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称经济回暖判断不牢靠 地方债风险高
今年9月11日，吴敬琏在郑州参加“嵩山论坛”，做了关于“转型”和“改革”的演讲。本文综合吴敬琏在“嵩山论坛”和中欧商学院的演讲，发表于《上海证券报》。吴敬琏除了谈论其本人一直在强调的“改革重要关头论”之外，还对当下的经济形势给出自己的判断。
吴敬琏称，在今年6月份发生“钱荒”以后，政府又采取了一些“稳增长”的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取得了第三季度GDP增速小幅上升的效果。现在主流媒体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企稳回升，预言今年四季度和明年将会迎来较高的GDP增速。但在他看来，只从一个季度的变化引申出对未来发展的预测恐怕未必牢靠。
吴敬琏称，在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时，一些政府部门、经济学家和传媒习惯性地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通过“三驾马车”的状况来预测中国未来发展。在政策取向上，则偏爱用扩张需求的办法，去解决长期增长的问题。而当前的经济回升，吴敬琏认为仍然是靠“铁、公、基”等投资支撑的。由于大量投资没有资金回流，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负债率)不断提高，就蕴含着出现资金链断裂甚至偿债危机的风险。也就是说，吴敬琏认为经济风险很大一部分在于媒体不断炒作的“地方债”，但关于“地方债”风险，经济学家有不同观点，观察者网相关评论请见： 罗思义：中美地方债是两码事
吴敬琏
以下为吴敬琏全文：
我们正处在一个很重要的关头，我们要重新启动“大改革”。这个改革所涉及的目标，比起上世纪90年代更大、更高。这会涉及过去30多年来的改革，它取得了什么成就？它存在什么问题？现在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样全面深化改革？
我主要讲两个方面：第一，迄今为止的改革进展和我们面对的问题；第二，必须重启和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是要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尽一切努力，实现全会所制定的改革总体规划。
具体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或者说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这是“九五”计划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是“十二五”过半了，背后面临的问题到现在基本没有解决，而且有一些情况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社会体制的改革。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迟迟没有成功，原因是存在体制性的障碍。这个体制性障碍从“十一五”到现在没有太大的改观，在某些方面还有退步。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要消除体制性的障碍。消除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就是全面深化改革。
迄今为止的改革进展
我们改革的初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这个时候经济社会整个体系濒临崩溃的边缘。所以，全国上下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一定要“变”。接下来就是三十多年来“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有目共睹，我们的改革取得了巨大进展。
改革进展概括来说就是一句话：“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了。
这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在我国原有的命令经济(command economy)的一统天下之外，打开了一个缺口，生长出了一个新的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开辟了市场经济的新天地，而且这个新天地逐渐地扩大。在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表现为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进步，这就是李克强总理讲的“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整个国民经济效率的提升。
早期经济学根据19世纪经济发展的实际数据认为，决定产出总量的是两个因素，一个是资本，一个是劳动。在不存在新增劳动力的条件下，决定人均产出增长的只剩下资本增加，即投资。据此，长期流行的“哈德罗-多马增长模型”认为，投资决定增长，投资率越高，增长率就越高。
但是，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根据20世纪美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提出质疑。他指出，决定增长的除了劳动力的增加和资本的增加以外，还有一个劳动和资本所不能解释的余量A，即所谓“索洛余量”。索洛把这个余量定义为“技术进步”。他的“技术进步”概念很宽泛，不仅指狭义的生产技术，任何方法改进、效率提高都可以叫做技术进步。现在我们经常用到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即各种生产要素的综合效率，就是这个“索洛余量A”。
其实早在“九五”计划制定以前，许多人早已达成共识，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经济增长方式(或称经济发展方式)过于“粗放”，只有实现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到“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才能解决我们的长期增长问题。那么，什么叫“粗放增长”？什么又叫“集约增长”？它们正是用索洛改写的生产函数来加以界定的：主要依靠投资增加，即资源投入支撑的增长叫做“粗放增长”，主要依靠效率提高支撑的增长则称之为“集约增长”，中国从“九五”期间(1996-2000年)以来一直提倡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句话：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
改革开放以前，在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贡献几乎等于零。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1990年代后期，因为改革的大步前进，中国的经济效率有了相当幅度的提高。
原因在于：第一，长久被僵化体制所压抑的创业精神和创新才能获得解放，成千上万的企业投身到发展的洪流中，使经济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第二，经济结构的改变也提高了效率。由于打破了过去城乡隔绝的工业化模式，两亿多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转到了城市非农产业，大量低效利用的土地也转为城市用地，这些都使效率有了提高。第三，开放也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在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很大的条件下，通过开放国门，引进国外的设备和技术，中国的技术水平很快就提高到了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大规模投资和效率提高的支持下，我国的GDP平均年增9.6%，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国。社会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30年来世界贫困人口的减少基本发生在中国，这是联合国[微博]所承认的。
