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张主席和郝主席——国际舞台上的中国新领导
最近，世界舞台上新添了两位中国籍主席，一个叫张晓刚，另一个叫郝平。
张主席此前的职位是央企鞍钢集团公司总经理，现职是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前者系中央政府任命的，后者则是经国际标准化组织投票后高票当选的。
郝主席此前的职位是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现如今是联合教科文组织主席。前者也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后者则是征得联合国五常一致认同后，经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成员国民主投票当选的。
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张晓刚（资料图）
郝平当选新一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
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英文缩写是ISO，成立于1947年，系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其中一环。中国是ISO的26个发起国之一，该组织挂牌时，当年的中华民国政府派出一向姓代表出席。
中国虽贵为ISO的发起国之一，但从1947年到1952年间，中国几乎没有参与该组织的任何活动，于是ISO生气了，于1952年“冻结”了中国在该组织的成员国地位。1978年，中国政府向ISO进行交涉协商，这才重新恢复了在该组织的“会籍”，并积极参与该组织的各项活动。至此后，中国在该组织的影响力、参与能力和话语权逐年递增，直到这次由中国人担任该组织主席主持工作。
直观地讲，1971年中国取代台湾重新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和五常地位，是中国此后逐步恢复抑或加入包括ISO在内的各类国际组织的政治基础和政治前提。
ISO一点“不虚”，标准化也不抽象。**产品与服务标准化的好处早已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推进大宗商品抑或服务在全球范围的标准化进程，就是ISO的主要职能所在。**举个例子，中国人无论是在国内或国外任何地方买电灯泡回家，也不管买的是白炽灯还是眼下正时髦的节能灯，灯泡上的罗口和罗纹尺寸都是相同的，这就是灯泡的灯座标准化生产带来的通用性便利。
相反的例子同样很多，如果哪位网友一年换一个手机，家里一定撂着一大堆充电器。这是因为手机充电器的插口没有在全球范围实施标准化生产所致。用一句标准化领域的技术术语，就叫典型的“标准壁垒”。
这些年，在中国企业界流行一个说法，说三流企业造产品，二流企业创品牌，一流企业定标准。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标准是中外企业在市场中同台竞争的技术制高点。
中国的标准化事业自1978年恢复在ISO的“会籍”后可谓突飞猛进。目前的总体水平与“中国制造”大体形成匹配。在某些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国际标准的制订者之一。譬如通讯领域已经实施的3G国际标准，譬如已经授权制定的4G国际标准。更多的惊喜则来自央视财经频道正在热播的六集记录片《大国重器》。透过片子的解说，你会发现，在诸多国际高端重大装备制造领域，“中国创造”不但与“中国制造”并驾齐驱，而且由中国牵头制订的若干国际标准已然成为“中国创造”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
反过来，中国的标准化事业在各领域的发展又极不平衡。譬如最突出的农产品、食品的生产流通领域，标准过低和标准残缺两大短板，直接制约着中国在上述领域产品与服务的国内国际认可程度，形成事实上的因标准落后所导致的“排华”性贸易壁垒……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张晓刚主席走马上任。在他的身上，背负着13亿国人渴望中国标准化事业加快发展的期待，也承载着165个ISO成员国对产品贸易和技术贸易全球自由化的期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降生比ISO还要早一年，它也是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构成部分。该组织目前拥有195个会员国和8个准会员国，是联合国在国际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成员国最多的专门机构。
这是一个致力于各国政府间讨论关于教育、科学和文化问题的国际组织。其五大职能是：致力于明天的世界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科学、文化和传播的前瞻性研究；致力于现有教育、科学、文化和传播在欠发达国家的普及；致力于起草和通过上述领域的国际文件、法律建议及广泛游戏规则的制订；致力于以技术合作的形式，为成员国提供、制订上述领域的发展政策和发展规划的参考与借鉴；致力于上述领域成员国之间广泛的信息与经验交流。
得益于中国是联合国“五常”，中国亦是教科文组织的创始国之一。中国恢复在该组织的成员国身份是1972年。
如果把联合国视为“地球村政府”，那么稍带夸张地看，教科文组织就形同联合国下属的全球性“教育理事会”。郝平的上位，使该组织首次由中国人掌勺，其意义当然远大于前文化部长王蒙先生1956发表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若拿ISO与教科文组织做个对比，观察者网众网友与粉丝可能会觉得，这教科文组织看上去似乎比ISO要“虚”。因为它并没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那样，向中国发放过教育扶贫、教改实验、九年制义教普及的任何一笔贷款……
