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评陈永洲事件呼吁媒体行业自律 引南方同行抵触
《新快报》陈永洲事件过去不久，媒体行业的“自由”与“自律”成为业界内外讨论的焦点。11月4日，财新传媒总发行人兼总编辑胡舒立在《新世纪》发表文章《新闻寻租不可恕》，坚决抵制陈永洲事件中暴露的权钱交易、新闻寻租现象。提出“新闻界同仁只有自律自省、直道而行，才有可能挽回这一信誉损失。”胡舒立表示，新闻媒体“若自身行为与‘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背道而驰，失去公信力却不以为意，则这个行业将完全失去生存的底线。”中国新闻业的健康成长，需要媒体从业人员“从自己脚下做起”。
财新传媒总发行人兼总编辑胡舒立在《新世纪》发文评新快报事件，呼吁行业自律。
此文发表后随即引发部分南方媒体人的抵触，评论直指胡舒立偏听偏信，并对她所表述的媒体“行业自律”颇有微词。《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在《为何不忿胡舒立》一文中称，媒体业身陷丧失行动力的困境中，“胡舒立辈可以‘直道’行之，做出表率时，反倒以虚辞谴责。”是“于事无补，于理不足，于情有亏。”称胡“反求诸己”的做法是某种退步，认为在“法”律不能的情况“自律即为自戕自贱”，“进一步自取捆绑”。《南方都市报》某记者则发表长微博，称胡舒立评陈永洲事件“完全是在搞辩证法捣糨糊”，认为对新闻行业来说“官方所要求的‘自律’无一例外会沦为对不同意见的整肃”。
《南方都市报》记者发微博，称胡舒立评陈永洲事件“完全是在搞辩证法捣糨糊”。
在南方媒体人对胡冷嘲热讽之际，曾担任《南都周刊》记者的评论员彭晓芸在自己的博客《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过去》发布博文，以《他们忿的是胡舒立还是媒体那失落的话语权？》一文反问部分南方媒体人。“他们忿的究竟是胡舒立，还是这个行业的衰落带来的不安和恐惧？尤其是过去南方报业曾经称雄业内带来的光环让这些记者编辑迄今不能适应日渐失去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彭晓芸在文中提出，“广东媒体的衰落既有北京加强管控的因素，但更为直接的，则是市场化媒体玩民粹玩过头了。”“不论是此前的韩寒事件还是现在的新快报事件，他们表现出惊人一致的逻辑，那就是先划分革命队伍的敌我，再谈论是非对错。”但“读者早已不是那群泪腺发达、头脑简单的读者，仅仅依靠煽情已经收服不了读者，而过去依赖这套制胜秘笈运作的媒体，如今感到力不从心，感受到话语权的旁落，体验到影响力的衰微。这本来是一个社会日渐成熟起来的必然状况，不过，对许多媒体人而言，却是难以接受的。”彭而胡舒立“作出行业自律呼吁，既是自保的策略，也是热爱这一行业的职业追求，完全符合情理和她的身份。”而写“不忿”文章的媒体人“应当抱怨的是自己的上司，而不是迁怒于其他媒体大佬的自律。”
彭晓芸博客发文反问部分南方媒体人：他们忿的是胡舒立还是媒体那失落的话语权？
翻页为胡舒立文章《新闻寻租不可恕》。
胡舒立评陈永洲事件呼吁媒体行业自律，引南方同行抵触。
新闻寻租不可恕
胡舒立
直到现在，人们还是无法得知《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拘捕事件背后的全部真相。不过，始于10月22日的这起事件，在舆情的一波三折中戏剧性展开，其间所曝光的事实充满反讽却不容回避。应当承认，我们面对的是一起相当复杂的、涉嫌新闻寻租的严重事件。当前仍有一些声音，事实上在回护涉事记者和媒体。我们认为，新闻媒体身为公器，使命重大，无论现实有多艰难，新闻寻租绝不可恕。
陈永洲于10月18日被长沙警方拘捕，消息至22日见之于世。当晚，《新快报》在微博支持记者，并在此后连续两天以罕见的头版特大字号刊文，发出“请放人”和“再请放人”的呼吁。这显然是以一家日报的信誉背书，也必然地获得海内外广泛同情支持。《新快报》的官方背景，加上北京一些官方机构的表态，更使人以为陈被拘很可能是一起即将纠偏的重大错误。
