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左”、“右”概念难以切合今天的中国现实

在中国学界、政界、舆论界，一谈到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几乎都会提到“左右之争”。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各种思潮纷繁复杂，“左”和“右”也被视为最主要的两大阵营。因此中国思想界最大的分歧和对立，也通常被看成“左右之争”。

但是，从政治学理论看，用“左”和“右”的概念来解读中国社会的思想分歧，事实上背离了“左”和“右”这两个政治概念的原初意义。国际上公认的右翼主张，到了中国却常常被说成是左翼；反之亦然。外国人听到中国学者谈“左右之争”，常常如堕迷雾，不知所指究竟为何。

从中国历史的进程看，用“左”和“右”的概念来解读中国社会的思想分歧，其实是上世纪中国特殊政治阶段的余音，早已落后于时代。今天中国社会纷繁复杂的现实，以及反映当下现实的各种社会思潮，已远远超出了“左”和“右”的表述能力。

从政治学理论看，用“左”和“右”的概念来解读中国社会的思想分歧，事实上背离了“左”和“右”这两个政治概念的原初意义。

追根溯源看“左”、“右”

从世界近代以来，“左”、“右”作为政治概念运用得非常广泛，也非常含混。人们常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来描述某种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或意识形态。但无论如何，对于“左”、“右”的基本概念，学界和政界的基本共识还是有的，否则人们无法进行交流。

众所周知，“左”、“右”的概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1791年的法国制宪议会上，激进的革命党人都坐在议会的左边，而温和派的保王党人都坐在议会的右边，从此“左”、“右”就具有了政治指标的意义。从其原初意义看，“左”主张激进变革和革命、主张剥夺世袭特权；“右”主张温和的渐变，主张保持旧的传统与权力。

经过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的洗礼，这种政治上的“左”、“右”概念，风行整个欧洲，各自形成了深厚的政治、思想传统。比如以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划界，支持者通常被称之为“左”，反对者被称之为“右”。《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的作者埃德蒙•伯克，一般就被视为保守主义或现代右翼思想的奠基人，尽管这种对伯克的理解比较片面。

在这一原初意义上，“左”在世界各地被广泛引申为革命派，俄国、中国的革命党人都曾自称是“左”派；而旧政权和旧秩序的维护者则被视为革命的对象，是政治上的“右”派。欧洲在拿破仑战败后成立的“神圣同盟”通常被认为是右翼政治势力的复辟和结盟。

从法国大革命到今天，已有两百多年的时间，“左”和“右”这两个概念也不断演变和发展。尽管期间人们使用这两个概念时会有不同的侧重和强调，但还是有以下基本共识：

第一，根据“左”的原初意义，“左”就是激进变革者或革命者，在政治上主张彻底改变或推翻旧政权和旧秩序，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中，“左”派通常都是激进改革者或革命者；而“右”派则主张尽可能保留旧政权和旧秩序，即使承认变革，也只是承认循序渐进的温和变革，而坚决反对彻底推翻旧政权的革命。从法国大革命以降，“左”、“右”各自代表激进和保守，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也能在两百多年来的世界历史中得到印证。

第二，“左”通常代表国际主义、普世主义。“左”派主张人权、公平、正义等意识形态概念比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更重要。从法国大革命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再到上世纪中叶的中国，“左”派都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和原则，世界各国民众的共同价值理念比狭隘的国家利益和主权更重要；都相信阶级斗争比民族斗争更重要，都相信“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相信“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所以，追求世界大同，把国际主义、普世主义置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上几乎是所有“左”派的共同主张。

与“左”派相反，“右”派基本上都是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地方主义者。“右”派认为国家主权高于国际法则，民族国家不能为了国际原则而牺牲本国利益。在上世纪初，美国总统威尔逊四处奔波推动成立了国际联盟，但当时的“右”翼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认为国联这样的国际组织会削弱美国的主权，因此拒绝加入。在当今的欧洲，“左”派通常支持扩大欧盟的权力，而“右”派则主张国家利益至上，反对把国家主权转让给欧盟。

第三，“左”通常主张和平主义，反对扩军备战，反对战争。从北美到欧洲，几乎所有的“左”派政党都反对政府增加国防开支，反对扩军备战。从越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欧美的反战团体基本都属于“左”派；而鹰派或强硬派基本都是“右”派，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首相是右翼鹰派的典型代表。为了国家利益，为了消灭国际邪恶势力而不惜发动对外战争通常是右翼政治家的选择。

第四，“左”强调平等与正义，反对无限制的自由市场。在“左”派看来，不受限制的自由经济最终会导致社会生活的丛林化，社会将会在自由竞争中撕裂为富人和穷人两个世界。因此“左”派主张政府对自由市场进行干预，对社会财富进行调节。基于这一点，“左”派通常都主张强力有为的大政府。

