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海：日本“集体自卫权”（下）——安倍心中的中美日“三国杀”

在上篇文章中，笔者提到日本政府无疑会在不远的将来获得使用“集体自卫权”的权力。而美国国内亲日势力，多年以来一直希望放松束缚在日本脖子上的链条，让日本替美国顶在制衡中国的第一线。那么安倍会甘心作美国的马前卒，甚至炮灰吗？会不会利用美国的相对虚弱和迫切需求，来实现更多的“理想”呢？

安倍对待美国的“神逻辑”

2007年2月，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Lee Armitage）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所做“第二次阿米蒂奇报告”（该报告的正式名称为《美日同盟正确引导亚洲通过2020年》），鼓吹要使美日同盟像美英间那样紧密。

可是，与今天大相径庭的是，2007年时的第一届安倍政府并没有对阿米蒂奇的喊话报以什么积极的回应。这是因为安倍明白美国想让日本单枪匹马地去应付中国，他当然不会心甘情愿地替美国人火中取栗。

此后直到安倍重新执政，历届日本政府均未主动响应美国的号召去正面挑战中国。民主党鸠山由纪夫执政时，甚至明确表达了减少对美日同盟的依赖，在中美两国之间谋求等距离外交的意向。

民主党政权倒台后，安倍晋三开始第二次执政。尽管不可能找到事实佐证，日本国内有很多人都认同民主党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得不到美国的信任。所以，安倍晋三在重新上台之后，必将挽回美国的信任放在与振兴经济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从这个逻辑出发，安倍积极承担制衡中国的责任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尽管美国一心要把日本顶在前面制衡中国，但安倍似乎并不在意。他在日本国会就“集体自卫权”答辩的时候，一再强调“集体自卫权”意义在于让自卫队能够承担起从为美军舰船护航到协助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提供早期预警和早期拦截支持等战术性和战略性任务。安倍看似急于向美方表态输诚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日本从自身利益出发对美日同盟的依仗。

诚如日银前任总裁福井正彦所说，日本经济的再次复兴需要巩固日本的海洋资源基础，而现在为了确立海洋开发的基础，就必须在安全问题上“取得先机”。

如果日本本土没有受到直接威胁，而是在像钓鱼岛等远离本土的海域，与我国这样的地区大国发生冲突，美国将会作何反应，是否会像其一再承诺的那样履行盟友的协防义务？这些问题让安倍政权乃至日本朝野煞费苦心地寻找对策。

安倍的答案是：要让美军支持自己就必须首先主动做出贡献。这也是自民党多年来在处理对美关系时雷打不动的策略。但安倍的“神逻辑”在于，要做出贡献，就要创造相应的舞台，就要渲染中国的威胁。

日本右翼眼里的中美日“三国杀”：两个版本

另一方面，安倍多次表现出对美日战略军事合作的重视。说穿了，“集体自卫权”什么的只不过是表面文章，安倍根本的着眼点在于提升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将日本从美国的附庸，提升到“三国杀”的台面上，才是他的根本野心。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他外公岸信介在50年代就围绕“安保条约”的修订和美国人进行过不懈地公关。但是，今天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政治精英究竟想通过什么方法，来提升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位置呢？他们对未来日本战略地位的基本诉求又是什么？对此，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当下最主要的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明显偏离了自民党保守亲美的主流意识，代表了自民党内部少数偏右政治势力的立场。拓殖大学教授川上高司近期在日本《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集体自卫权与日美同盟的墙壁”的论文，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派的基本观点。

这篇文章大胆建议（或要求）日本政府把与中国在钓鱼岛海域持续对峙的“胶着状态”，视作把日本变成强国的良机。日本可以名正言顺地利用这种紧张状态完成行使“集体自卫权”所需要的法律和体制上的准备。川上毫不掩饰对美日安保条约的不信任，他指出美国政府虽然不断地表态“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在日本”，但始终没有触及最根本的主权问题。

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因为大幅削减军费，而积极寻求与中国和睦相处。川上认为，在与中国发生冲突时，美日同盟机制能否靠得住是值得怀疑的。目前的《美日安保条约》规定，美日同盟启动集体自卫机制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受到攻击的一方向另一方提出请求。鉴于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现实处境，这势必造成日本单方面向美国提供支持，而美国则在是否保护日本一事上保留了选择的余地。

