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涤：还要维持“经济理性人”迷信，哪怕洪水滔天？
观察者网推出的茅于轼、陈平等经济学家关于真理标准以及西方经济学的讨论，引发了诸多学人的关注。此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赐稿观察者网文章《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认为经济学永远无法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一个好的经济学模型，读者总是可以从中读出“美”来。对此，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孙涤来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附上他的书评，对经济理性人等问题展开论述。
孙涤教授
孙涤先生电子邮件：
诸位学兄，
晨起读了姚洋的文章，深获我心。以常情常理，真诚的思索，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同感，套用古人的一句老话，“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是也。也因此奉上旧稿两则，供聊读。
一致和同归的平台，是美（谢谢姚洋兄将其点破）。其实人类追求的“真、善、美”，从来相依相随。经济学所孜孜研探的“真理”，何尝不是如此？姚兄所言，经济学没有精确自然科学的“luxury”——不克撇开“善”而论“真”，在下看来，倒是经济学能够臻于科学的“工具理性”之上的一种“luxury”：not scientific? so what! （这里丝毫没有贬低科学家的意思，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不同样在追寻美和善？）
因了经济学人不得不对历史和现实做个人诠释的本质，经济学理论的确不易（甚至难以）被证伪，这并不紧要。借萨缪尔森的一句判词，“the economics gains its progress with funerals by funerals”，便可释然。（他可能在延伸了普朗克对物理学的诠释。）
最近在读格林斯潘的新著“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很有兴味。格老作为一个libertarian (used to be an absolute libertarian) 能对自己信仰的价值观做兜底反思，殊不易。（依我看，该书是他对自己的一些证伪尝试。）他的这种“担当”气概，颇值得效仿。我因此拟写一则书评。或许接其余绪，提出问题若干，以助大家讨论。我们若能产生一些新思维，哪怕是触动一些旧观念，也算尽了经济学人的职分。
谢谢。并颂诸祺，
孙涤 谨启
以下为孙涤先生文章：
再也无法漠视的“经济理性人”危机
《经济人的本性》（Animal Spirits, George A. Akerlof & Robert J. Shiller, 2009；中译本《动物精神》2009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黄志强等译。笔者把书名译成“经济人的本性”，以为更加贴切，理由将在文中展开）是一本值得研读的好书，它的及时出版，呼唤整个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转型。从模型方法和前提假设，到决策建议和预测导向，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同经济运作现状及经济发展趋向都严重抵牾，无论在价值测评、资源配置、收益分配、激励制衡各个方面，经济学理论都可谓步履蹒跚，在2008年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震撼下，其不堪重负的疲态更加明显了。
阿克罗夫（伯克莱加州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教授，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希勒（耶鲁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有名的凯斯-希勒房地产指数的开发者之一）是经济学领域内部人中的顶尖人物（两人都师从MIT的经济学大师P.萨缪尔森），由他们发起质疑和冲击，要比外部的批评有力些。