改革停顿造成的问题
上面讲到改革取得的进展，但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另一方面的性质：命令经济旧体制的遗产仍然严重存在。这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这个过渡性是既有原来体制的因素，又有未来体制的因素。新旧两种因素的消长，决定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轨迹。
讲改革开放的红利，这绝不是说我们没有问题了，我们的问题还有很多，而且有一些问题还非常的严重。
改革初期设定的目标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由于我们的历史传统是一个命令经济、统治经济的一统天下，所以我们建立起来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政府的作用更强大。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连续两个季度减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流行的看法是，因为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需求总量不足。中国的消费本来就比较弱，主要依靠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来支持增长。再加上西方国家进口乏力，中国出口需求锐减，所以经济减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设法增加需求，以便保持增长速度不要低于政府设定的“底线”。
我很担心，这种分析由于用错了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随之得出的结论也就会出现偏差。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就流行这种用“三驾马车”的需求强度决定增长速度的分析框架，来预测今后的发展趋势和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显然是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引申而来。
国内外对于凯恩斯主义都有强烈的质疑的声音，有些经济学家全盘否定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
我的看法比较折中。我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某些政策在处理短期问题时还是可用的。正像凯恩斯自己说过的那样，他的理论和政策建议针对的是短期问题，而不是长期问题。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在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时，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经济学家和传媒习惯性地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通过“三驾马车”的状况来预测中国未来发展。在政策取向上，则偏爱用扩张需求的办法，去解决长期增长的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的GDP从两位数急剧跌落。2009年第一季度下降到只有6%。中国政府在2008年第四季度决定采取强刺激政策，“扩需求”、“保增长”。具体措施是用两年投资4万亿，2009年各商业银行贷款10万亿，把GDP增长速度拉了起来，成功实现“保八”。但在2011年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11.9%的高点之后，便连续6个季度下降。到2012年第三季度降到7.4%，中国政府再次采取刺激政策。尤其是地方政府，以城建作为主要的手段，大量融资和投资使GDP增速在四季度回升到7.9%，可是仅仅维持了一个季度又出现连续两个季度下滑。在今年6月份发生“钱荒”以后，政府又采取了一些“稳增长”的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取得了第三季度GDP增速小幅上升的效果。现在主流媒体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企稳回升，预言今年四季度和明年将会迎来较高的GDP增速。
在我看来，只从一个季度的变化引申出对未来发展的预测恐怕未必牢靠。
因为一方面，这种对今后中长期发展的预测是运用上面讲到的短期分析框架得出来的，因此并不可靠。另一方面，这次GDP增速回升，仍然是靠“铁、公、基”等投资支撑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开始时比较强劲，但是随着投资的递增，回报会越来越低。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效应，最近几年来已经日益显现。由于大量投资没有资金回流，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负债率)不断提高，就蕴含着出现资金链断裂甚至偿债危机的风险。
野村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Koo)曾经指出，1980年代的日本金融危机、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本质上都是由于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过高在一定冲击下引发偿债危机导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这是非常应当引起我们警惕的。
尽管中国没有发生这样的危机，但是去年李扬、曹远征、马骏等经济学家分别进行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以及今年6月份的“钱荒”，已经向我们发出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率过高的预警。中国现在货币发行量接近GDP的200%。作为全世界货币发行最多的国家，居然会发生“钱荒”，就说明存在严重的金融资源错配。从种种迹象看，近三年来各级政府的债务规模又有了很大的扩张。此外，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也很高。近年来，浙江、广东、江苏等地都发生过部分企业还不起债而“跑路”的现象。虽然还是局部性的，但是要引起我们的警惕，防止经济出现系统性风险。
从“九五”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以来，转型的进度十分缓慢。于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产业结构变化和引进国外技术造成的效率提高逐渐衰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本世纪初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加快增长模式转型的问题变得愈来愈紧迫了。
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中国1979-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 (TFP)的年均增长率曾经达到3.72%，而2008-2012年则下降到2.21%。这样，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因此出现明显的下降。这就意味着如果不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只好采取刺激政策，用货币超发或“寅吃卯粮”的办法强行拉升GDP增速，否则增长率就会下降，从而使前些年被GDP高增长所掩盖的许多经济和社会矛盾显露出来。
