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三中《决定》关于政改说了什么？

就像是石落浪起，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公布，关于中国政治改革步伐太小、力度不够的訾议，又再度掀起。

的确，从措辞上看，在政改方面没有突破性的改变。与经济改革方面众多新的“亮点”相比，这一边厢，阑珊依然。

很多年了，围绕中国的政治改革，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一直进行着拉锯攻防战。在长年的攻防战中，激进派形成了三个主攻方向：

第一个在市场方面，自称“自由市场派”的人士，以市场自由化为旗帜，主攻方向是“国退民进”；第二个在法治方面，自称“宪政派”的人士，以宪政和法治为旗帜，主攻方向是“法治中国”；第三个在民主方面，自称“民主派”的人士，以自由民主为旗帜，主攻方向是“实行民主”。

针对这三个方面，本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延续了一直以来的基本姿态——在三个方面的开放程度依次递减：

在市场方面，三中全会进一步放开，将市场的地位从“基础性作用”提升至“决定性作用”；

在法治方面，略有放开，在重申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大原则之后，提出要“建设法治中国”，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而在民主方面，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也是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坚持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坚持群众路线，“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可以说，这个差异性安排本身，就是本届三中全会关于政改不明说的说明，也大致反映了执政党一直以来的应对态势。分析一下这个态势的内在理由，有助于理解中国政治改革的问题实质所在。

政治问题的核心，归根结底是权力问题，若撇除掉表层概念，直接深入到权力理论的核心当中，则有望得到一个关于中国政改问题的更为清晰的图景。

从权力理论上看，中国的最高权力掌握在执政的政党手中，以一整套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为基础，本质上，这就属于一种典型的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带有强制性，可以统制一切，阻止其他权力对它的取代，也可以代替一切，成为唯一的社会权力。

毛泽东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讲过一段话，“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能靠法治去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了，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开四次会，解决所有问题”。这就是政治代替法律。

改革开放，就是政治权力开始放弃对其他权力的代替，首先在经济方面做出退让，实现分权，其内在含义是：在经济领域，政治权力允许资本权力、经济权力等非政治性权力部分地取代自己。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在越来越多的行业里，政治权力完全退出，任由资本权力和经济权力做大，甚至高于政治权力。

同理，政治权力在法治和民主方面的规范化，也是一种国家权力的重新组合，其含义是：除了经济领域，在社会领域，政治权力也开始允许司法权力、舆论权力等非政治性权力部分地取代自己。

在政改的激进派看来，政改的最终目标，是中国权力格局的根本改变，从现在这种政治权力一家独大、其他权力臣服其下的“金字塔型”格局，改变为政治权力与其他非政治权力平起平坐、各自割据、互有高下的“石林型”格局。

的确，这正是大多数西方社会中的权力格局。

以美国为例，华府所代表的政治权力，只是权力格局中的一角，它与华尔街所代表的资本权力、好莱坞所代表的大众文化权力、大型媒体集团所代表的舆论权力、名牌大学所代表的知识权力等，基本上就是一个平起平坐、各自割据、互有高下的关系。所有这些巨大权力的拥有者们共同构成一个“统治联盟”，对全美国乃至全世界实施统治。

这就引出了关于中国政改的真正的问题：

**1. 这样一个各种权力分立的“石林型”格局，是否适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尤其是考虑到，无论在古代历史还是近现代历史上，每当中央集权崩溃，国家立刻分裂，社会立刻解体，中国还从来没有哪个时期长期稳定在一个分权平衡的状态。

2. 姑且假定中国有可能适应一个“石林型”权力格局，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人来填补政治权力退出后留下来的这些真空？**政治权力的退出，如何在司法、舆论、文化、知识等这些与政治领域密不可分的领域内进行？近年来的“大V现象”，很像是一个实验，让人们看到中国舆论场一旦遭遇篡权将会发生什么。

3. 还有一个新生的问题：被资本权力所主导的自由市场，如果不加管治和约束，市场最终将吞噬掉整个社会乃至国家。面对这样一个形势，一旦政治权力全面退缩，谁来制约资本？谁来规范市场？谁来保卫社会？

综合上述，中国问题总是复杂的，也是特殊的，以上三个问题，触碰到了**在中国政改的深层考虑和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战略的基本理由。**关于中国政改，一味盯着共产党如何如何、习近平怎样怎样，或美国如何如何、西方怎样怎样，看不出多少究竟。

激进派方面的解释，长期以来一直围绕着“执政党贪恋权力”、“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极左思潮的影响”、“传统政治的惯性”这几个理由反复打转，其实也早已被执政党的政治实践甩在了后面。

凡事都有表层和深层，从表层现象上看，似乎道理全在政改的激进派一方，但若从深层实质上看，中国社会的稳健一方其实不无道理。本文替稳健派一方亮出这些理由，也许会有助于讨论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