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禹：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看法

观察者网推出的茅于轼、陈平等经济学家关于真理标准以及西方经济学的讨论，引发了诸多学人的关注。此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赐稿观察者网文章《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认为经济学永远无法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孙涤来信对经济理性人等问题展开论述……今天，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退休教授陈禹再次给我们发来讨论文章，从新古典经济学角度出发对今天经济学的发展进行讨论和思考。

以下是陈禹教授来信

陈禹教授

陈平教授、茅于轼教授、姚洋教授以及各位朋友：

看了前面的讨论，也想谈谈自己对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看法。

1．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和基本问题是什么

纵观人类科学的历史，无非是兴趣（或好奇、或美）和实用（或利益、或需求）两个基本动力。对于经济学来说，可能是后者更多一些。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许多人以为经济就是挣钱。

这当然是很片面的。但是如姚洋教授所说的追求美的动力，在学术界恐怕从来也没有消失过。

作为社会科学，客观性和真实性的问题比自然科学更难解决。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比较通俗地界定为：对于经济这个复杂系统的运行和演化规律的认识和理解。这种认识和理解对于实际的影响是十分显然的，不必再加以解释和强调，虽然这并不一定是经济学家本人的目的。

作为一个与人的行为不可分割的、具有索罗斯所说的“反身性”的、认识过程和干预过程纠缠在一起的复杂系统，经济系统的运行和演化规律无疑要比自然科学中的系统更为复杂，至少会具有许多很不相同的、新的情况和特点。

2．古典经济学——作用和不足（以亚当•斯密为例）

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的贡献和作用可以作为我们回顾经济学的切入点。

经济思想史家韦斯利•米切尔认为，亚当•斯密是现代历史的创始者之一。他的书之所以值得人们注意，最重要的是由于它对当时那些正在消亡的文明的原则的批判，并制定了正在出现的文明的原则（参见《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四辑）》，商务印书馆，北京）。

我非常欣赏这样富有历史感的评价。在资本主义形成的初期，他批判了“正在消亡的文明”，制定了“正在出现的文明”的原则。这既肯定了他的贡献，又限定了他的历史地位。

今天，在信息时代成为新的“正在出现的文明”的时候，我们回顾一下亚当•斯密，是很有启发的。

亚当•斯密的贡献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只就分工理论谈一谈。他提出“分工创造财富”的基本观点，成为今天经济学的基础。但是，他认为是交换的需要导致了分工。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的（这里暂时不展开）。

其次，他没有注意到分工需要付出代价。科斯补充上了这一点。但是，正如陈平教授指出的，科斯完全拒绝定量分析，这阻碍了这个方向上的进一步的深入。

布坎南在纪念杨小凯的文章中说：“杨小凯跳过了二百多年带有误导性的经济学分析，把我们带回亚当•斯密那里，领略斯密的基本洞见，并且富有想象力地运用现代分析技术，重新对斯密的思想进行阐述。”

我体会他所说的误导，就是忽略了分工和专业化的产生和发展，只注意在分工固定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和一般均衡。这也正是从根本上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

事实上，除了效益和代价之外，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分工带来的风险、分工形成的新的利益主体和层次、分工带来的人自身的变化以及由此决定的分工进程的不可逆转性和路径依赖等等。

我认为，这些都是今天的经济学理论需要回答，而尚未有效地回答的议题。

简言之，古典经济学作为那个历史时期的产物，为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提供先进的理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时代决定的缺失和不足，这些不足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空间。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不但没有补充这些缺失和不足，反而如布坎南所批评的那样，偏离了亚当•斯密的思路，把分工静止化、固定化，把注意力集中到分工固定条件下的一般均衡和资源配置，从而误导了研究者。

1983年美国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名为《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这本文集由阿尔弗雷德•艾克纳主编，由里昂惕夫等著名经济学家撰稿。该书从方法论、数学方法的运用等不同的视角，对于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于其科学性提出了质疑。

比如：里昂惕夫所写的序言中就指出：许多经济学家把复杂的经济现象归结为少数几个变量（如资本、劳动、原材料、中间产品、总价格水平等），然后，根据这几个变量建立起简化的数学模型。

然而，这些“似乎有理而完全是任意的假说都无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一个现实经济系统的结构和运行。”该书中还指出目前的“经济学中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错误。如果不纠正这些错误，如果不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经济学就不可能取得进展。”（见该书p7）

