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逝世最新纪念：曼德拉自由的那些年-施洋
疾病缠身、噩耗连连之后，曼德拉逝世了。这位被称为“南非”国父的黑人领袖几乎亲手终结了世界上最后的种族隔离国家，也作为新南非的缔造者成为新南非的第一任总统。
尽管作为新晋的金砖国家，南非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日趋活跃。然而它的发展却并不理想。早就是非洲第一经济大国的南非在1994年后的年均增长率仅为3%，不仅远低于中国、印度等其他金砖国家，甚至低于种族隔离时代每7.4年GDP翻一番的“旧速度”；2013年1季度，南非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南非失业率高达25.2%，几乎两倍于1994年的13%；而根据南非种族关系学院的调查数据显示，南非住窝棚的人数由1994年的不到100万上升至2006年的140万，日均消费费用不足1美元的人数由200万上升到400万……面对拥抱普世、消除隔阂的新南非人，新南非20年来的答卷却并不光彩。
曼德拉自由的20多年都发生了什么？要了解这些，就要从他奋斗半生反对的种族隔离说起。
种族隔离
面对今日南非的尴尬现状时，许多评论家都把南非 “从一个发达国家发展成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原因归罪于新南非黑人政府的无能。但稍微考察历史便能发现,在历史的另一面，“智慧、能干、有教养”的白人，其实并不是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经济奇迹的关键。
二十世纪初，作为掌权集团的南非白人在南非还不到400万，面对的是差不多2600万黑人和有色人种，几百年来种族压迫已经造成了种族之间的完全对立，想要靠一人一票保住白人的权力近乎天方夜谭。南非白人政府因此炮制了一套“南非共和国是一个多种族国家，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习俗皆有所不同，言语也有所差别。让各民族各自发展，并不是种族隔离，而是各自发展”的说辞，将种族隔离在南非固化下来。
南非的种族隔离以1913年的《原住民土地法》作为开端，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在上世纪50年代被强化。这套体系包含众多法律，涵盖从工作到婚姻、居住甚至媒体等各方面的隔离制度，仅这一串法律名称就可以让人不寒而栗：《原住民土地法》、《移民调节法》、《公民身份法》、《禁止跨族婚姻法》、《背德法》、《人口登记法》、《反共产主义法》、《集团地区法》、《班图人管理机构法》、《防止非法定居法》、《土著建筑工人和土著服务法》、《隔离设施法》、《班图人教育法》、《班图人城市区域法》、《矿业和工作法》、《促进黑人自治法》、《班图人投资法》、《大学教育扩充法》、《黑人家园公民身份法》、《阿非利加语媒体法》……
1918年7月18日，曼德拉出生于南非特兰斯凯乌姆塔塔一个滕布族酋长家里。他的曾祖父是当地著名的黑人部落首领，父亲是操科萨语的滕布人部落酋长，据说有皇族血统，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尽管12岁父亲就因病去世，但曼德拉也因家中的长子地位而被指定为酋长继承人。滕布族大酋长达林戴波则成了他的监护人。
30年代的南非种族隔离尚不彻底，少年时代的曼德拉因此被母亲送到当地一所白人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接受正规教育。教会学校毕业后，曼德拉进入惟一肯招收黑人学生的黑尔堡大学攻读文科。高等教育经历是曼德拉与普通黑人最大的差别，也是他后来能领导黑人运动能力的保障。
虽然放学后，曼德拉像其他黑人孩子一样帮助父母放羊、种地，并在这一时期接触到底层黑人的悲惨生活，但得益于他酋长之子的独特身份，曼德拉的生活并不赤贫，也不需要过早承担养家的重担。
1937年时的曼德拉
带血的GDP
不是所有的黑人都如曼德拉这般幸运，大多数的黑人不得不早早面对南非的彻底隔离制度，并且承担起养家重任。
在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对不同人种的歧视和差异对待极其鲜明：白人占据了从教育、医疗、就业到盥洗室和海水浴场的几乎一切公共服务中最好的部分；而黑人在户籍上被依法纳入位于南非边境的“班图斯坦”中。
面积狭小的“班图斯坦”里，人口密度3倍于南非平均水平，基础设施却是南非最差的：没有下水道，没有医院和学校，没有现代化的产业。许多时候，那里的黑人甚至没有南非共和国公民的身份。
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终结时，各个“班图斯坦”的分布图