这当然只是表面的感性认知。事实上，自1972年恢复“会籍”起，尤其是改革开放35年间，中国广义教育事业之发展，中国持续的教育改革，始终得到教科文组织的注目、跟踪、关照、肯定和广泛支持，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不可多得国际视野和国际经验的借鉴与嫁接之便利，中国为此受益匪浅且受益久远。这又得益于在所有该组织成员国中，惟中国政府教育部门与教科文组织长期维系了广泛而深入的全方位合作。这样的合作体现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履行国际义务、享受国际权利的认真、坦诚与务实。
说到中国的教育，中国民间有数不胜数的抱怨长期挥之不去，尤其是教育的欠公平，更是长期成为中国社会的焦点话题和普遍纠结。这些是不是事实呢？当然是！
不过，这如同中国的标准化事业一样，同样属于典型的发展不平衡难题。令人想象不到的是，恰恰是教科文组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领域所获取的发展业绩作了最客观的肯定甚至推崇。
有道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教科文组织对中国教育的评价建立于全球化的对比视野。反之，在中国民间，对国家教育的种种不满意，是否包含着一部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高度不够”因素呢？至于某些公知大V不顾事实，一贯全盘否定新中国教育成就，那就要另当别论啦！
郝主席履新，对欠发达国家发展基础教育，对中国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有百益而无一害。美国拖欠教科文组织8000万美元“会员费”，导致后者作出暂停美国在教科文组织投票权的决定，对中国的郝主席更好履行职责反倒减少了干扰和阻力。
**中国逐步恢复在联合国框架下国际组织的成员国或理事国地位，主要集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旋即有步骤参与和加入各类新组建的国际组织，则集中于世纪之交。中国人开始担当国际组织的高管乃至“一把手”，可把2003年视为一个转折年。**至此后，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来了“中国领导”已不再是个别现象：
2003年2月，中国国际法学者史久镛当选联合国国际法院院长。这家“地球村法院”1946年组建，主要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由于美国和某些西方大国一贯从中作梗，虽说多年来成绩并不显著，但终究是个对联合国成员国具有一定司法约束的“大法场”；
2006年，香港特区政府首任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女士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012年5月，陈冯富珍再获连任；
2009年，北大教授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2011年元月，中国现役少将刘超被联合国任命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司令；
2011年7月，中国央行副行长朱民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在此之前，朱民已在2010年出任IMF总裁顾问；
……
今年以来，中国人在各种国际组织的高官竞选中胜出可谓屡传佳讯。
6月，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当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
8月，中国驻世贸组织大使易小准获任世贸组织副总干事；
9月，鞍钢总经理张晓刚当选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
本月5日，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出任联合国国教科文组织主席。
而就在前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到访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向其表达了中国政府全力支持该组织开展工作，加强双方合作的明确态度。在此场合，李勇成为中国国家主席的“尊贵外宾”。
在今年一系列的佳讯中，有一个中国人尤其值得提上一笔。他叫徐浩良，今年8月刚被联合国同时任命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局局长。徐浩良没有任何中国政府的背景，他1996年以中国赴美留学毕业生的身份考中联合国雇员职位，他从实习生做起，经历19年的磨砺出任现职。
行文至此，熟悉笔者风格的网友，大体可猜测到笔者将对张主席和郝主席现象的扎堆呈现作一提炼式的小结。这个小结很可能浓缩和升华为对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在现阶段切实可行的、某个侧面的诠释和印证。不！笔者想把浓缩、升华、思考的空间留给众网友。
作为本文的结尾，笔者想写几句从装配每个家庭都必需配备的低压电路触保器起家的、温州籍企业家南存辉和他的正泰电器。在昨晚播出的《大国重器》最后一集中，正泰电器在上海生产基地所产的产品，已脱胎为完全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一流的高端高压成套配电装备。南存辉指着堆满了半个车间的崭新的高端成套高压配电装备说：“中国人不缺能力，不缺智慧，只缺时间。近代以来，中国耽误了太多的时间。赶超世界一流，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时间！”
实现伟大的强国梦，我们已经找到了圆梦的路径。一步，一步，中国行进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