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伟：从埃及到泰国，一种困境，两处伤痛

发展中国家最近的局势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可供分析的实例。它们就是：一、泰国的黄衫军和政府、红衫军之间再起的街头抗争。二、埃及罢免穆兄会总统穆尔西和随之而来的民众风潮。

这两个地方相隔甚远，历史种族宗教环境背景等都大不相同。但两边的事态发展还是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民众的政治参与爆炸”。

这个词组的意义稍微详解一下就是说，民众对国家政治发展的参与过度，以致达到引起严重政治动乱的地步。当然，相应的另一面就是：政府或泛言之的国家政治精英集团未能恰当地处理政治局势，主动引发或被动导致了民众的过度政治参与。 

这种类似的混乱局面在西方发达的民主制国家也时有发生，但一般来说都能无伤大雅，无碍大局地被处理掉。宪法秩序被触动甚至被打破被推翻的事例，已经只是在很久远的过去才会发生的事情了。

在现在的埃及，多党民主制才建立不到两年，一切都还没有成熟，现在的民选总统被抓，宪法秩序显然被破坏。而泰国的当下局面似乎已经难以继续在现行宪政的轨道内运行，更困难的局面似乎很快就将到来。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这两个风牛马不相及的地方诡异地面临着一个类似的宪政难题——就是：通过再次选举，并不能解决他们实际面临的政治困局。

先说泰国。他信代表的民粹势力在现行制度下不可能被打垮，一经选举必会卷土重来。而城市民众则一定接受不了民粹主义的偏颇政策，红衫军黄衫军的冲突一定会再起。

美女总理英拉上台的头一年，似乎局势还算平静。可是，近几个月来，围绕英拉提出的意在赦免其哥哥他信的提案，风潮再起，很快地，一切固态就又都复萌了。黄衫军代表城市利益，人数较少，但更狠辣，更有技巧，也拥有更多资源（比如对示威者的食宿供应），又有军方的超级容忍（无条件中立）。他们围困、进占的，都是一些关键部门。红衫军代表乡村，代表穷人。他们人数多，但资源少，策略差。这次他们扎营的地方居然是谁也不妨碍的空置的体育场。

12月3日，泰国局势已有新发展。黄衫军已经开着推土机闯进总理府。警方和军方坚不动武，自然无法抵挡。英拉似乎已经同意辞职，解散议会，重新大选。但反对派深知重新大选后他信派依然会占据议会多数，拒绝此一出路。他们自称举行的是“人民政变”，但其实质是“城市人民政变”。他们要求成立“人民政府”、“人民议会”。而这个议会和政府的实质，必然是只能主要地代表城市的利益，因而不能是由农民占多数的泰国人普选出来的。这样，事涉宪政根基，双方又会无法妥协了。

那么泰国的政治困局的出路何在呢？对于城市派的眼下而言，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推翻现政府后，成立一个不经选举的政府，或者长期不选举，或者把宪法和选举法大加修改，一定要把农村势力的代表压到少数。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他信的梦魇就永远都不会做完。但是这样做，红衫军又能接受吗？他们一到城里来，军队很可能跟上次一样，就不会严守中立，而可能动手镇压了。

有长远的和平解决办法吗？那就是等待发展，等待社会变迁，直到城市人口、中产以上的人口占到人口的半数以上以后，这个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就可以不侵犯城市人口和中产阶级的基本利益了。问题是这一天，由于政局的反复折腾，必然向后推迟。

现在来说埃及。那里的根本问题是穆斯林兄弟会稳固地掌握了还占多数的农村人口和城市下层民众的的选票。如果重新选举，穆兄会支持的议会候选人和总统候选人必会卷土重来。这个局面就是把穆兄会宣布非法也无法改变。因为一定会有一个比如伊斯兰弟兄会（简称伊弟会）出来取而代之。前段所述的泰国这些年来的反复折腾不是已经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吗？

那么出路何在呢？先说近期的。和泰国一样，那就是尽量拖延选举，或尽可能地修改宪法和选举法，一定要把乡村势力、穆兄会的势力打压到议会议席的一半以下，政局才可能恢复稳定。再说长远的，那也是要指望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直到城市人口、中产阶级、温和的穆斯林占到人口的多数，这个舆情就会变得温和，穆兄会就很可能无法统治多数人心了。

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埃及整体城市化、中产阶级化和宗教情绪温和化的历程可能十分地漫长，可能完全遥遥无期。这样在多党普选的政体下，穆兄会的势力就很可能长时期地根本无法铲除。那岂不也是一条死胡同吗？

有人会问，那还有好些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尼、印度，人均收入也不高，农村人口也占压倒多数。但多党普选制度在那里运行得还行呀？我不否认这是事实。但更差的实例实在多得太多。比如非洲有五十几个发展中的民主国家，除了极少数的石油富国，有几个能完成最基本的经济发展任务呢？比如西亚的穆斯林国家也有好些富裕的，只可惜他们基本都是君主制国家，成功靠的是石油而不是民主。

泰国和埃及的局面就是典型的民众政治参与爆炸。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无休无止，没有底线的街头暴力抗争。开始可能合法和平的游行集会示威，最后通常甚至必会演变成与军警或对立派别民众的肢体对抗乃至放火杀人。

说到底，就是当今的世界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合发展中国家穷人、农民占多数的国家的温和的民主制度。而真让穷人、农民当家做主是不是可行，笔者至少在本文中不想多说。

具体到泰国的现状，其实笔者还有一个点子，就是城市和乡村各选一个议会。或者由市民单独选举在泰国已经存在的上议院。然后这两个议会联席开会，决定大政方针。总理也必须对两院同时负责。必须要两个议会同时通过的议案才能生效，而不能顾及两个议会代表的公民数目的不等。这样当然是给市民的政治权利加权。如此，从城市往乡村的捐输或用中国的叫法“转移支付”自然会大幅缩减。市民们抗争的基本目的就可以达到。但是如此，如果两院就总理人选永远达不成协议又当如何办，笔者就不知道了。但这样农村自然会更穷，发展更慢，共同富裕的期限就会更远。唉，还是甘蔗没有两头甜呀。

现在我们来假设，纯属虚构地，把与泰国或埃及类似的多党普选制度在一个城乡二元、且农民居多的非多党普选国家试行。一定会有政党声称首先代表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但也一定会有声称更多地代表农民、农村利益的“农民党”诞生。也会有声称更多地代表城市，代表中产阶级的“城市党”出现。在多党普选的前提下，农民党必会在议会中占据一个相当大的多数。

须知当代中国正是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差别巨大。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政府通过农业合作化制度和统购统销政策，不知从农村“转移支付”了多少财富到城市。那么，在我们假设的城乡二元国家内，且不说农民党执政，只要占据足够重要地位，就能要求归还他们被掠夺的财富。如果他们用比现在还要激进得多的方式进行城乡之间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平权运动，（比如彻底废除户口制度，农村人口享有与城市人口完全一样的福利。）城市人民应当是接受还是拒绝？接受的话，又会损失多少利益？拒绝的话，又会导致多少动荡？

当然实际的局势，肯定还会复杂无数倍，但绝不会比原先非多党普选的制度更安定殆无疑义。而类似中国这样的大国，比起泰国或埃及，人口和幅员可是大了十数至数十倍。试行的风险可是不老小呢！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中国的现行制度就已经接近完善，本人还是主张在保留一党长期执政的前提下，向西方的制度学习不少的成分。比如党内有更多的民主机制，社会上有更多的言论自由，人民不要有更多的“爆炸”政治参与，再比如建立制度化的协商……一言以蔽之：加权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