离开“班图斯坦”的唯一渠道就是前往大城市做廉价劳动力。为了谋生，大量穷苦的南非黑人年纪轻轻就得到白人居住的大城市打工。由于他们理论上不是南非公民，不享受南非任何的公共福利，南非政府也不为他们准备任何社会保障，从而节省了大笔的政府开销；家庭贫困导致的缺乏教育使他们只能从事最低等的劳动。他们的薪水微薄，平均工资只有南非白人的1/10-1/8，这为南非企业主们节约了大把的人工支出，从而为南非产品增添了真正“带血的GDP”。
对于南非黑人而言，进城卖苦力是经济繁荣时谋得太平犬的苟活之法，在所谓“有序城市化”的名义下，一旦遇到萧条，南非政府就把失业黑人视为城里“多余的人”，竭力把他们赶回家靠部落份地生活，以此把危机的打击转嫁到他们身上。
种族隔离政策对南非黑人的剥削还体现在土地制度上。南非在白人社会内部基本上按英国传统建立了实际上的私有地权制度。政府却对黑人强化了部落集体下的家庭“份地”平均使用制，不仅取消了1813、1828年许诺的黑人购买、拥有土地的权利，还严格禁止黑人与白人间的土地交易和租佃。而在黑人内部，当局也只承认部落土地所有制，不承认黑人家庭的私有制，并以法律“限制个人对土地的权利”，“限制个人土著土地拥有量”。即便这样，这些黑人部落区保有的土地，国家也可以随意征用来搞开发。使用份地却没有所有权的黑人家庭也好，白人国家安排的黑人家园自治机构也好，都不能对白人国家的意志说“不”。
这二者的结合成了南非在种族隔离时代经济飞速发展的关键。依靠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超廉价劳动力和几乎零成本的劳工社会保障体系，辅之以可以随意获取的黑人土地和非洲首屈一指的工业能力，南非拥有了成熟工业国不具备的独特优势。这种对黑人和黑人土地的盘剥正是南非几十年维持7%以上经济增长的秘方。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原始积累，在欧美、苏联、日本甚至中国都出现过，但没有哪里的积累如南非那样，彻底而不可动摇。
曼德拉的努力
对于结束种族隔离，曼德拉有着极为卓越的贡献。大学三年级时，曼德拉就因领导学生运动而被除名。此后，他不得不只身前往约翰内斯堡，虽然有着家族的支撑，作为黑人，他也只能干诸如金矿警卫、拳击手这样的普通职业。在这里，曼德拉加入了非国大，并在函授修完文学、法学课程的同时，与西苏鲁、坦博合作，于1944年在非国大内建立了非国大青年联盟，任全国书记和全国主席。在青年联盟推动下，非国大于1949年通过反对白人统治、争取民族自决的政治纲领，决定以群众运动反对白人种族统治。
曼德拉和他的同事还开设了曼德拉坦波律师事务所，为请不起辩护律师的黑人提供免费或者低价的法律咨询服务，并先后任非国大执委、德兰士瓦省主席、全国副主席。1952年年底，他成功地组织并领导了“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在他的组织下，成群结队有组织的有色人罢工罢市，强行进入仅供白人使用的商店、邮局、车站、住宅区等公共场所。这场运动持续了四个月，蔓延到全国，给白人政府以沉重打击。
“蔑视运动”使非国大威望猛增，成员从7000人发展到十万人。针对这一情况，曼德拉制定了以其名字第一个字母命名的“M”计划，着手在基层建立严密的街道小组，再逐级组成城镇领导机构，接受非国大中央执委会领导，使非国大的组织日趋严密。得益于曼德拉的努力，非国大在黑人基层中扎下了根。
南非当局下禁令不许曼德拉参加政治活动。但曼德拉不为所动，继续领导罢工运动，并转入地下武装斗争。曼德拉创建了非国大军事组织 “民族之矛”并任总司令。他隐蔽在一个白人朋友家中钻研克劳塞维茨、利德尔·哈特、毛泽东和格瓦拉的军事理论，选择了以经济目标为主的“破坏战略”。1961年12月16日，为纪念祖鲁人抗击布尔人入侵的“丁干日”，曼德拉的“民族之矛”在德班、伊丽莎白港和约翰内斯堡同时行动，袭击政府机构和变电站，公开进行游击战。
他还曾秘密赴国外访问，并出席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反非自由运动大会。1962年8月，在美国中情局的帮助之下，曼德拉被逮捕入狱，开始了他长达27年的“监狱生涯”。
在这一时期，曼德拉和非国大的抗争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他们也联合起来对南非进行了各种制裁：1962年，联合国成立“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1963年8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第181号决议，对南非实行非强制性武器禁运。之后，南非被从一些国际组织中相继驱逐出去。1974年，第29届联大取消了南非参加联合国一切活动的资格。1977年，安理会通过第418号决议，对南非实行强制性武器禁运。1979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1981年，世界上124个国家的代表和许多国际组织的代表在巴黎召开制裁南非的会议，通过了制裁南非的《巴黎宣言》。