，如此“博彩”还可玩个屡玩屡爽——放在时下，只能招惹来越来越多网民的厌烦。

不是笔者生性消极，更非笔者愿与阿Q为伍，讨论和直面中国当下的雾霾，一不能脱离国家发展阶段，二不能脱离13.5亿人口这个最大的国情。

何谓发展阶段？

撇开学理层面文绉绉的定义不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雾霾锁定英伦三岛就是最朴素的诠释。如果说英伦三岛离我们太远，那就以上海的苏州河为鉴：苏州河恶臭半个多世纪，最近十数年水质日趋改善，表面看是政府投入大额治污资金起了作用，可究其本质成因何尝不是发展阶段使然？！此两例“一正一反”，结论却殊途同归，既形象还贴切。

何谓国情使然？

13.5亿人口（相当于两个半欧洲的总人口或四个美国的总人口）仅生活耗能一项，每年得烧掉多少煤，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端坐在高耸入云的写字楼宇内，开着26度的暖空调，在那儿骂骂咧咧痛斥政府为什么不尽快改变中国的能源结构，这不是“矫情政治”还能是什么？！

中国火力发电装机容量与年发电量均已成为世界第一。可就这么着，中国人均用电量不到美国的八分之一，中国还不能做到人人享有用电的权利。电主要由一次能源转变而来，用天然气发电可减排一半以上，可中国有没有把全部煤电机组统统换成燃气机组的资源禀赋呢？退一万步说，就算全世界的天然气全部用来为中国人发电，中国的发电机组还不照样吃不饱而不是撑不了。

淘汰落后产能尤其是过剩的钢铁、水泥、重化工产能，不可能因雾霾来了就在短短数年间一关了之。落后产能的背后是几千万个家庭的生计和数以亿计的饭碗。在替代产业未能大批成长起来之前，淘汰落后产能没那么容易。惟一容易的是，已经富裕到坐在写字楼宇里就能大把揽钱的“金主”，才可以坐着说话不腰疼。而这样的“金主”占中国人口的比例又有多高？同样，以敢于为民呐喊自居的公知大V，一多半生活在体制内，坐享体制内的一切好处，端起碗吃肉，放下碗即“吃里扒外”充当反体制“斗士”。

人比人气死人。“你”先富裕了，“你”诉求清新空气，可更多的“他”适才勉强过了温饱线，更需要有一只稳定的饭碗增加收入。这更多的“他”，对饭碗的材质没有要求，金饭碗不敢奢望，银饭碗不敢奢望，细瓷饭碗也不敢多想，能谋求一只粗瓷饭碗就极为不易。这就是为什么雾霾锁定申城一周，那么多的建筑工地上，农民工仍在露天作业的缘由所在！电视记者开着采访车，跑到工地上哇啦哇啦责问项目经理为什么不执行政府的“雾霾停工令”，却全然无视工地上的农民工，可是干一天活开一天的工钱呀！

多数中国人懂得“认命”。把这“命”装进雾霾里，就是治雾霾不可能脱离发展阶段和国情现实。现实中，认“命”的中国人对雾霾多半抱定一个忍字，都深知承受雾霾带来的污染，就是国家特定发展阶段因发展而必然伴生的代价，人人都得为之分担。

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但凡是人，个个都是碳排放的制造者。生活条件越好，人均排碳量越大。有闲心在网络上骂骂咧咧的主，恰恰是人群中碳排放的大户甚至超级大户。把自己排除在外，只苛求政府减排不力，这叫什么心态——典型的公知大V心态！

在某些个公知大V的嘴里，政府与民间就治雾霾存在着天然的对立。如此观念的立足点有两个：一是政府惟GDP至上，而惟GDP又系官员惟政绩至上。这是什么逻辑——GDP怎么了，没有了GDP背后所创造的无数饭碗，让进城的数亿农民工都喝西北风去？！让接下来的新型城镇化如何开展？！

雾霾系积累性爆发，政府早年“带”着各行各业粗放式发展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全社会各行各业也须分担各自的责任，我们每个人也都系雾霾或多或少的制造者。既然制造雾霾谁都有份，那就别把责任都推给别人，把公益心惟我独占。

雾霾下的上海陆家嘴

放眼今天的世界，还找不出哪个国家的政府如中国政府那样，对治雾霾肯动用一切可动用的资源。自媒体和微媒体时代，连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孩童都是监督的“嘴”——因此有人说，政府被动治雾霾那是被骂出来的。没错，若就事论事的确如此。否则，PM2.5笔者小时候就有，可那时只管叫雾，从未听说过霾。可笔者更倾向于政府从十六届三中全会起，的确开始了致力于科学发展之努力。科学发展是理念，是发展的行动纲领，更是此前数十年粗放式发展打下的物质基础。完全可以说，没有粗放发展在前，又哪来科学发展渐渐呈现。政府和人一样，都是在对错误的认知和对教训的反省中才能变得成熟起来。

讲科学发展，绝不是对造成雾霾的一切工矿企业一关了之。作为政府，它只能在治雾霾、转结构、升能级之间寻求并保持彼此的平衡。如果治雾霾与人们的饭碗发生了直接冲突，而短时间内又不能为丢了饭碗的人们提供替代饭碗，那么，治雾霾之紧迫同样须首先为保饭碗让路。这就是针对科学发展的最朴素的认识论，亦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的方法论！

煤电污染和汽车尾气污染，既是现阶段制造雾霾的两个显性元凶，亦是现阶段通过治理最有可能见效的两大治雾霾发力方向。前者主要是发展绿色能源，可如果发展核电就起哄闹事，发展水电被斥为破坏生态，发展风电、光电被污蔑为好高骛远脱离实际（起哄闹事的舆论制造者与斥责政府治雾霾不力者系同一批人），那么又让政府如何面对？同理，倘若高收入者皆追求大排量私家车摆显，日子紧巴巴者即便贷款也“宋姥姥嫁人看大样”，对不起，就此两大领域治雾霾同样是扯淡！

治理国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包括治雾霾，今天的中国并不缺乏且愈来愈不缺乏认识、决心和决断。中国当下的最大问题，是各种治理难题被“矫情政治”人为绑架，弄得政府和社会各界“里外不是人”，以至于一次次错失治理具体问题的最佳时机，继而人为抬高治理难度和治理成本。更有少数人铁了心、一厢情愿地充当西方敌对势力“搞散中国”的急先锋。如果说这就是所谓民主社会的雏形，那么，笔者以为这样的民主对国家、对社会，对老百姓实乃有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