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温岭事件——被压抑的爆发

10月25日发生的浙江省温岭市患者连某杀医事件，造成该市第一医院三名医生一死二伤，最终因当地官方的大幅“退让”和安抚勉强平息。

一死二伤的三名医生均不是连某的手术医生，这次事件同时击碎了四个家庭。这是本月以来，由媒体公开报道的国内第六起患者或患者家庭因医疗纠纷导致的袭医事件。

**令人唏嘘的是，撇开全社会沉默大多数的复杂心态难作明确立场判断，至少在传统媒体上，从报道到评论，对如此丧尽天良的袭医凶杀事件，予以立场鲜明之谴责的不多。**而在微媒体上，那些整天热衷于编织“政治围脖”者，则借机将袭医凶杀事件与体制的“十恶不赦”相挂钩，起哄炒作特来劲儿，很少有人对无辜遇害的医生公开表达同情与怜悯。

任何群体，压抑久了难免爆发——也许正因为如此，温岭当地的医护人员连续两天举行变相“罢医”，向社会讨要说法。当地政府出于维稳考虑，竭力避免事态扩大和“变性”，导致处置善后的某些做法明显失当。于是，本来是向社会讨要说法的“罢医”，迅及演变成对当地政府的“施压”。最后，地方当局审时度势，宣布对无端遭刺死的该院耳鼻咽喉科主任王云杰医师予以“因公殉职”待遇（估计赔偿数额亦大幅提高），才好歹平息了事态，避免“罢医”事件在省内其它地方延烧。

温岭“医罢”事件虽已勉强平息，但袭医凶杀事件并非个案，而是一个全国性现象。医患矛盾上升为肢体冲突，冲突激化为暴力凶杀，成因极其复杂纠结。择成因之要害，上世纪九十年代演绎的“泛市场化医改”（史称“旧医改”）之后遗症系“罪魁祸首”。

常言道，欠账总是要还的——已步入第四个年头的“新医改”之第一阶段的首要目标，就是立足于偿还欠账。只是，“第一阶段”的时间跨度要到2020年。就算能确保“新医改”在“第一阶段”不再步入歧途，要想扑灭一点就着的医患暴力冲突，目前看也是“远水难解近渴”。

温岭事件中医生打出“维护正常医疗秩序”、“还我尊严”的牌子

作为头痛医头、脚痛治脚的急就章，浙江省卫生厅昨日匆匆向该省医护人员宣布：“省厅近日将下发保障医疗安全文件，建立医疗场所必要防护措施。具体包括安装警铃、监视装置、配置安检仪器，增加安保力量。”

消息一出，尤其是各家医院及医疗场所均将配置机场所用的安检仪器，再次引发社会舆论唏嘘加感慨。

浙江省卫生厅事先一定估计到舆论会普遍吐槽，故提前强调“美国的医院基本都配置安检仪”，言外之意，咱们无非是向老美学习借鉴罢了。

在笔者眼里，浙江省卫生厅的“安保文件”，是前不久国家卫计委和公安部同类“安保意见”的地方升级版，其中引发舆论争议的，当数“20张病床配一名专职保安”。而在早几年，全国各地稍像样点的医院，均已建立起警务室，24小时由警察坐阵值班，以对可能的袭医患者和患者家属形成一种前置性震慑。

笔者看问题一向主张从实务出发而非空洞抽象的理念先行。就医院设安检、配保安、设警务室之类的预防举措，笔者以为实出无奈但不失为治标之策。此外，严打医暴犯罪，**各级政府不再一味苛求社会效果极差、副作用极大的所谓“稳定”，**层层改变对医暴者“重罪轻惩”、“大罪小惩”、“小罪不惩”乃至姑息牵就，也是一项震慑力更大的治标措施。可惜，直到此次温岭事件后所已采取的补救举措，人们还没能看到政府“严打医暴”的进一步安排。当然，全体患者必须明白，所有的安保治标措施都需要支付不菲成本，最后都得转嫁到患者头上才能消化。

温岭杀医事件后，国内纸媒刊发针对性时评不少，最政治正确的评论认为“唯有彻底医改才能拯救医患关系”，可笔者以为，如此开药方仍然有点隔靴搔痒。最调和的专家论调是呼吁“医生多换位思考，患者多理解尊重”，可笔者以为，此言纯系说了白说，等于没说。

对此，笔者认为医暴愈演愈烈，核心根源有二：

一、优质医疗资源严重短缺，导致“红包”盛行，毁了社会对医生的基本信任。

建国后，优质医疗资源严重短缺始终没有解决，“特供医疗”又使决策层感觉不到补齐这块关键短板的紧迫性。

笔者少年和青年时代，中国只有少数人享受公费医疗，国企和集体企业员工享受有限度的“医疗劳保”。其余的大多数中国人，看病皆需自掏腰包。由于举国贫穷，多数国人生病后都采用“硬扛”，很少上医院就医，若得了绝症，基本上在家等死，致使医疗资源不足问题得以长期掩盖。少数国人公费看病或通过“医疗劳保”看病，原有医疗机构（除北京上海等少数大医院因有全国疑难杂症病人汇聚除外）可基本满足看病需要，医生亦无创收压力，甚至不必超负荷工作，因此医患关系总体和谐正常。