1982年，联合国把这一年定为“动员制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国际年”。1983年，联合国制定并开始实行第二个“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10年行动计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际反种族主义浪潮的推动下，许多西方国家也开始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1986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全面反对种族隔离法案”，对同南非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实行严格限制。在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1985年美国的一家银行带头制裁南非政府并终止了对南非的全部贷款，从而引发国际社会多个国家宣布对南非实行制裁。1988年，就连南非昔日的朋友以色列也停止向南非出售武器。到80年代末，全世界140多个国家与南非断绝了外交和经贸关系。面对压力，南非政府被迫寻求社会变革，同意释放曼德拉并放松种族隔离政策。
1990年2月11日，在监狱中度过了27年的曼德拉终于重获自由。当日，他前往了索韦托足球场，向12万人发表了他着名的“出狱演说”。1990年，南非解除戒严；1991年南非共和国废止人口登记法、原住民土地法与集团地区法，在法律上取消了种族隔离政策。1994年，非国大在首次不分种族的南非大选中获胜，曼德拉成为南非首位黑人总统。
种族和解
与其他国家不同，南非在种族政权变更后，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反攻倒算或者罪行审判，而是通过“种族和解”的手段与方法，和平终结了南非的种族制度。
尽管有着许多华丽和动情的辞藻来修饰这种和平的伟大，但理性的原因显然才是南非如此选择的根本：种族隔离时代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之整体系统，如果要审批或者追究，几乎所有的白人都无法逃脱罪责，在南非社会的运转依然要依靠白人精英、军队仍为白人控制的情况下，这种种族清算不可能实施。
当时的南非司法部长签署法令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委员会由大主教图图担任主席，18名成员中有许多宗教界人士，10名黑人，8名白人，人员构成代表了政治、宗教、职业等社会各类层次。那些曾经作恶的人，向专门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出申请，讲述在那罪恶年代曾经发生的事，并申请赦免。
以坦白罪行换取赦免的设想得到了许多公众的支持，包括许多在种族隔离期间的受害者及其亲属。许多警察和安全人员出来讲述曾经发生的一切，包括拷打、监控、非法绑架和虐杀，讲述他们在从事这些行为时的心路历程，讲述他们从一个普通的父亲或孩子变成国家罪恶一部分时的内心挣扎，讲述他们黑夜从梦魇中惊醒面对家人困惑时的苦楚，讲述他们如何将权利争取者的尸体扔到河中喂鳄鱼。历经数年时间，真相委员会听取了2.1万名证人的陈述，既有受害者，又有加恶者。直到2003年3月，完成使命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将其编写的厚厚7卷报告递交给南非总统姆贝基。
变与不变
从曼德拉到祖玛，南非历经了三位总统和一位代总统，这四位黑人总统对南非最大的贡献就是去白人化。曾经一手被白人建造起来和命名的城市、机场、道路现如今都换上了一个个响亮的黑人名称。白人统治时期的国旗、国歌、国徽全部换掉，并在97年颁布了全新的宪法，曾经的南非已不复存在。
看起来南非的种族和解十分成功。但统计数字表明，这种和解的背后显然隐藏了什么。根据南非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南非1994年的4390万人中，黑人人口为3354万，白人为553万，经过17年的增长，2011年的南非总人口增加到5177万，黑人人口增加到4100万，白人人口却下降到458万，减少了近20%！南非没有经历战乱、屠杀和整体迁徙，白人的经济水平还高于黑人，如此巨大的人口减少来自于南非白人的大规模持续移民。
种族和解如果真如南非政府宣传的如此成功，这些南非白人又为什么选择背井离乡，告别故土呢？这一切都要与种族和解的消除方式有关。