然而，三天之后，舆情骤变。陈永洲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中现身，承认自己受人指使、拿人钱财、行事不端。虽然央视在报道公安机关审讯结果时，缺乏辩护人的意见相平衡，处理有失粗糙，但陈永洲承认收受逾50万元“费用”的供词仍使人震惊。此后，舆论场上对法律程序环节的检讨批评仍在继续，不过，随着《新快报》迅即道歉、羊城晚报集团派出整顿小组、广东新闻出版广电局做出初步处理，陈永洲事件已无可争议地成为新闻界丑闻。
事件真相仍在展开，应继续昭告天下，特别是陈永洲身后的利益链必须查清。而且，如一些论者指出，湖南警方的行为仍有诸般可质疑之处，例如，乘相关企业的车辆办案，有违避免利益冲突的基本原则；在拘捕陈永洲之后，也未及时有效保障当事人聘请律师等权利；陈被指控的“损害商业信誉罪”弹性较大，向来容易被滥用；陈永洲涉案行为涉及其职务行为，目前的调查仅仅指向记者个人；等等。很显然，此事涉及商业规则、法律程序、新闻伦理和寻租违法等，问题复杂缠绕，需要在获知全部真相的基础上全面检讨。法学界论者在事件中更关心司法程序正义，也可理解。
不过，陈永洲事件中暴露出的基于新闻报道权、记者监督权的权钱交易，已足以使人痛心疾首。无论愿与不愿，应当承认这是丑闻，其实不啻于新闻界一次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自我戕害，受伤最深的是矢志公义、推动社会转型进步的新闻事业。新闻界同仁只有自律自省、直道而行，才有可能挽回这一信誉损失。
众所周知，新闻媒体关乎言论自由，司法部门关乎社会公正，在转型社会均扮演着异常重大的职责。与全球同行一样，中国媒体正经历从传统媒体到互联网时代的艰难转型。基于现实国情，中国新闻人又有着国外同行无从感受的艰辛，其压力是双重的。但这种艰难，正凸显了中国新闻界坚持、发展、成长的使命。而且，惟其如此，公信力已成为中国媒体最可依赖的保护，而公信力首先来自报道内容的客观公正。
近年来，不少中国媒体官司缠身，麻烦不断。纵然自身报道符合专业标准，尚可能遭遇种种横祸；若自身行为与“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背道而驰，失去公信力却不以为意，则这个行业将完全失去生存的底线。当今中国新闻人格外需要自尊自强自爱，遵从“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这一原则是立身之本。
陈永洲事件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显现出新闻寻租的某种深层关系。央视经过精心剪裁的镜头显示，陈永洲之“受人指使”，至少与一位曾在其他媒体供职的前记者相关，整个过程显然是一个涉入业内的交织链条。
此外，在《新快报》，很难想象一个普通记者能够连续十数次发表对同一企业的重磅批评性报道，而没有编辑部的支持、指导与协助；而且，当陈永洲因个人举报和微博披露中联重科的问题被对方以微博斥为“舆霸和打手”后，不足一个月，即8月7日，陈与《新快报》即以名誉侵权在广州兴讼。据此回溯，陈永洲10月18日被拘或事发突然，但《新快报》23、24日连续两天呼吁“放人”“再放人”，个中原因或相当错综复杂。
央视报道展示部分真相后，该报做出“对稿件审核把关不严”的致歉，给人的感觉不仅是隔靴搔痒，更像是文过饰非。至此，其自我标榜的“两根穷骨头”已成辛辣的嘲弄，不仅使整个中国新闻界蒙羞，也使该报坚守新闻理想与职业操守的同仁受创。此一事件理应严肃追责，相关主管部门也应有所承当。此外，陈永洲丑闻背后究竟有何内幕，是谁在指使和操纵整个事件，也必须彻查并依法处理。