2008年11月英国女王访问皇家科学院，问了一个让经济学家尴尬的常识问题，“毁灭性的市场危机扑面而来，经济学者为何无法觉察并预警？”说经济学人都毫无所知，指责未免过甚。比如，希勒就曾一连几年大声疾呼，狼快来了，被淹没在主流的噪音里。又如，希勒的同事，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基纳考博劳斯（J. Geanakoplos）发觉现行的经济学模型的基本假设前提有严重缺陷，并在2000年就提出过论文，论证“杠杆周期效应”很容易就能拖垮市场，学界也几乎充耳不闻。世纪之初，法国的一群读经济学的就曾发起对“脱离实践的‘幽闭经济学’（autistic economics）”抗议运动，并建立“替代经济学”的网站和杂志（www.alternative-economiques.fr）,不过对经济学规范教程的触动不大。很久以来，经济学研究的严重缺失令圈内人都感到不满。例如，1988年美国经济学会就组成委员会来调查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发表于1991年的调查结论是相当令人沮丧的：美国经济学研究生课程在制作太多“博学的白痴”，在技巧上他们或许训练娴熟，然而对现实经济问题，他们却所知甚微。
一直以来的困扰，是主流经济学的假说认定，既然人是自利的经济行为者，那么他就有充足的能力做充分理性的计算，进而对物质生产及其利益分配形成完全理性的预期。整个理论体系都在设法证明，一切有用的信息已被充分涵盖在价格里，市场时刻处在均衡中，足以指引趋利避害的人做出决策，也必定是十足理性的。基于这些理想化的假定建构起来的模型，先就排除了市场大幅改正的可能性。一厢情愿地盲从模型的计算，认为市场崩塌这类“小概率事件，至少十万年才有可能发生一次”，完全罔顾近百年历史上接二连三发生过的危机和萧条。然而，就在过去三十年占据着经济学理论界的主流学说宣称说，经济衰退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世界即便不是一劳永逸，起码在今后几十年将安然无事的当口，全球的人却遭了殃。按主流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计算模型，无论是投资界的、研究机构的，还是美联储和各级政府的，果然都没能亮出预警信号；不惟没有，甚至海啸已在到处肆虐，这些模型仍然不见反应。毛病出在哪里？
对于经济学界的颟顸自得，《经济人的本性》的两位作者表达出他们的强烈不满。他们提出的异见，不在于其见识的高卓——在许多社会学科里，类似的观点早已广被接受；也不在其分析的深奥——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及推论与现实的严重脱节，略具常识的人也能一望即知。他们要回答的是，“一个向以科学标榜的学科，经济学将何以自处？”；要解释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模型为什么不但不能预测，不能解释，甚至不能恰当地描述市场的波动？他们试图进而探讨，为什么个人——市场活动的主体——的经济行为，即使削头适冠，还是塞不进“完全理性”的套中的原委。
“理性市场”（或称“市场有效假定”，EMH）和“理性预期”的假定过去四十余年一直主导着相关的经济学研究。对它批评的意见和案例可以在《市场理性的迷思》里找到（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Market, Justin Fox, 2009。该书比较通俗然而系统地回顾和检讨了“市场有效假定”的形成和演进的历程，及其对市场（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本文的考察将仅限于人的“理性”和“经济人的本性”的关系。
“（经济）理性”的概念是主流经济学的基石，它假定：
致命的自负——“经济理性人”如何从大胆假设变成神话迷信
•人的经济活动是自利的追求；
•这种自利追求是始终如一的；
•人有充足的能力来充分贯彻其自利追求。
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派的模型都是以上述的假定为前提条件而构筑起来的。
亚当•斯密是对上述第一点做了明确有力的“正名”，也因此被尊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对历史和现实中人性及其行为的考察，令斯密得出结论，人类在物质生产和利益追求上的合作，乃是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受其好友休谟的启发，他不但在事实上，并且从道德和公义上论证，自利的行为不仅在实际经验中可以普遍观察到，而且正当，而且有效。斯密的其他分析，比如分工原理，国家的经济职能，市场交易的平权，尤其是人们自由支配其劳动力的解析，相对均属次要。事实上，斯密也不可能对纸币、银行、现代企业组织有所洞察，其时的市场只是个体户和小作坊分工协调的集合，而城市化程度也极低。斯密有系统的论证之所以石破天惊，在于他突破了笼罩一切的传统（道德）意识。当时居统治地位的价值观认定，凡是合作就必须有利他的善意为前提。道统，尤其是教会，诉求于德性的僵硬主张，贬抑着人们的追求，不但扭曲人性，同时严重阻遏着经济扩展和社会进步。尽管斯密相当谨慎机巧，避免和现存正统发生正面冲突，（在卷帙浩繁的《国富论》里，据查证，他只有一次间接地提到上帝，称之为“我们的救主”）但斯密为自利行为“正名”，替人类的追求“去意识形态化”，是需要卓拔的勇气的。他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名至实归。