为了实现真正的种族平等，1999年起，南非政府开始推行“公平就业法”、“黑人经济振兴法案”等，黑人开始逐渐担任政府和大中型企业要职，很多公司担心遭到政府部门制裁，宣布只招收黑人和混血人。稍微受过教育的黑人，都能比较容易地找到工作。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白人开始失业，而在1994年之前，白人失业率基本为零。许多失业的白人抱怨“那些黑人甚至不知道如何启动电脑，就能到政府部门任职，我们白人却被统统赶了出来！越来越多的黑人进入政府，就更没人帮助我们白人了！而那些黑人却只知道踢球和跳舞。”
南非政府为了兑现自己保障黑人权益的诺言，大力推进“平等就业”，实质是扶助黑人就业，许多缺乏经验和专业能力的黑人被认为擢升到领导岗位，导致许多企业的运作管理出现混乱。而与此同时，不少高素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因为白人身份被迫离职，心灰意冷之下，许多人选择了移民。他们的流失给南非经济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打击。
不过尽管通过十余年的种族平衡，黑人已经占据了南非军政系统和从上到下的公务员机构的大部分，从2000年至2010年，南非行政部门黑人员工比例从42%上升至74%。但在南非的经济活动中，白人依然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排名前20名公司的主管均为白人男性。私营公司60%的高层管理人员是白人男性，14%为白人女性，而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所占的比例仅有9%和4%。这些富裕的白人因为没有遭到清算，依旧凭借财富维持着原本的社会地位和奢华生活。
更多的普通白人的命运则极其悲惨。失业白人中的许多人原来在白人政府的公务员系统中从事着普通工作，靠着种族隔离获得相对黑人的“高收入”维持着普通生活。当“种族和解”开始后，黑人政府大肆削减政府部门中白人的数量，议会中的白人声音已经变的越来越小，军队和警察中的白人数量也逐年递减。由于南非黑人对公务员系统的彻底洗牌，他们失去了“体制内”的稳定工作，又没有能力移民，迅速沦为赤贫。虽然没有政府对他们的审判，但黑人对白人的“隐形歧视”却无处不在，甚至同为无产阶级的黑人贫民也看不起他们，以至于白人贫民窟成了比黑人贫民窟更悲惨的存在。
据估计，南非总计450万的白人中约有45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加冕公园这种地方挣扎着的10万人只求生存。这里以前是大篷车营地，如今是400多白人寮屋居民的家。黑人掌握的银行资源不给白人贷款，混乱的社会环境又使他们经常遭受抢劫和伤害，而黑人警察对此也经常不闻不问。更为可怕的是，许多曾经参加过南非军队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在种族和解后受到很多南非黑人的威胁甚至殴打。
近十几年来，南非穷困白人的数量不断上升
但南非黑人的生活却并未随着许多南非白人的贫穷和离开而好起来。1994年的“彩虹政府”曾让占据南非人口80%的黑人以为，彻底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时刻已经到来。但时间并没有改变一切：1994年，南非白人的人均收入是有色人种的10倍；2012年这个数字并没变化。当时，黑人的失业率高达40%，有超过1400万人住在贫民窟。现在，黑人的失业率仍有27%，住在贫民窟的黑人还有1400万。
2010年，南非工会大会总书记曾经给出一组数据，约有48%的南非人每月收入不足322兰特(约7兰特合1美元)，25%的人靠政府的救济生存。而2009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排名前20名的公司主管的薪水是南非普通工人平均收入的1728倍。据统计，南非大约有71%的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每月收入低于800兰特，而这其中又有59%的家庭甚至没有任何收入。南非黑人男子每月平均收入为2400兰特，南非的白人男子每月平均收入为19000兰特。大多数白人妇女每月的收入为9600兰特，而大多数南非黑人妇女每月的收入仅为1200兰特。
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白人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那种高水平保障是建立在对广大黑人的广泛剥削之上的，当经济总量基本不变，而需要保障的人口一夜之间增加十倍的时候，这一保障体系自然不堪重负，保障水平下降也理所当然。尽管南非每年接近一半的财政收入都投入到社会福利部，用于救助800万贫穷、残疾人员，月收入在800兰特以下的家庭才列入到救助对象。南非未建立明确的医疗保险制度，但政府规定，所有公立医院都有义务无偿地为穷人、老人、孤儿、残弱人员提供免费诊治，由卫生部统一结算费用。因为收费低廉甚至免费，全国约有90%的人口在公立医院就诊。这也为南非添了一笔不小的开支。