应当看到，陈永洲事件令人痛心地折射了我们这个行业的积弊。和转型期的其他行业一样，中国的新闻寻租并不是个人操守有亏的偶然发作，而是存在于相当一部分新闻机构和媒体人的顽疾。媒体本为社会公器，新闻界不是“升官发财”的通道。但由于体制机制原因，多数媒体又有官方背景和政府隐性支持。因此，倘缺乏自律与他律，媒体很可能在市场与权力之间“套利”。在一部分媒体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的拉广告不成，便以揭露真相为名，做选择性负面报道；有的自觉充当公关工具，深深卷入利益输送。此类以“新闻寻租”为特征的“商业模式”不仅不是秘密，还常常成为一些人私下炫耀的资本。
如果放任这种寻租行为蔓延发展，则无法期待中国新闻业的健康成长，还会给整个中国社会、特别是市场体制建设和商业文化培育，带来极大破坏。财新此前曾发表长篇报道《达芬奇案中案》《IPO有偿沉默》《删帖生意》等，引起巨大震动和广泛回应。此次陈永洲事件若能深入调查、完整披露、严肃处理，将是更为可贵的反面教材。
目前，陈永洲已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被批准逮捕，《新快报》领导班子也被调整。巧合的是，英国《世界新闻报》窃听案刚刚开审。在记者节即将来临之际，发生丑闻令人格外遗憾，不过，对丑闻的应对和处置对未来更有意义。经济学证明，消除“价差”才能杜绝寻租。中国媒体缺乏独立客观的土壤，导致价值混乱，逆淘汰现象突出，除行业自律，最终还是需要健康的法律和竞争环境发展成长。政府应当给予媒体更多的空间，对记者的合法权益给予充分保护，使新闻人自尊自持。
无疑，这有赖于新一轮全方位改革。而我们，则应从自己脚下做起。
翻页为彭晓芸评论《他们忿的是胡舒立还是媒体那失落的话语权？》。
彭晓芸发博文称，胡舒立发出呼吁行业自律既是自保的策略，也是热爱这一行业的职业追求。
他们忿的是胡舒立还是媒体那失落的话语权？
彭晓芸
1、胡舒立关于行业自律的文章引起部分南方媒体人的抵触，几篇反对文章表达的无非是这么个意思：作为业界大佬，没把重心放在为记者说话上，反而呼吁行业自律，实在是给不自由的新闻业添枷锁，还有，您老人家能带领团队恪守职业道德还不是因为你有政治资源有特权啊。失落的南方媒体人越来越没骨气了。
他们忿的究竟是胡舒立，还是这个行业的衰落带来的不安和恐惧？尤其是过去南方报业曾经称雄业内带来的光环让这些记者编辑迄今不能适应日渐失去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躺在光辉岁月的摇篮里自怜自艾能让这个行业重新恢复生机和公信力吗？
2、怎么看待媒体掌舵人的政治能量？两胡是典型代表，刚好一偏左一偏右（中国语境下），胡锡进和胡舒立。他们带领的媒体看上去都有特别优待的尺度，于是惹来政治地位日渐失落的南方媒体人的忿恨。我觉得这些抱怨的媒体人真是幼稚得可笑，在任何社会，无论民主不民主，媒体大佬没有政治能量基本不用玩。
3、广东媒体的衰落既有北京加强管控的因素，但更为直接的，则是市场化媒体玩民粹玩过头了，无论政治能量还是市场反馈都到了一个边际效益递减的阶段。现在开始抱怨胡舒立能量大的南方媒体人，不要忘了，很长时期，胡舒立及其团队在业内并不最引人注目，在社会新闻的哗众取宠报道方面甚至是完全缺位的。
这段话的意思是，当南方周末风光无限的时候，胡舒立还在静悄悄耕耘，财经的报道没多少人议论，被广泛议论的，总是南方周末的头条。南方媒体人，要学会适应风水轮流转的市场规律，当南方周末一再以错误的医疗报道误导读者而永不道歉时，当南方周末偏颇地卷入韩寒事件时，胡舒立团队在干什么？
4、要说抱怨，写“不忿”文章的媒体人应当抱怨的是自己的上司，而不是迁怒于其他媒体大佬的自律。无论两胡的政治立场如何，至少他们以身作则，他们自己冲在前线，敢于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敢于承担团队的政治责任。要说博弈，你们应当去跟自己的上司博弈，而不是在上司面前卑躬屈膝讨口饭吃，却在公共领域不讲道理。
以我对这个行业的了解，一个媒体人最大的勇气不是隔山打虎，攻击一下其他媒体的大佬，而恰恰是敢于反对掌握自己饭碗的领导，那才是骨气。领导如果有灰色交易时，你是否敢于反对？领导在业务上无能时，你是否敢于批评？媒体的业务水平直线下降，跟媒体一把手的能力难道没有关系？