但是斯密并没有规定，个人所有的活动都必是利己的。何为利？是否所有的利都能用货币来计量，都可以在市场上交易？何为己？是否起于个人的头而止于他的脚？子女是不是母亲的一部分？个体是不是团体——家庭、家族、宗族、部落、民族、种族、企业、组织、国家——的一部分？一个人的信仰或兴趣能否通过买卖而增益？以怎样的价码来结清才算合理？斯密似乎回避了深入的分析。可是，谁又能分析得了呢？
一百多年以后，尤其到了马歇尔的手里，“理性的假定”进一步被表述成为“人的自利追求是一以贯之的”，一个跳跃式的发展。如果说人终其一生自利活动占了主导地位的假定还大致没离谱的话，那么人是否无时无刻不在积累钱财，而且积得越多越善（善和有效通常在经济学里是二位一体的）？“理性假定”的第二层意思是否合理，至今仍是质疑不断。在逻辑上人们不难推导，追求一项任务的效率和任务本身是否值得追求并不必定互依存。亚当.斯密明白其间的差别，应当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终身的挚友和精神导师大卫.休谟的主要历史贡献之一，就在于区分两者的涵义。
至于理性假定的第三层意思，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来充分贯彻其自利的追求？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抗辩集中在，当个人处于自由的状况，即在传统羁绊和政府干预之前，天生就具备这种能力，能够无止境扩增自己的利益；而当他摆脱了传统和政府的束缚之后，又能够恢复这种“自由选择”的能力。这样的假说却大大跳离了斯密的朴素理性观，甚至马歇尔的理性观。（顺便提一句，在《国富论》里斯密从未用过“理性”一词。）
强加在个人行为的第三层假定，无论对己或对人，都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可以肯定，人类不具备这种能力，许多学科的研究都指明了这一点。例如，哈耶克对此就讲得很清晰，但被人引用时，却往往有意无意地遭到曲解。美国新近出版的几本书（例如, Nudge, R. Thaler & C.Sunstein，2007; Predictably Irrational, D.Ariely，2008;The Upside of Irrationality, D.Ariely，2010; Blind Spots, M. Bazerman & A. Tenbrunsel，2011; Thinking, Fast and Slow, D. Kahneman, 2011）诠释都相当浅近而有说服力。它们通过对个人行为的大量实证分析，揭示出人的“非理性”与“偏误”是有系统的、存在于人脑的基本构造的，可被预测的，对理解“人的动物性”是怎样左右个人及人群的选择和决定，颇多启发。
《经济人的本性》的作者从剖析经济学理论对理性行为的假说切入，以人的决策行为如何受其“动物性”左右为例证，来谈现实中“人的动物性”是怎样影响人们的经济决定的。
受着19世纪物理科学的辉煌成就的鼓舞，经济学急欲把自己提升为某种“科学”，它拷贝了古典热力学的若干模型和算法，算是穿上了严整逻辑系统的新衣。在定量分析工具缺乏的当初，这原本无可厚非。起码，经济学从此有了一套能量化计算、能交流、能积累研究成果的话语系统。当时借用物理学方法的经济学人，原本也知道这类简化乃不得不为之，对借用方法的限度也有清醒的了解。然而进入惯性运行后，便渐行渐远，淡忘了当时假定的限制。于是，在简化基础上不断地“提纯”，臆造出一个“完全理性人”，进而复制出整个市场的“理性族”，据以打造“有效市场规律”。结果背离真实的经济行为越来越大，并不时发作，给市场和个人以惩罚。
真实的经济人本性
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这和物理学研究的对象独立于观察分析的状态，是大异其趣的。人是长期进化的结果，又受到文化进化的强烈塑造，人们与环境积极互动，并对生产和分配关系提出强有力的反制。人类的这种根性，在进化过程中铸就，异常强韧。经济理论以简化的名义舍象掉了人的动物精神这个本质元素，等于把待解问题的可行解给先行剔除了。这好比医学在对付人的疑难病症时，先行假设了患者是个超人，开出的方子难保不走样。
有了这层铺垫，让我们来看看“人的动物性”到底指的是什么。
