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斯蒙：也谈西方的“阳光神话”——与边芹老师商榷

11月9日，边芹老师在观察者网发表了《西方的“阳光神话”，曲径通幽的灵魂》一文，对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差异和欺骗性做了深入的解剖，读来令人深受启发。不过其中“传统社会较之工业化社会常常被指责为‘压抑’，并由‘压抑’而‘扭曲’”的观点笔者却不太赞同。

**实际上，工业化时代的西方社会相较传统封建时代才更称得上是“压抑”甚至“扭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大多数国人并未深入了解西方的工业发展史。始于英国的西方工业化，早期带来的是暴力和血腥，大批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被赶进工厂。为了获得廉价劳动力，17世纪英国的济贫法案竟规定流浪者必须接受强制劳动，拒绝工作的人将被关进惩戒所受酷刑甚至处死；所有流浪儿童必须在教会监督下学习一门手艺，女童至21岁，男童至24岁。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济贫院里的被收容者仍要穿上统一的贫民服装，同时被剥夺政治自由，因此贫民们视进济贫院为耻辱。

不仅如此，当时的资本家为了节约成本，大量使用童工替代成年工人，技术的进步也使得童工亦能操作机器。在工业革命初期，机器上工作的几乎全部是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比习惯日出而作的散漫农民更易于接受严格管理。雇主会把儿童从孤儿院领出当作学徒长期雇用，许多四、五岁的儿童被迫在济贫院、工厂或习艺所做苦工，每日工作长达十六小时，甚至直到深夜。恶劣的环境下长期沉重及有害健康的工作，造成童工发育畸形，甚至丧失性命，当时童工的平均寿命不到十七岁。即使能活到成年，之前的劳累和营养不良也几乎摧毁了他们的健康。一位英国工厂督察员1804年在视察了一群生活极为贫困的纺织工人后发表评论：“他们的身体糟糕透了，整个群体的身高急剧下降到小人国的程度，从这些人中连一个近卫步兵也招不齐。”同时代的英国人还抱怨说：“法国人可以征发健康的自耕农，我们自己的工业化摧毁了穷人的健康，不是非得用外国兵打仗，而是本国穷人没法当兵了。”

整个18世纪，欧美流行的写实主义文学里充满了类似的场景，著名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就是以自身童年经历创造的小说，揭露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救济院、童工等黑暗面。

随着技术的继续进步，分工更细化及流水线的出现，对工人的组织纪律要求变得更高；而物质条件的发展，让社会强制力也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如边芹老师所言：“人不再是嵌在传统价值框架中的一砖一石，而是大工业流水线的一个劳力，他之‘被解放’其实是一种‘被简化’，他的价值从此直接取决于他的劳动能力，而非在传统价值观框架内的位置。”

电影《雾都孤儿》里描写的工业时代的贫穷并不是幻影

然而与边老师的结论相反，在西方现代思潮眼里，这并非是一种解放，反而是真正的压迫和扭曲。因为人连从整个链条中逃脱的自由都没有了，只能从被迫到无意识，最后自觉地成为各种组织的螺丝钉，机械地维持整个社会机器的运转。如果考察那个时代的军队，会发现美国南北战争中双方军队在伤亡超过50%时仍然可以继续维持战斗，同期的清朝军队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伤亡不到5%就会崩溃，可见工业化社会对个人行为影响的巨大效力。

因此20世纪之前的欧美工业化社会，被现代西方称作“异化”的时代，指的就是这种将有感情的人变为无感情的螺丝钉，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变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异化”。随之而来的思潮和文学纷纷在反省这种“异化”的同时引导兴起了各种人权运动。关于这方面，想必边芹老师更为熟悉，笔者就不再赘言。总之，工业化时代的西方，比起之前的传统封建社会以及现今的后工业时代，是一个更为压迫和扭曲的时期。

那么为何在中国人眼中，近代的自己才是扭曲压抑闭锁的，西方人则相反呢？原因其实在于中西方接触交流的时机上。虽然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但西方文化真正成为中国人关注和学习的中心却要等到甲午战败。正是惨败给一个全盘西化的小家伙，才让中国人意识到自己在文化制度上已经全方位落后，才开始有目的地与西方比较，向西方学习。然而此时的西方早已进入工业化的顶峰时代，文化思潮中开始弥漫反思的气息，要求革命和人性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初来乍到的中国人自然以为西方社会一向如此自由开放。此外西方与中国的距离毕竟遥远，大部分赴外考察的国人又难以接触到中下层平民的生活，来华的西方人则多为商人和冒险家，天性自然更为自由活跃。

此外，虽然中国是在西方的思潮尤其是革命和解放思潮影响下进行了无数次革新尝试，但双方面对的敌人却各不相同。也许中国作家看过《玩偶之家》后有感而发写出了《家春秋》，然而两部作品表达的含义却不尽一致。同在革命的名义下，前者是为了要摆脱工业化社会和资本主义的严格束缚，为解放自身而奋斗；后者却是要冲破封建宗族制度的桎梏，不仅为自身也要为富国强兵而努力。简单地说，西方是要超越工业化时代，中国却是要进入工业化时代，看似雷同的进程必然会导致全然迥异的结果。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何中俄两国革命后无一例外进入了类似边芹老师所称的专制独裁和精神集体主义时期，因为它是工业化时代的必然结果。熟悉历史的人会发现，20世纪人性解放前的西方工业时代相比之前的传统社会，根本区别在于拥有高度集权和超强动员力，非如此则无法让整个社会的资源和人力为大工业所效命。

正如边芹老师所言，今天的西方社会已经将“专制独裁”和“精神集体主义”隐藏在细节之中，表面上显露的只有“民主”和“自由”。可工业时代留下的遗产却并未消失，反而通过各种隐蔽方法深深烙刻在西方人的心中，最终塑造出“真”、“善”与“自由”同在的西方人形象。反观中国，开始进入工业时代仅仅60年，前三十年虽然社会组织严密却有多次破坏体制的动荡，后三十年工业成果巨大的同时组织执行力却日渐崩塌，导致国人始终无法像西人一样率真却守纪。

所以笔者与边芹老师的分歧在于，西人的“阳光神话”并非完全虚幻，也不一定是国人无法实现的“神话”，只不过中国既缺乏长久的工业化历史，又缺乏对秩序的严格执行而已。正如边老师所说，虽然国人出境后也会表现出一些“坏”，但在西方社会中，却远远比国内更遵守规章。无他，此地有错必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