如果说新南非依旧能够保持旧南非的高速经济增长，那么保持这种社会保障并且持续增长或许还不是奢望。但大量白人中产的移民严重损害了南非企业的管理水平和企业竞争力，非但如此，当局还制定了一系列诸如《平等就业法》、《基本就业条件法》、《劳资关系法》等法律，将南非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待遇迅速地与国际接轨。如此一来，南非制造的廉价也因为劳动力成本上涨而不再存在。原本高效运转的南非企业，在白人管理与剥削黑人两大法宝全部失效之后，迅速陷入了困境。
永恒的剥削
事实上，许多非洲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都曾经因为相似的原因导致本国经济彻底崩溃。南非之所以得以幸免于难的原因，与其说它的种族和解取得了成功，不如说是它找到了另一种延续南非固有经济模式的方法，那就是——非法移民。
根据南非警察总局2008-2009年年度报告，南非非法移民有300万至600万人。平均每十分钟，就有一名非法移民穿越边境进入南非。而南非内务部的地区领导则承认目前全南非非法移民人数估计超过500万人。他们大多持3个月的短期旅游签证入境，然后想尽办法留在南非务工挣钱。
由于他们来自境外且劳工身份非法，自然南非政府相对优厚的社会保障与他们毫无关系，工伤和公共服务都要依靠自己，一旦失业也无法领取政府每月800兰特的救济金，只能选择在南非继续挣扎或者灰头土脸地回到故乡；他们的家乡大多贫穷且充满战乱，他们因此从小缺乏教育和应有的劳动技能，只能参与低级简单的基层劳动；非法身份在南非随时可能会被遣返，为了不被雇主告发，他们只能接受雇主的剥削，以相当于南非本地黑人平均工资一半的每月1000-1500兰特低薪长期工作。当然这笔钱对于他的家乡数量不菲，但以此维持在南非的生活甚至还要试图积蓄则是难上加难。
低端、低薪、无籍、缺社保，这一切看起来那么似曾相识。资本剥削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仅仅把剥削者从南非黑人转变为非洲黑人而已。
“撒了可可粉的卡布奇诺”
至于南非政权顶端的黑人领袖家庭，却率先向白人看齐，过起了富足的新生活。
英国《卫报》报道，没有人知道曼德拉到底有多少财产，或者他的钱来自何处。但曼德拉曾经慷慨地给予别人捐赠，动辄百万兰特；他的继任者姆贝基，虽然出身于清贫世家，选择却最喜欢穿伦敦萨维尔街出品的西装，品尝上乘的苏格兰酒，叼着充满贝兰香水烟草的华丽烟斗——任何一种品位都价值不菲；至于现任总统祖玛，更是一路背着各种腐败指控走上总统大位。早在2005年6月，祖玛的前财务顾问谢克向法庭供认曾向祖玛行贿130万兰特，约合19万美元，用于为其商业行为牟利提供方便。去年，这位拥有四个妻子和一大家子的总统在去年耗费2亿兰特（约2290万美元）公费整修乡间的私人宅邸，将其扩建成包括一个直升机停机坪、地下通道、多间男女分开的浴室和10间国家安全人员的房子、高安全围篱、路面改善和一间医疗所的豪华庭院。
祖玛在乡间的私人宅邸
在新南非，接受政治献金甚至被许多非国大干部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南非的工商业人士又很识“时务”，在与新政府合作的堂皇藉口下，利益输送应运而生。非国大的不少高级干部财富积累果然“后来居上”。谢克、顾帕塔这些南非富裕家族的政治献金不仅提升了祖马整个家族的生活水平，还帮助祖马下一代涌现出了南非最年轻的百万富翁。
虽然南非政府推出一个又一个的反腐法案和计划“昭示”惩治腐败的决心，尽管曼德拉用“他们就像第一次走进糖果店的穷孩子，一旦触及政府资金就再也不肯撒手。”来为腐败的非国大成员开脱，但南非公务员系统，尤其警察系统的惊人腐败早已是不争的事实：2009年8月至2010年4月，非国大购车支出4740万兰特、酒店费450万兰特、会议费和餐费2.03亿兰特、宣传费1650万兰特……总开销近10亿兰特；南非警察部在36个国家的政府部门和机构中被评为腐败现象最严重的部门。大约有83%的南非人认为警察最腐败，36%的人承认曾行贿警察。
南非华人则说，他们因为勤劳富裕而被南非警察当成了敲诈勒索的对象；至于南非的贫穷白人，则根本无法指望警察为他们提供保护。2013年7月“全球腐败晴雨表”调查报告显示，受访的南非民众中，63%有被索贿经历，71%感到过去两年腐败状况愈发严重，81%认为腐败已成为全社会的严重问题。同时，82%认为政府反腐败工作成效不佳，89%希望通过请愿、示威等方式参与反腐败工作。
2012年3月，南非勒斯腾堡矿区发生骚乱，华人仓库遭洗劫
英国的《经济学人》曾用“撒了可可粉的卡布奇诺”来形容南非：白人依靠经济优势，像奶油气泡一样高高在上；黑人则如同咖啡一样沉在杯底；在他们的顶端，黑人政权就如一小撮可可粉，与其说他们决定了咖啡的味道，不如说他们只是在装点门面。
新南非究竟变了多少，也许只有后来人才能真正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