的确如此，零交易成本，无摩擦，完全理性，信息完全，即时兑现等等，这一系列假定，使得他们的研究走向脱离实际、难以自拔的怪圈。

15年前，茅于轼教授就在《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的序言中指出：“市场制度能保证经济的高效率，人类社会离不开它，但市场又是有严重缺点的制度。”文中还具体列举了各种弊病。对此我完全赞成。

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经济学没有把今天的市场制度作为一种有产生、有发展、有变化的历史进程的中间产物，而把相对的稳定状态当成了终极目标和绝对真理。所以就陷入了不能自拔的状况。

出路在于突破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

其实，今天的市场制度也就只有几百年的历史，相对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说，还是相当短暂的。有什么理由忽视其发展、进化、完善的广阔空间，而硬要把它当作万古不变的、永恒的规律呢？

3．关于万古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坦率地说，我不相信有万古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包括数学在内，尽管我自己也是学数学出身的。

质和量是事物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当我们在一定的领域中讨论问题时，需要尽可能地加以量化，进行定量分析，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要记住一个基本的前提：在抽象地进行量的计算的时候，已经忽略了某些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抽象和简化，在科学研究中毫无疑问是必需的。牛顿归纳力学定律的时候，就忽略了许多影响因素，这并没有影响牛顿力学的广泛、成功地运用。但是，这并不等于可以认定牛顿力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

当人们的眼界扩大，进入微观世界、进入光速运动的领域，牛顿力学就不那么“准”了。就说数学吧，非欧几何和分形的历史也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不同的场合和领域确实需要有不同的数学和数量分析方法。

数学尚且如此，在别的学科中就更难了。要确定某项命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万古不变，恐怕是很难做到的。

如果说自然科学这一百多年来，已经充分显示了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话，那么，与人相关的、具有更多历史性质的社会科学就更加需要重视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就是视角的多样性（说句笑话，就是“立场”）。

社会之所以复杂就在于多种利益主体的存在。还有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时间的作用，信息的作用，路径依赖等等。所以，更加需要防止把一个方面、一个视角绝对化，而把经济系统简单化。

这样说，并不是反对抽象、建立模型、设置假设，这在一定的范围内都是需要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我要强调的是不要把这些绝对化，要记住它们的有效和正确都是在一定范围内而言的。

关于数学的运用，还需要说明一点。人们常常称道数学在经典力学中的成功应用，却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正是物理学的需要催生了微积分，微积分的成熟是在经典力学的成熟之后，而不是在其之前。

所以，人们需要做的不是把在物理中取得成功的数学搬到经济中来，而是和数学工作者合作创造适用于经济领域的新的数学方法。这不但是经济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数学科学发展的需要。对此冯诺伊曼早就有所论述。

和其他学科一样，数学也是活的、发展着的、需要不断成长和变革的。未来的数学和今天的数学相比，也一定会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和情况。

4．关于科学理论的作用——要梯子不要笼子

上面的这些意见，很可能被认为是不相信科学，或者是相对主义、怀疑一切、折衷主义等等。但是，这恰恰是建立在对于世界的多样性和无限性的认识的基础上的。

科学理论绝对是有用的、需要的，但是必须警惕它被滥用或误用。指出它的有限性和适用范围，正是避免僵化、开启进步之门的必需。

作为对于经验和逻辑推理的总结，一定的理论框架是人类积累经验、传承文明、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基础。其重要性恰恰在于提供思考或行动的帮助。

打个比方，它应该是进步过程这个梯子的一个台阶，而不是终极的顶端。如果把它绝对化、僵化，它就会成为进步的桎梏。说得通俗一点，就会成为笼子。

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是不少的。孔夫子所作的综合，不失为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的集大成者。然而，当他被捧为“至圣先师”之后，这就成了中国进步的笼子和障碍，以至五四运动需要提出打倒孔家店。

再比如八股，对于初学写文章的人来说，也不失为是个有用的框架。但是，当它被当作科举的标准后，就十分令人讨厌了。

总之，我认为有用的理论应该是无限的认识阶梯上的一个台阶，它给人以启发，帮助后人登上一个新的高度。相反，我们如果拘泥于某种已有的理论，看不到进步的方向和途径，那就很容易陷入悲观的、无所作为的怪圈。

我们所希望的是对于科学理论的客观认识，使之成为进一步思考的向导和基础，而不要成为桎梏。说通俗一点，就是要梯子不要笼子。

陈禹2013.11.21于北京

陈禹教授简介：退休前任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国际信息系统学会中国分会副理事长；中央财经大学信息学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