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海：日本“集体自卫权”（上）——背后的美国推手

近日，日本针对我国的外交和军事活动，可谓愈演愈烈，处处都透出一股对抗的势头。安倍不仅派遣驱逐舰闯入我海军的演习区域，对我舰队进行抵近侦察，他本人还高调出访土耳其，外界怀疑破坏我国对土军售也是目的之一。

而眼下最让人瞩目的，莫过于11月初开始、定于18日结束的日本海陆空自卫队三军联合军演。该演习在冲绳列岛东南方向海域展开，以岛屿争夺为核心。演习中自卫队在宫古岛和冲绳本岛部署88式岸基反舰导弹，封锁我海军出入西太平洋的必经之路——宫古水道。安倍政府似乎着意摆出一副姿态，显示正在为与中国进行“实力碰撞”做准备。

但是，军事演习和新武器入役等“硬实力”准备，并不足以对中国构成直接挑战，因为日本的和平主义宪法和议会体制迄今仍然对安倍等人的行动有所约束。因此，我们有理由紧紧盯住安倍政府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的突围，即在“软实力”上为“实力碰撞”进行的准备。

直接修宪，还是从“集体自卫权”迂回？

就这一点而言，日本右翼最梦寐以求的当然是完全推翻日本宪法第九条“非战条款”。但安倍政府用力最猛的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问题。

为什么呢？尽管安倍自重新执政以来一直维持着很高的支持率，但同时所做的多次民意测验均显示主流民意不支持修订“和平宪法”。此外，执政伙伴公民党在“修宪”问题上也一直保持慎重立场。这两个因素，使得安倍不得不暂时搁置修宪的步骤，转而寻求从“行使集体自卫权”上取得突破。

所谓集体自卫权，即当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受其他国家武力攻击时，无论自身是否受到攻击，都有使用武力进行干预和阻止的权利。

就是说明虽然“使用武力”了，但还不算正式开战。就像二战期间，中日之间打得极为惨烈，但一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国府才向日本宣战；此前，双方没有正式宣战，其实只能算冲突，不算战争。

日本政府一直解释说，日本宪法没有否定集体自卫权，但因有放弃战争等条款就被认为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因此，日本政府有可能通过修改宪法解释的方式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而不通过直接修改宪法的复杂程序。

此外，还可以从宪法以外的下位法入手，迂回地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提供相应的法律基础。

今年7月21日，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获胜，安倍当即着手调整人事。8月2日，安倍出人意料地让此前没有司法工作经验的驻法大使小松一郎，代替山本庸幸出任内阁法制局局长。后者素来坚持“保有集体自卫权但不行使”的观点。

在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问题上，小松一郎向来是一个积极的拥护者。在他的主持下，内阁司法局放弃了事倍功半、迟迟无法打开局面的修改宪法解释的工作，转而将重点放到推动国会批准《国家安全保障基本法案》的工作上。该法预期将承认“集体自卫权”的使用，为安倍行使“集体自卫权”提供一个最起码的法律基础。

无论正面的修宪工作结果如何，日本政府都会在不远的将来获得使用“集体自卫权”的权力。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应再存有过多的疑问。

笔者希望先提醒各位读者的是，无论安倍和他的自民党政权有什么深远的谋划，在日本现有的政法制度框架之下，“集体自卫权”的使用绝对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日本恢复“国家交战权”。同样，安倍政府的战略意图也不可能简单地概括为“复活军国主义”。

我们一方面要提高对日本的警惕，另一方面，必须要认识到，对日本使用武力更直接、更有力的约束，来自于以《美日安保条约》为基础的“美日同盟”这个外部条件。说直白一些，日本对其国家安全政策和军事战略的任何调整，都必须得放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中来进行。因此，如果日本想要突破对外行使国家武力的障碍，它首先要面对的其实是美国的态度。

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一直极力推动放松对日束缚

美国国内亲日势力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鼓噪

而在美国国内，确实有一股力量，热盼日本能顶在与中国对抗的第一线，放松束缚在日本脖子上的链条。亲日势力的代表，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Lee Armitage）的作用最为突出。

阿米蒂奇推动日本转变专守防卫的国策始于2000年。那一年，他和约瑟夫·奈共同提出了一份日后被冠名为“第一次阿米蒂奇报告”的超党派政策意见书。他在这份正式名称为《美国和日本：迈向成熟伙伴关系》的国家安全研究院特别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希望日本“完善”有事法制（PKO），主张让自卫队拥有自主的交战权。

以“9·11”事件为契机，阿米蒂奇开始大力推动日本向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所谓“正常国家”的方向转型。阿米蒂奇在2004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公开指斥“宪法第九条”是美日同盟的障碍，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非议。更有甚者，急于让日本人在安全领域上出力的阿米蒂奇曾经多次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之时，公开发表支持“参拜靖国神社”的言论。

2007年2月，他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做“第二次阿米蒂奇报告”（该报告的正式名称为《美日同盟正确引导亚洲通过2020年》），开宗明义地指出，要使美日同盟向美英间那样紧密的同盟关系转变，在此基础上，引导崛起中的中国通过稳健的方式融入东亚国际秩序。在这篇报告出台的时候，美国正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艰苦的“治安”拉锯战。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高速增长，中美之间的力量天平开始向中国倾斜。专注于“反恐战争”的美国没有余力应付中国，便产生了让“小兄弟”日本出来挡一阵的想法。

次年，美国经济又遭到了“次贷危机”的猛烈冲击，发生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住了增长势头。从2008年至今，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GDP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并且迅速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差距。经过这一轮的经济危机，中国与东盟以及亚太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变得愈加紧密，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增速。

这一趋势让深陷经济危机的美国感到了一种受排斥的危机感，这当然不是将亚太地区视为禁脔的美国所乐见的。所以在海豹突击队突袭杀死了“本·拉登”之后，奥巴马政府匆忙给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画上了休止符，抛出了明显指向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这个战略的重点，依然是要让日本来制衡中国。

就日本“集体自卫权”问题，美国政府的表态是让日本在国防上承担更多的义务，在此基础上发挥其他的作用。在这种语境中，“美日同盟”针对中国的指向虽然并不直白，但指向是还是比较清晰的。

老布什时代的驻日大使迈克尔·阿马科斯特（Michael Armacost）最近在日本《外交》杂志上撰文称，促使奥巴马政府启动“再平衡战略”的“中国因素”是毋庸置疑的。并且，这一政策在出台之初着重强调了军事方面的“再平衡”。但实施这一政策绝不意味着美国要在亚洲扩张军备。其作用是在国防预算紧缩的大背景下，将保留下来的军事资源中的部分精华转移到东南亚和大洋洲，以此避免美军在本地区的战力收缩。

话说的虽然很婉转，但阿马科斯特所描述的军力调整方向不是“向后进攻”么？那不是收缩又是什么？换言之，现在的美国还是想要让日本替自己顶在制衡中国的第一线。

那么安倍政府会甘心作美国的马前卒，甚至炮灰吗？会不会利用美国的相对虚弱和迫切需求，来实现更多的“理想”呢？笔者将在下篇中，详述安倍心中的日美中“三国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