与“左”相反，“右”主张尽可能地保证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以任何理由对市场进行干预。在“右”派政治家看来，政府不能解决任何经济问题，因为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问题。所以，“右”派主张政府越小越好，政府最好只是作为“守夜人”存在。在欧洲大陆，左翼的社会党和右翼的保守政党在选择福利国家或自由市场上的分歧和对立，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这两种对立的主张。

简而言之，尽管“左”和“右”的概念远较两百多年前有很大发展，尽管概念还是比较含混、歧义很多。但“左”和“右”这两个概念的起源决定了二者还是有着各自的边界，即如上文所述的四个基本特征。因此，在各国的政治和舆论中，至今还能看到人们频繁使用这一对概念。

“左”、“右”在中国的误用

随着上世纪初革命理论从西方的输入，“左”和“右”也成了中国社会重要的政治术语。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左”、“右”概念，以及其各自的特征基本跟西方国家一致，“左”通常是指激进变革者或革命党人，“右”是指保皇党或保守派。

一开始，革命党人，包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自称为“左”派。1925年11月，反对“联俄”的国民党保守派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提出了反苏、反共的主张，国民党的“右”派基本形成。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运动，开始镇压共产党，9月宁汉合流，国民党集体向右转。至此，共产党自称保持了“左”的进步传统和革命精神，而把国民党称之为“右”派和“反革命派”。此后，中共发动武装革命以推翻国民党政权；而国民党则继续向“右”滑行，开始引进纳粹德国的政治理念。1949年以前，与“右”的国民党、青年党相对立，中共、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等都自称“左”派，这和全世界的“左”、“右”划分基本一致。

但是，1949年以后，“左”和“右”的概念在中国开始发生变化，无论是对历史的解读还是对现实的描述，都逐渐和原初意义上的“左”、“右”概念相背离。

首先，很多人把中共历史上的“左”倾、“右”倾等同“左”派、“右”派，这种误用对日后“左”、“右”概念发生变化有很大影响。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把党内不同的路线斗争界定为“左”倾和“右”倾的斗争。“左”倾是指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所以也叫“左”倾冒险主义；“右”倾在中共党内是指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变化，所以，又叫“右”倾保守主义。

显然，作为中共党内两种不同的思想或政治路线，“左”倾、“右”倾跟原初意义上的“左”、“右”已有很大区别。“左”和“右”的几个特征在“左”倾和“右”倾上已不太明显，唯有“左”代表激进，“右”代表保守这一特征还有保留。

“左”和“右”的概念在意义上发生根本性逆转，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共提出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并启动改革开放。由于执政党把“文革”的政治路线界定为极“左”，所以反“左”成了改革的一个重要政治任务。拒绝接受改革的新路线，通常被界定为极“左”和“保守”，而大胆且激进的改革者由于以反“左”为己任，实际上是在以“右”派自居。

这样一来，“左”和“右”这两个概念的基本含义在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左”派被界定为维护中国社会旧秩序的保守派，而“右”派则成了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改革派或革命派。经过这种逆转，中国社会今天讲的“左”和“右”跟1791年法国制宪会议上的格局正好颠倒。激进的改革派被推到了中国政治的“右”边，而试图维护旧秩序或只主张温和改良的保守派则被推到了中国政治的“左”边。改革的30多年来，中国政治关于“左”和“右”的政治叙事基本就是这个框架。

进一步，就“左”和“右”的四个基本特征看，另外两个特征也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唯有第四个特征没有发生变化。

如前所述，“左”通常是国际主义、普世主义。“左”派认为人权、公平、正义等意识形态概念比国家主权更重要。但在今天的中国，以“右”派自居的“自由派”通常都是世界主义者，普世主义者。“人权高于主权”是右翼“自由派”的基本格言。原来“左”派的国际主义已被自称“右派”的人包装为“普世主义”；传统“左”派主张输出革命的主张也被自称是“右”派的人接过来了，只不过是把过去社会主义国家输出“红色革命”改变为今天西方国家输出“颜色革命”，甚至认为中国应当被输入“颜色革命”，更有极端者以普世主义的“带路党”自居。

另一方面，推崇民族国家的主权，强调民族和国家的特殊性，反对国际主义原本是西方“右”派的一大特征，但到了今天的中国，凡是质疑普世价值、反对国际干涉、维护国家主权、坚持中国特色道路、主张中国模式的人统统被划到了“左”边，常常被右翼称之为“左”派“爱国贼”。