变化始于1984年之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帷幕，乡镇企业方兴未艾。人们开始有钱了，看病人数急增，医疗资源短缺开始暴露。“僧”多“粥”少，众“僧”为得到较好医疗服务，开始向“粥”送“红包”，并很快成为常态。笔者回忆，从那年到去年，尽管亲人和直系亲属中有数位迄今仍在医院工作，但这20多年间，但凡遇到家人看病开刀，甚至配牙，即使亲属中的从医者事先已经牵线搭桥，但照样要送“红包”以示感谢。对方收受“红包”虽会客气一番，却也心安理得收受。

完全可以说，患者送“红包”出发点各不相同，但几乎没有一个是完全自觉自愿的，是出于对医生真心感激的。**长此以往，医患关系就不再是互相信任的救死扶伤关系，而是变了味儿的“金钱关系”。这为今天医患之间普遍的不信任埋下了祸根。发展到今天，经媒体和互联网广泛传播和炒作，几乎所有的患者，甭管其嘴上怎么说，内心都对医生群体抱有成见和看法。**因此，每每发生针对医生的医暴，施暴者常常得到同情，受害医生则很难获得人们发自内心的怜悯。

另一方面，医卫管理部门对医生普遍收受“红包”心知肚明，知晓医生不受患者信任的症结所在，结果又导致在处置医暴事件时底气不足，继而客观上放纵了医暴的盛行……

二、轻率放弃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统产统配统销”。

市场化改革之前，国家对药品、医疗器械、医辅材料实行统一计划生产、统一收销、统一配置、医院按国家规定利差配药。这一做法有三个核心环节，一是药品等实行行政许可计划生产，质量由政府控制，出厂价由政府指定；二是国家在省、市、县三级成立国有医药公司，对所生产药品按大区（譬如华东、华北）进行逐级计划调配，每级批发差价亦有国家限定，各级医药公司皆非赢利主体；三是各级大小医疗机构皆吃皇粮，本身无须通过“以药养医”解决生存难题。如此，虽被人诟病为体制僵化，但基本确保了全中国没有假药，更无医药暴利一说。整个药品生产流通体制基本确保了药的质量、药的需求、药的合理配置和药价的平民化，药厂之间也无恶性竞争。

进入1990年代后，伴随整个医疗体系的“泛市场化”改革，药品及医疗器械“统产统配统销”体系在一夜间放弃，价格完全放开。表面看，药品多了，供应充分了，但假冒伪劣药品旋即盛行开来，价格则混乱不堪，大量的所谓高价新药其实是“新瓶装旧酒”——换包装、换药名而已。

长此以往，又派生出六大连贯性恶果，一是多数患者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做不起手术，二是医药代表成为社会腐败新行当，几乎所有的医生都以不同形式吃药厂或医疗器械厂商的回扣；三是各级药监部门成为药厂行贿的重灾区，致使药监官员批量落马，连国家药监局长郑筱萸都被拉出去吃了枪子；四是大处方和各种变相大处方盛行；五是假药劣药和劣质医疗器械坑害病人；六是医疗质量基本缺乏保障，医卫事故频发……

如此，患者乃至整个社会的非医护人群，对医护人群的“憎恨”进一步积累发酵，一遇到“火星”，医暴之“烈火”旋即被引燃并呈此起彼伏状。医卫主管部门对此当然也心知肚明，也想予以整肃，无奈医生群体吃药品、器械回扣几乎人人有份（因近亲属中多人从医，笔者说“人人有份”绝非夸张臆测，更非故意渲染），只有程度差异，最后弄成法难责众。只有当某些医生实在不像话并被媒体逮住、且确凿证据已前提曝光，医卫部门才勉强处置个别倒霉的医生搔痒痒。

由于导致医患关系畸型恶化的病根比人们想象得要隐蔽，而且现有药品医疗器械生产流通体制，以及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做大并固化，虽然实践证明这一完全开放甚至是自由放任的体制，在国家现有发展阶段明显不适应国情，但眼下已很难再推倒重塑。要恢复相对和谐的医患关系，需要革固鼎新的范围和难度，已远远超出了“新医改”所能承受和包揽之范畴。所明于此，不难得出一个令人无奈的结论，短时期内——譬如在第一阶段“新医改”告一段落的2020年前，要想真正改善医患关系压根就无大的可能。

既然实情如是，针对愈演愈烈的医暴，除了采取诸如按病床配置保安，学机场设置安检仪，加大对医暴的打击之外，拜托媒体暂时“远离”医患暴力报道，采取睁眼闭眼装作没看见更好。这样，也许能够减少某些“有气”的患者向医暴者学习走极端。媒体尤其要避免以煽情点火、火上浇油式的口吻作医暴报道。不过媒体也不能完全做“壁上观”，对政府严打医暴的正面典型案例，则当集中火力增加报道力度。

医生群体的形象之“坏”固然与其自身不够争气有关，但大伙看病却离不开医生，如果医生整体处于消极怠工状态，最终倒霉的还是我们患者呀！笔者这么说有官方统计数据为凭：这几年，全国每年毕业的医博、医硕、医本、医专、医技、医工人数是60万人，可每年实际从医者已不足六分之一，而且实际从医比例每年仍以1%-1.5%的比例递减……缓解医患矛盾，才能让医生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不断回归医疗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