当媒体人过于依赖圈内人脉为自己提供饭碗生计保障时，当媒体人不敢想象彻底转行的破釜沉舟时，他们自身是没有底气的，只能说点讨好民粹力量的泛政治的话，却无力面对本行业的满目疮痍。
可掰着手指头数一数，中国有多少穿着隐身衣的媒体掌舵人、媒体总编，他们敢说话吗？连名字你都不知道。他们奉行的是闷声发大财的宝典，至于放纵底下记者编辑政治偏左还是偏右，那不过是市场监测的需要，他们真有政治追求吗？多数是没有的。
6、关于低调与高调的体制紧箍咒。媒体一把手虽然不是官员，但在当前这个体制之下，他们属于体制内人，也就是说所谓忠诚的反对派。指望媒体一把手成为革命家，显然是激进自由派的幻想。
胡舒立一向不低调，所以，可以说不低调的媒体领头羊的时代到来了吗？至少她的高调是有底气的，是以多年坚持新闻专业主义换取的。当然，我不是说胡舒立团队的业务没有瑕疵，此前她旗下也有不少不靠谱的记者，在微博上强词夺理出丑的，但很快看到那些记者离开了。
胡舒立团队也有圈子意识，但一旦发现自己在业务上可能偏颇时，他们的纠错能力确实明显强于南方报业。譬如他们也发胡言乱语的法学学者的文章，但很快，他们发了香港法学学者郑戈的文章对质疑韩寒的合法性做了基本梳理，普及了法理上的常识。这一个小小的举动，证明胡舒立团队并不为同业和圈子背书，尽管他们也很善于掌握微妙的尺度，不会卷入过深得罪人。但他们不至于裸奔，对，不至于一路裸奔到让网民尽情嘲笑的地步。而这个尺度，就考验媒体决策者的判断力和运筹帷幄的智慧。
7、不收黑钱会死人吗？如果不收黑钱就危及生命，那几篇辩护还有那么一点点道理。可这事是这个逻辑吗？还举什么耶稣与淫妇作例子，这类比恰当吗？为何不讲道理到这个份上？呼吁行业自律和要求法治要求程序正义哪里就矛盾了？当读者以为所有媒体人都不干净时，岂不是整个行业受牵连？进而产生逆淘汰？
胡舒立不愿意受这种恶质的行业生态牵连，作出行业自律呼吁，既是自保的策略，也是热爱这一行业的职业追求，完全符合情理和她的身份。而法学家贺卫方死磕程序正义，我认为也符合他的职业身份。两者根本不矛盾，不是你能存在我就不能存在的问题。线性思维极化思维导致一些人总在找空靶子泄泄戾气怨气，这当然令人遗憾。
8、考究新闻界实际，自律只有在自立的前提下才能完成，否则就是“奉旨自律”。再以法律观之，法从一开始就弯曲了，“法”律已不能。此种境况下，自律即为自戕自贱，只怕他律也不忍责备。——摘自《为何不忿胡舒立》
依此逻辑，在一个孩子长大自立前，不必要求他不偷不抢不打老师，就算杀人放火也不忍责备。
这种逻辑一直在粗鄙自由派当中流行，就是民主成为一切道德甚至法律要求的前提，只要你一天没有民主，我就一天不讲道德。当然，他们并不相信劣质民主的存在。他们更加不愿意了解，台湾的民主之路是如何走过来的，如果没有当年轰轰烈烈的各个行业的自律自清运动，你认为台湾的民主能够运行下去吗？民进党迄今还在消化一颗老鼠屎的负面效应，民进党为何引入一个和民进党渊源不深的“外人”蔡英文？这是拯救组织的自救行动。
如我在接受中山大学新闻学院学生采访时所言，大陆自由派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掉进了“先选人再选价值”的泥潭不能自拔。他们不敢果断地与坏榜样切割，无论是此前的韩寒事件还是现在的新快报事件，他们表现出惊人一致的逻辑，那就是先划分革命队伍的敌我，再谈论是非对错。
9、对于媒体业的未来，我只能不无悲观地判断，缺乏精英文化土壤的中国，媒体最终只能沦为权力的奴婢和资本的打手，或者民粹的煽动家。能够以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要求勉力生存下来的，为数不会太多。胡舒立可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但在商业上，他们那种四平八稳的报道模式肯定不是利润最为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