换句话说，中国经济长期问题的症结在于增长模式过于粗放。可是近年来，一遇到增长减速，就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把速度拉起来；主要注意力不是放在努力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上，而是放在如何增大由投资、消费、净出口等“三驾马车”组成的需求总量上。而且算来算去，扩张需求总量最后总是主要落脚在增加投资上。
总之，分析框架的误用造成的结果是，频繁地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而由于投资回报递减，刺激政策的效应变得越来越差。所以，中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办法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必须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到依靠效率提高的转型。
但是，靠生产结构的改变来提高效率是有尽头的，而且一旦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接近以后，通过引进提高效率的空间就会变小。再加上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就使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变得更加迫切。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发展转型不但没有加快，反倒出现了某种逆转的趋势。
2001-2005年的“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化迎来了新的高潮。在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城市化使政府掌握了价值以数十万亿元计的资源。于是，开始了大规模投资建设“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运动。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上，则表现为所谓“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重化工业化阶段”说法的广泛传播。许多地方掀起了“造城运动”和“重化工业化”的热潮。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制定和执行了大规模的重化工业投资和新城建设计划。
在总结“十五”规划经验时，人们认识到，发展转型出现停顿甚至倒退的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这个结论后来也写进了中央文件。发展转型的“体制性障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政府手中掌握了太多的资源，太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于是许多政府官员都动用自己配置资源的权力，来营造所谓“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得不追求GDP的高速增长。
第四，要素价格和一些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促进了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发展。
事情很清楚，想要推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就是通过改革，消除转型的体制性障碍，建立起能够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
问题恰好发生在这里。尚在中途的改革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虽然2003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诸多改革任务，但是执行情况很不理想。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经济状况良好，没有了紧迫的压力，改革的动力反倒减弱。再加上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触及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改革的阻力也增大了。
于是改革进程放慢，甚至在一些领域出现倒退。
这种例子很多。例如，1997年“十五大”对于国有经济改革提出两条要求：一是有进有退地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二是将绝大部分国有企业改制成为股权多元化的公司。1999年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还就国有经济的改革通过了专门的决议。这样，国有经济改革在世纪之交推进了一大步，中小型国有企业基本上完成改制，大型国有企业的二级公司也改组为多元持股的公司。但是当改革推进到大型国有企业的控股公司(集团公司)时，改革步伐就明显放缓了。
对于一些重要行业，除铁路外，国务院都制定批准了全面改革的计划。但是2004年以后，重要行业的改革几乎都停顿了下来。例如，2002年国务院5号文件批准的电力部门的改革方案包括四项内容：第一，网厂分开(发电厂和电网分开)；第二，竞价上网；第三，输配分开(输电网和配电网分开)；第四，售电放开(发电企业直接向用户售电，向电网交过网费)。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改革方案，而且许多国家采取类似的改革措施效果也很好。可是在中国，电力改革的第一步完成以后，改革就停滞不前了，许多问题都由此而生。
“十一五”规划确定经济发展要以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同时提出了实现这一转变的若干具体措施。但是由于改革停滞的状态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经济增长转型也没有取得显著的成绩。
2010年，国家有关部门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斯班塞(Michael Spence)等外国知名专家来华进行“十二五”(2011-2015)规划的预研究。这些外国专家对我国的“十一五”规划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但是在他们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斯班塞教授却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们制定了一个很好的五年规划，但是不知为什么，后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2010年制定的“十二五”规划再次规定，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现在“十二五”过半了，看起来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由于经济增长模式迟迟不能实现转型，因此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投资过度、消费不足、货币超发、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等问题变得愈来愈严重。 当前，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各种负面效果都有充分显现，最切身的就是人类生存的三项基本条件都被破坏了，我们的水、空气、土壤都出现了问题。