在经济学的领域里，“animal spirits”一词因凯恩斯而驰名，这类本能属于潜意识的深层次，凯恩斯在笔记中的旁注为“unconscious mental action”，故笔者以为，把它译成“人的动物性”似乎更为贴切。这类高级的行动模式理应为人类所独有，凯恩斯称之为“动物精神”，可能是为了人的“理性计算”相区别。
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第十二章“长程期望的状态”里数次用了“人的动物性”的概念，解说在信息缺失或无法齐备的状况下，人类面对不确定性是怎样做决定和采取行动的。凯恩斯指出，人们是无法确知和准确测算长期投资的回报的，而这类决定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经营的成效究竟如何，其结果要在几年甚至几代人之后才会清晰起来。因此，投资者的展望不可能是冷静计算（cold calculation）的结论，而只能靠直感指引，凭信心决断。不妨说，积极进取，勇于行动是人类经过千百万年进化删汰后的特色。
“人的动物性”凭信念和直觉积极行动（proactive on trust, intuition and heuristics），得益于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不断得到保存和强化。反过来，游移、畏葸、悲观、被动、得过且过的人，即使曾经有过，恐怕也被淘汰殆尽了。基于信念的直觉行动，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在转折和开创的关头，有着不可胜数的成功案例。
不用说，决定人群命运的战争和决定人类福祉的创造开发的动力多半来自“人的动物性”的范畴。仰仗信念积极进取而获得突破的例证，在人类历史中举不胜举。譬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行，就是一种凭信念的冒险进取。按照其船队的三条小船所载的给养，绝对到不了预期的目的地印度。当时人们了解地球圆周长约为四万公里这个事实，已经超过了一千六百年。要不是哥伦布运气，巧遇牙买加的岛屿，即便再迟几天的话，船员准会哗变，把他给宰了！再如，现代人类走出非洲，三万余年前迁移至西伯利亚北极圈内的一个小部落，在冰天雪地里苦苦挣扎了近两万年，乘着冰河期的高峰期白令海峡被冰封时，有一支小分队，硬是闯了过去。目前整个南、北美洲的原住民，无不是其中两个男队员（亦有可能分属两个小分队，分别闯入的）的后代。
缔造了人类历史的“人的动物性”，今天仍然起着关键作用。深圳的崛起，正在我们身边发生，也是其中一例。眺望深圳，我总不免想，能在25年间从一个不足5万居民的小渔村跃为1200万人的大都市，只靠“理性计较”，能有如此恢宏的结果？许多创业和创新活动，若仅仅靠“理性”来盘算的话，其回报的期望值都是深度“负”的，根本没法展开。事实上，有不少原创性杰出人物，也都凭持信念和直觉就大胆行动，才建立起伟业、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真正的创新，按其本质言，是对习以为常的“理性行为”的颠覆。
就此意义上讲，萧伯纳曾指出，社会是由“非理性的人”拽着拖向进步的，想来并不是一句戏谑之言。刚去世的乔伯斯怎样引领市场前行的经历，也给我们的时代提供了又一个鲜活的实例。乔伯斯的成就有目共睹，他改变了娱乐影视、出版、电脑、零售等至少六个产业的竞争规则，但背后的灵魂精粹却是他的特立独行（即counterculture rebel）,和冷静理性计较的市场法则——股东利润最大化，是大相径庭的。
人类为什么保有“人的动物性”，进化直到文明阶段而仍有其成效？人们可以在其他学科，诸如认知科学、脑生理学、行为心理学，找到解释，不过人们没有可能也缺乏能力做“完全理性的计算”，则是显而易见的。决策尤其是关键的决策，多半必须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做成。信息完备，或信息对称，常是人们的假想，甚至是自欺欺人的假想。即令人们最为热衷，收集信息最不遗余力，而信息系统的应用最广泛的证券交易市场，也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对称”。
那么，“人的动物性”的破坏性又是怎样造成的呢？本书的作者，在解析金融市场的大幅震荡的成因时指出，“人的动物性”一旦导致巨大的“乘数效应”，可能导致财富大规模的毁坏。说白了，“人的动物性”既是应战环境的压力，也是对同类的互动，即在竞取机遇和资源的场合抢先竞争者一步的行动。同类之间的竞争和攀比——竞争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常常是“乘数效应”的触发因素。