川上因此主张，必须参照对《美日安保条约》中有关“集体自卫权”适用的条文进行修订，建议不仅要将原第5条规定的“集体自卫权”的适用范围从“日本国的行政范围”扩大到与《美韩相互防卫条约》相当的“太平洋区域”，还应该参照《北大西洋公约》第6条，将这个范围延伸至所有公海及其上空的日本船舶和航空器。

总之，必须要让美国承诺在日本受到攻击的情况下，美日的“集体自卫机制”将会自动启动。这也是对被卷入中日争端一直态度游移的美国的考验。

安倍明白美国想让日本单枪匹马地去应付中国，他当然不会心甘情愿地替美国人火中取栗

如果实现此类修订，就意味着日本升格到了美国的北约欧洲盟国的位置，而且是英国、加拿大这样的高级盟友。毋庸置疑，这将强烈地改变“美日同盟”和亚太秩序的重新定位，牵涉所极其复杂的利益纠葛。

事实上，川上文章所反映的是自民党内以石破茂为代表的少数强硬派的观点。但是，公开表达对美日同盟效力的怀疑，则是以往所罕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派已经在思想层面玩起了“三国杀”，直接对美国提要求，甚至“讹诈”。

另一种更为主流的意见，以原日本驻联合国代表佐藤行雄的观点为代表。佐藤认为，奥巴马政府在大幅削减军费的情况下，有意弱化了对中国的核抑制战略，转向使用高性能战略性常规武器代替核抑制，同时维持与中俄两个非同盟核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最佳选择是尽力按照美国的期望加强自身的防卫能力，以自身的贡献换取美国降低对日本的核保护门槛。为此，日本政府有责任说服国民恢复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信心。

这派虽然还是基于日本的现实地位，但最终目的，仍是尽可能提高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并加强防务。

虽然这两种意见看上去大异其趣，但实际上都反映了日本政界希望美国对日本迫切的安全保障需求做出承诺。只有站在这个基础上，日本人才能有足够的底气与中国进行软硬两手的较量。区别在于，前者认为日本人应该理直气壮地向美国提出要求，而后者认为应该以更加“出色”的“合作”来换取美国的支持。

战后，岸信介借着由美国水兵吉拉德强杀日本农妇的恶性事件激起的民愤，向美国提出了一揽子以平等原则修改《美日安保条约》的要求。他先将美国一军，然后软缠硬磨地向美国索取好处。这种手法使得艾森豪威尔政府同意改善日本在美日关系中的地位，将其从仆从国的位置提升为一个相对平等的合作伙伴。而在1980年的铃木善信政府时代，日本主动响应了美国总统里根提出的增加国防开支的要求，作为交换，美国同意让日本承担菲律宾以北1000海里范围内海域和空域的防卫责任。这就是后来有名的“1000海里海上生命线”的由来。

总之，先满足美国，然后再兼顾自己，这是战后日本从美方套取利益的不二法门。对于在从属地位的日本来说，这也是无奈之举。可以想见，川上高司那种明目张胆地要讹诈美国的方法，打破规则，结果只能是得到美国的棒喝。

至于安倍，在国会答辩时，充分迎合了自民党主流的意见，强调如何为美军服务。但另一方面，更多“吸收”了强硬派的利用紧张局势的讹诈策略，结合成了他的“神逻辑”。他通过咄咄逼人的姿态，维持中日间的紧张，以图增强美国对日本的“需要”。

但对于日本近来的某些“蠢动”，美国日本问题专家詹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精辟地指出，与冷战时期不同，目前日本将美国卷入危机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了。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加强美日同盟基础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是一个容易引发问题的盟友是这个同盟龟裂的内在因素。

**现在的日本给美国人的感觉，是一个一边整天叫喊受到威胁，一边却不愿意承担自己应尽义务的伙伴。一旦发生日本将美国卷入无益的战争这种不测事态，这样的一个伙伴便极其的有害。**所以，当安倍等自民党政客一边忙不迭地在世界各队宣扬“来自中国的威胁”，一边又对中国剑拔弩张的时候，美国也该越来越沉不住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