必须重启和全面深化改革
十八大指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这意味着执政党作出了庄严承诺，把全面深化改革提到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不久以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了在2013年“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的要求。
今年以来，有关方面按照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的原则，紧张地进行工作，为制定总体规划做好准备。希望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深化改革的总体规划确定下来，明年开始全面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7月在武汉的讲话中，提出为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调查研究的六大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些问题中大体看到三中全会改革总体设计的基本框架。
习总书记讲的六个问题是：第一，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第二，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发展活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三，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四，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创新，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动蓬勃开展。第五，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让全体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第六，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这六条不但有新意，而且抓住了要害，切中了时弊。比如说，第一条“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就针对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的三大主要问题提出了改革的方向。这三大问题，一是市场割据，部门保护、地方保护普遍存在，因此需要强调市场的统一开放；二是不能保证建立在规则(法治)基础上的竞争，许多领域存在由国家权力保护的行政垄断，而反垄断法和执法机构对付行政垄断软弱无力，因此需要强调竞争有序；三是各类市场的发展参差不齐，商品市场发展也许还可以说差强人意，要素市场就发育程度低下，秩序混乱，所以需要强调加快市场体系建设。
在我看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要做到这一点，至少必须推进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第一，明晰市场体系的产权制度基础，确保不同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利得到平等保护。我们现在土地市场，就是隔绝的两个市场。农村(集体)土地是一个，这个市场是不正常的；城市土地是国有的，更不正常。这就使得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受到了限制。现在中央要求新型城镇化，反对旧型城镇化，但如果土地产权制度不改，新型城镇化再怎么号召，它一定是旧型城镇化，因为这里面利益太大了；
第二，放开各类商品价格和包括利率、汇率在内的要素价格，使市场能够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的作用；
第三，清理修订现行法律法规，在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实行“法无禁止即自由进入”的原则，保证不同所有制企业能够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
第四，完善反垄断立法，严格执法，消除目前广泛存在的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
第五，按照“市场能办的放给市场，社会能办的交给社会”的原则，划分政府职能边界；
第六，确保司法独立，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克服司法地方化的倾向；
第七，市场监管实行“宽进严管”的方针，由事前监管为主转向以事后监管为主，实质性审批转向合规性监管。
在建设与竞争性市场体系相配套的改革项目中，最需要优先考虑的是加快法治建设。这又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在全体人民中，尤其是在党政干部中树立法治观念；二是按照宪法所体现的公认正义来制定法律和修订法律；三是独立审判，公正执法。其中第三项是目前法治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必须下决心补上这一课。
总之，只有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民主化、法治化的进程，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才有可能实现，舍此绝无它途。如果离开了这项最根本性的原则，我国的经济发展就会重复过去的老路，继续通过大量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最后只能是在盲目扩张和刹车调整之间打转，最后以引发系统性危机告终。
为了保证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顺利推出，目前还应该做好以下的准备工作：
第一，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运用短期政策努力稳住宏观经济，为改革提供一个宽松稳定的宏观环境，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
第二，要采取去杠杆化措施，尽力弥补漏洞，从源头上化解风险。具体措施包括：制止目前仍方兴未艾的盲目“造城”等投资冲动；动用国有资本存量，偿还社保、公租房等方面的或有债务；对铁道等负债率过高或资不抵债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实施债务重组，出售部分资产或股权偿还债务；实施银行资产证券化、盘活某些已经处于“僵死状态”的存量资产；在摸清地方政府债务底数的基础上，采取措施化解风险；如此等等。
第三，打击贪腐分子。这些拥有特殊既得利益的贪腐分子必然会采取各种办法设置障碍，阻碍市场化、法治化改革的推进。所以，打击贪腐不但可以赢得民众的支持，而且可以预先消除这些人对于改革的阻碍。
总而言之，目前我们的中心工作就是要统一思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改革总体方案之后，群策群力，保证它能够克服阻力，得到实施。这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国家的未来，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所以，我们大家都应该积极地参与，保证新一轮改革能够取得成功，从而保障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持续发展，逐步接近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中国的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