人们常说，人性中的“贪婪”和“恐惧”是股市剧烈波动的根缘。当人们能够自主决定并保持独立行动时，一个人的“贪婪”可以被其他人的“恐惧”给对冲掉。然而，一旦“贪婪”者屡屡得手，“恐惧”者再三受挫，“人的动物性”的攀比，就会逆转“恐惧”，使之汇入“贪婪”的洪流。这时“贪婪”的乘数效应就剧增，投机之风大炽，激起泡沫的可怕泛滥。反之亦然。正是人际的攀比和盲从，把趋利和避害推至极端，造成的物质财富的大规模毁灭和生产过程的长期中断，有时比战争和自然灾祸危害更烈。金融行为学的实验和市场调查一再证实，人的非理性思维并不仅仅是例外的状态。你不妨平心静气回忆一下，买卖股票时自己是怎样做决定的，你最熟悉的人——配偶、子女、亲朋——做抉择时的“理性”程度又如何？最寻常的一个例子，是在选择终身的伴侣——可能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时，他们盘算的理性程度又是如何？看看自己的周围，当看到“并不比自己聪明的同事、同学、亲朋的愚蠢冒险居然发了财”之后，有谁还能按耐得住？
主流经济学理论会争辩说这就是市场的“魔力”所在，个体的非理性行为能得到“看不见之手”的神助，市场用甲的谨慎去平衡乙的冒进，以B的贪婪来抵消A的畏惧，如此等等，于是乎在整体上，市场总能保持均衡和有效，个人的过失在市场里会消弭无形。在讨论“效用”时，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无不做了一个基础性也很要命的简化，假定一个经济实体（无论个人还是企业）的效用和其他经济实体的效用变动无关。这无异在说，自利的个体但求自己所得能多一点，全然不管他周围的人（无论同事还是对手）的所得有怎样的增减。就近取譬，你不难明白这个假定的根本性谬误：年尾发奖金，白领某甲拿到红包500元，觉得相当欣慰，因为在这个坏年头老板还能体谅；但无意中知道同部门的乙拿到的红包竟有1000元，他会大感愤懑，甚至会抱怨还不如大家都别拿红包，谁又稀罕这区区五百元呢？你要是老板，自然不希望甲和乙通气，不然你发出1500元的奖金，不但打水漂，引起的后果很可能是激励的反面！这些例子比比皆是，教人疑惑所谓的“帕雷多改进”，有时是在促退，成了“帕雷多倒退”。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框架里，人既然被假定成有完全理性能力的行为者，“人的动物性”当然就失去了立足之地。而个人的效用函数独立于他人的效用函数的假定，已经阉割掉了人际攀比的强烈动机。做了这些不切实际的舍象后，“规范的理论”就把乘数效应给裁掉了，自然也就无法解释金融市场的巨幅波动了——人群的“人的动物性”既被阉割，就无从兴风作浪。
书中论及的“人的动物性”的其他形式，如讲求“公平”、憎恶“腐败”、货币谜象、重“故事”而轻“逻辑”，人们长期进化而来的种种固有倾向，于是也被排除在现有的主流经济模型之外。其中，“经济行为人的完全理性”的假设所造成的严重缺失，罪莫大焉。如作者评述到，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对经济和管理学的伟大贡献，具有“创造性毁坏的”企业精神尽管是大家普遍能观察到的经济发动机，始终不能立足于主流的经济学模型。又如作者批驳弗里德曼认为“货币谜象”不可能存在的逻辑，也值得研读。弗里德曼“漂亮地证明了”货币谜象在逻辑上不“应该”成立，但他执意把人性“科学化”的企图，却使经济学走了很大的弯路。贯穿全书，作者都在努力说明，数理逻辑并不能取代“生命逻辑”。
经济学说的各个派别在讨论“效率”（efficiency）时，必然涵盖了活动的正当性（propriety）和目标的达成（effectiveness），而狭义的产出/投入比率，即工程意义上的效率，要在前两者的框架之下才有意义。正如在理解理论的纷争和对峙时，别忘记经济利益角逐的关键——税，至为关键，在理解政府机构在利益分配的作用和利弊时，不能忘记“自由”远不是“免费”的（free to choice is far from free）。从宏观上看，现代人类社会的大规模有系统的暴力莫外乎国家及其政府代表，而“自由”的合法保障主要由其赋予；从微观来讲，“人的动物性”限定了，人即使完全不受法规的限制也不可能是全然“自由”的。
全书结论时，作者指出，当前的主流经济模型所能讨论的经济行为其实相当有限。下面的四大类经济行为里，主流经济理论有能力解释的恐怕就只有右上角的那一类。
经济学的改革前景
2008年爆发的市场大崩塌，触发了经济学理论的范型转变的时机，检讨和审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将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为了回应英国女王的质疑，经济学家两度致函女王（皇家学会2009年7月22日；H.Hodgson & Group 2009年8月10日），在集体认真检讨的基础上，提出他们的看法，大致认为，“是经济学在学科数学训练的偏狭和学术文化的缺失，脱离现实世界、固执不切实际的理论假说，以及对市场的实际运作不加评判地美化等等”，造成了经济学对现实的诠释和指导能力的贫弱。
对新古典经济学误导的前提假定，早就有人表达出严重不满。例如，大师中的大师，K.阿罗和H.西蒙在这方面的批评，几十年前的见解就已非常精到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两人已有中译本的演讲集：
