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尤其要重视“中国式民粹”的问题

中国媒体上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越来越公开，也越来越深入了。10月中旬，《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民粹主义大发酵不是中国社会之福》，并召开座谈会，汇总专家意见刊发了文章。几天之内，刘仰先生的《民粹就是一种民主》和寒竹先生的《国家转型要避开民粹陷阱》两篇文章，又进一步推进了讨论。

这些讨论反映了社会现实，民粹主义问题在当下中国社会已无法回避，若不能妥善应对，危险极大。正如寒竹在文章中所警告的，“如果中国社会不有意识地避开民粹主义陷阱，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有可能功亏一篑。”

威胁迫近，最重要的是认清其性质。学者们尽可以去掉书袋，追寻这个词汇的俄国起源，分辨其法国和德国的变种，但所有这些都与中国当前面临的这个东西关系不大。基于多个理由，我宁肯认为，有一个东西叫做“中国式民粹”，是中国社会的特殊产物。

首先，从历史上看，中国有着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悠久和深厚的平民主义传统。早在两千多年前，秦国对六国的胜利，从本质上即可以看做是平民国家对世族国家的胜利。此后的中国，百代秦制，百代民国，新世族周期性地再生，也周期性地覆灭，一以贯之的主流，仍是秦制之下强大的平民社会。归根结底，皇帝百官和新贵族，都是平民社会自身的产物，朝代更替，也不过是上层和下层大翻转，中心和边缘大换位，平民社会的基本性质永远不变。

西方社会则完全不同。历史上，西方的贵族-精英政治长盛不衰，平民主义从未完全胜利。统治者对平民社会分而治之，将平民主义中的激进-极端部分与保守-温和部分区分开来，打击前者，吸纳后者，于是，前者就成了“坏的”民粹，后者就成了“好的”民主。威权的精英体制与温和的民主体制携手合作，民粹主义被有效遏制，社会也就稳定了。

相比之下，中国社会中的民粹主义，其实更是一种“人民内部矛盾”。普天之下早已没了贵族，有统治者，也是“人民民主专政”中的统治者，有精英集团，也是“人民共和国”内部的人民精英，三代之内都是穷人，昨天还都是一个屯子里的哥们儿，今天老大当了官老二发了财老三还是农民，威权、民主和民粹也就随之分化。

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民粹主义很难被遏制，因为它就是平民主义传统的一体两面。平民主义向民粹主义转化的程度，就取决于社会分化的程度，分化愈甚，民粹倾向愈甚。

寒竹将民粹主义区别于平民主义之处归纳为三点：一是平民大众被赋予道德意义，二是平民大众被赋予政治意义，三是平民大众凭借道德与政治的高地，超越法律和秩序。这个归纳极好。但为什么中国社会难以阻断这三点，总是不可避免地滑向民粹主义呢？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在发生分化时，底层平民一方相对于先富精英一方，有着极大的优势抢先占领道德高地和政治高地。这个优势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古代传统，又在近现代的各种激进运动传统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做一个简单的国民测验：请列出具有正面形象的高官、地主和资本家（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各十位，再请列出具有正面形象的工人、农民和士兵（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各十位。

测试结果会是什么，可想而知，若在欧美国家做同样的测试对比来看，一定更说明问题。受到这样一种集体意识的滋养，民粹主义怎么可能不强大？

“中国式民粹”，它是历史上中国式的平民主义传统、近现代中国式的激进运动和近三十多年中国式的社会分化三者的共同创造，体型巨大，精力旺盛，难以驯服。

当然，民粹主义真正要构成颠覆性的威胁，一定是在占领了道德和政治高地之后。而引领这个占领运动的，一定是借民粹主义进行政治投机的精英知识分子。因此，危险中的危险，就是这些靠碎片化的舆论、煽动性的口号来操控民众的“中国式民粹”精英们。

北大刚刚解聘了一位言论极端的副教授，从采取行动着手消除民粹主义危险这方面看，这是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