再者，在国际流行的话语中，主张和平主义，反对扩军备战，反对战争的人或团体常常被视为“左”派，而主张扩军备战的鹰派或强硬派基本被视为“右”派。但到了中国，这个“左”、“右”界定也发生了逆转。在中国跟日本的钓鱼岛问题，跟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岛屿上的争执上，中国自称的“右”派几乎都变成了和平主义者，反对中国政府在领土和领海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甚至认为中国建造航空母舰是荒唐的，这跟西方“左”派的政治立场几乎完全一致。相反，倒是中国被称为的“左”派的人士发出的声音跟西方的右翼团体或鹰派的声音一样。为了领土和主权不惜一战在中国通常被认为是“左”派的声音。

中国社会的“左”、“右”只有一点还保留了原初意义，这就是政府跟市场的关系。中国的“右”派和西方的“右”派一样，推崇小政府，强调自由市场不受干预。而中国的“左”派则跟西方的“左”派接近，主张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和调节，尤其主张政府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但是即使如此，主张“小政府”的许多中国“右”派也竭力主张在中国实行福利国家政策，常常用欧洲的福利制度来指责中国政府漠视劳工利益和民众福利，这一点跟西方的“左”派并无二致。

正是由于上述“左”、“右”概念在中国的逆转，今天中国人谈的“左右之争”常常会让外部的观察者困惑不解。中国的“自由派”真是“右”派吗？中国的“左”派真是“左”派吗？如果不做特定的解释，一般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会犯糊涂。

淡化“左”、“右”势在必行

“左”“右”的误用在中国已有30多年时间，这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很大混乱，也给外部世界对中国思想界的了解造成很大困难，淡化“左”、“右”已经是势在必行。

**作为一个复杂多面的大国，仅仅用“左右之争”来描述中国思想界的现状是很困难的。**用更多、更具体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思想界，是一种现实的需要。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语言的丰富性自不待言，完全没有必要固守住“左”、“右”这两个带有比喻性的概念。

现实地看，今天中国思想界的多样性远非“左右之争”能概括。用以下一些概念来概括中国思想界的分歧，可能更为准确。

第一， 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中国作为一个正在急剧转型的国家，改革应当用理性预先构造蓝图，还是应当坚持摸着石头过河？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是把某种现成的意识形态作为真理的标准？理性和经验、顶层设计与群众路线能否结合？如何结合？

第二，激进主义还是渐进主义？中国三十多年的巨大成就是否是因为坚持了循序渐进的改革，而没有实行像俄罗斯那样的“休克疗法”？抑或，像批评者讲的那样，中国的改革已经陷入停滞，现在亟需一个一揽子计划进行彻底变革？循序渐进的改革会不会把问题越拖越大，最后无法解决？中国的改革是过于激进还是过于缓慢？

第三，普世主义还是爱国主义？在全球竞争中，国家和民族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否中国实行了跟西方国家一样的社会制度，就能化解跟西方的所有矛盾并解决周边的领土争端？世界公民在今天是否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当前世界各国的利益冲突是如何解决的？是通过公民个人或企业自身的能力去解决，还是以国家的力量为后盾来解决？

第四，消费主义还是发展主义？中国经济今天存在的问题究竟是消费不足，还是投资和发展不平衡？究竟消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还是积累和投资是发展的动力？抑或是二者的结合？

第五，公平与发展的关系？中国的转型与发展应当怎样平衡好公平与发展的关系？公平与发展是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二者能否统一和兼顾？

本文在此只是略举了几个相关概念来描述中国的思想界，这些概念也许没有“左”和“右”的概念那样简明，但却更加真实和具体地描述了现实。“左”、“右”尽管简明，但却过于简单化，常常会引起误解。作为一个十三亿多人的大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深厚传统的国家，在社会转型中需要更多、更具体的概念来解读人们的不同思考和主张，“左”和“右”这两个概念太过简单化，实在难以切合今天中国的实际。

尤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今天的中国淡化“左”、“右”概念还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传统，“左”、“右”两个概念已经被赋予强烈的价值色彩。对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激化“左右之争”极易撕裂社会。

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常常会自我赋予政治正确性和历史正义性。“左”派认为，“左”代表了上个世纪的正确传统，也代表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代表着正义和进步，“右”派走的是邪路；而“右”派认为中国向右转才走出了历史的误区，只有“右”才代表中国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才代表了了正义和进步，而“左”派是走老路。其实，对中国现实的不同看法，跟政治正确和道德感并没有多大关系，“左”和“右”跟政治正确与正义进步更没有绝对的必然联系。如果跳出“左”和“右”的框框，实事求是地来讨论中国的现实发展，人们可能会更加理性平和。从这个意义上说，放弃“左右之争”的框架，从更加多元的视角来看中国社会的各种主张，大家取长补短、相互综合，这才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