•《组织的极限》，肯尼斯•阿罗著，万谦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Kenneth Arrow, 1974）
•《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赫伯特•西蒙著，孙涤译，格致出版社2009年（An Empirically-Based Microeconomics, Herbert Simon, 1997）
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些积弊，虽然久已为人们所认识，在经济行为的解释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却一直牢固地盘踞着，引起不小的偏误和损失。如果说当时数据和工具不足，构建理论和模型之初不得不做牵强的假设，那么眼下，数据和计算机能力有了极大的改善，对人类脑的认知和行为动机的研究也有了非常实质性的进展，为什么还得抱残守缺，固执于对人和市场的“完全理性”的假定呢？
这个困惑在《经济人的本性》的出版也看得出来。两位作者是美国的权威学者，而且各自在一流学府开设博士课程，研修“人的非规范理性行为”如何作用于经济决策的后果也有了四、五年之久，但要不是这次金融海啸的突发冲击，他们很可能还不敢把本书付印，公开亮明立场来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本假设的缺陷。事实上，从本书的内容来看，在编辑上的仓促，和作者论述观点上的欲言又止，还是相当明显，唯恐违反“帮规”，开罪同行。
从另一个角度，这也反映出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成熟的地步，就会形成其固有的“规律”，包括惯性和惰性、根深蒂固的信念、盘根错节的利益。改变要牵涉到基础性假设，所谓“范式转换”者，从来都是极其困难的。T.库恩的名著《科学变革的结构》对物理学的演进史做了开创性的批评，能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学研究的现状。让我们寄望，经济学能够由这次代价惨重的大衰退获得推动力，从基本假设前提着手，来彻底改造它的“范式”。
对此，让我们借用经济诺奖得主，天才学者H.西蒙在他的《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里的一段话，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对经济学的忧虑和期待：
“我们必须寄希望于经济学研究生，能使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再度活跃。学生对现状存在着很大的不满，甚至变得虚无起来。许多学生对它们失去信任，为不得不把研究时间花在毫无结果的形式主义上面而懊恼不已……开辟新路径的愿望还在，超越计量经济研究来探索新的实证研究方法的愿望还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不足以应对国家和整个世界所面临的一些复杂问题的情况是可悲的。我们在提高和改进那方面的理论上应该不懈努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学科如经济学上，哪怕稍稍取得一些进展，对整个世界的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都将带来巨大的价值。”
本期讨论者简介：
孙涤，1979年跳级考入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院。1984年就读奥斯汀德州大学商学院；1988年获管理学博士学位。1995年越级晋升为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终身正教授。1997年当选为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商学院信息管理系系主任，并任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1993年）、上海财经大学兼任教授（2002年），在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京大学等兼任教授。1999年起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总经理、战略规划委员会首席顾问。2005年起任深圳发展银行的首席信息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