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绝对、绝对不会再来美国-Niels Gerson Lohman
为了使我的第二本小说有更丰富的背景，在这一年之内我游历了世界许多地方。终于，我踏上了最后的短途旅程——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乘火车到美国的新奥尔良。
其实，去新奥尔良是为了缅怀我已过世一年的父亲——他曾为这座他深爱的城市吹奏过号角。我发觉直到我踏上这段最后的旅途，才第一次找到正确的方向。为了忘却家父在病床上弥留之际的痛苦，这一年以来我用尽了各种方法。他被疾病折磨了15年，但却从未放弃过与病魔进行残酷的斗争。我决定让新奥尔良为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画上句点。
通常，我几乎从不提前计划行程。但这次，我预先为这段为期三周的旅程定下了所有细节：火车票、旅店、回程机票。我将从新奥尔良经由蒙特利尔飞回我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家。我将各种票据打印出来，装在一张我为这段旅途特地买的棕色信封里。我有轻度强迫症，在荷兰时就总喜欢把所有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
我的第一站是纽约。从蒙特利尔到纽约，是一段以沿途如画风景闻名于世的旅程。在驶过 “欢迎来纽约州”的告示牌后，火车停下来接受边境检查。我将棕色信封和早已认真填好的入境表格朝上放在膝盖上。我喜欢穿越边境，表格不会说谎。
海关警员走过来，对每个乘客提出几个常见问题：“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诸如此类云云。非加拿大或美国籍的乘客们被要求前往餐车另外填写一张绿色的表格。
餐车里，坐着一家子乐呵呵的中东人，以及一个嘴巴大得可以塞进飞盘的德国人。那个德国人已经填好了那张绿色的表格，我面朝他坐了下来，开始正儿八经地填写我自个儿的表格，心里默默期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不过他似乎没有好脸色给我看。一名海关警员接过德国人的证件和表格，欢迎他来到美国。接着，德国人把座位让给了警员。他坐了下来，把手放在桌上，看着我。他约莫与我年纪相仿，留着一撮山羊胡子，轻轻将我的护照抽过去。那样子仿佛是在接受一件小礼物。
我的小说虽然没写完，跑的地方可不少。我的护照上盖满了世界各地五花八门的边检章。不过他似乎不喜欢这些章。
他首先看到了斯里兰卡的边检章，耸了一下眉毛。
“斯里兰卡，你去那里有何贵干？”
“冲浪、旅行。我最好的朋友住在那里。他是个建筑师。”
这名海关警员似乎对这个答案比较满意，开始继续翻阅我的护照。接着，他注意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海关的印章。
“你去那里干什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那不是伊斯兰国家吗？”
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肩，似乎想从站在我身后的海关同事那里得到证实。
“马来西亚，我想应该是吧，伊斯兰教国家。不过新加坡可不是。那是一个大熔炉，一个很未来主义的城市。到处都开着能冻死人的冷气。我去新加坡主要是为了吃，我承认我是个吃货。”
“看得出来。”
“不好意思？”
“没什么。那么去马来西亚是什么情况？”
我向他解释，马来西亚的航班比新加坡便宜。我去马来西亚主要是为了转机，当然，当地的美食也是部分原因。这名海关警员接着翻我的护照，直到他看到了我的也门签证。他将护照放下，盯着我的眼睛。
“你他妈去也门干啥了？”
“我去的是索科特拉岛，不是也门本土。那是一个小岛，离索马里比较近。它很特别，有人称之为‘中东的加拉帕戈斯岛’。岛上大约85%的动植物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
“你去那里不害怕吗？”
“怕，我确实挺害怕的。在也门本土搭飞机时我确实挺害怕的。现在那块地方好像全被基地组织控制了。”
那名海关警员的目光从我的护照上移开。如果继续翻下去，他会看见迪拜和阿布扎比的入境章。
接着，我第一次不得不打开行李箱接受检查。六名警官检查了我的两部电话、平板电脑和照相机。他们在我的钱包里找出了一张我早已忘记的SD卡。他们不喜欢这个发现。那时我已经是餐车里唯一的乘客了，每个人都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在动身启程前，我在行李箱中预备了一件雨披，因为我听说夏末秋初时节是新奥尔良的雷雨季节。一名警员抓起我的雨衣厉声质问道：
“大夏天哪有人带雨衣到美国来？”
我辩解称自己带雨衣是为了防止万一遇到漂泊大雨被淋成落汤鸡。他默不做声地扔下了我的雨衣，如同扔下一块肮脏的抹布。
那件雨衣似乎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几名海关人员交换了一下眼神。
“我们还有一些问题要问你。火车不等人，所以你得下车跟我们来一趟。”
我看了一眼窗外。当时火车还没有驶入正规的车站。铁轨旁堆积着老旧的拖车。
“问完之后你们会让我上另一趟列车吧？”
“这是唯一的班次。不过如果我们批准你入境，我们会给你找一辆大巴。不用担心。”
我的确开始担心了。在我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好行李后，他们前三人后三人押着我下车。我的行李箱太宽，在火车的过道里总是被两旁的座椅卡住。我一个劲儿对乘客们说抱歉。那几名警官耐心地在车厢口等待，狐疑地注视着我和我旅行箱，似乎认为我会玩什么花样。
下了火车，我们在一辆白色面包车前停下来。警官们让我把行李放在车尾。当我正准备爬进后座时，他们拦住了我。
“我们不是要逮捕你。不用害怕。但我们需要对你进行搜查。”
“我不害怕。我倒觉得挺刺激的，感觉像在拍电影。你们只是例行公事，我懂的。”
我的态度似乎还算比较端正。跟电影里演的一模一样，他们对我进行了初步搜查。上车之前，我把手机交了出来。在座位上我挣扎了半天也没扣上安全带，当海关的警官帮我系上安全带的时候，我感到身上开始冒冷汗。
在一间锡板搭建的屋子里，我再次打开了行李箱。我身站着一个眼泪汪汪的男人。一名海关警员正在告诉他，他将因走私可卡因受到怎样的刑罚。这个男人不断地说某个女人能够证明他的清白，但他无法与她相见。
接着，海关警员再次对我进行了搜查，彻底的搜查。
跟电影里的情节一模一样。
在另一个房间里，他们试图让我按指纹。但我手上全是汗，他们弄了半个小时才收集到可用的指纹。一名警官说道：
“他怕了。”
另一名警官确认道：
“是的，他怕了。”
我试图缓和空气中的紧张气氛，重复道：
“这简直和电影一模一样。”
不过，边防检查站的空气很难有缓和的时候。
在接下去的五个小时中，我被问询了两遍。在第一轮问话中，我交代了许多个人细节，包括我的生活经历、我小说的梗概、出版商的姓名、银行账户名、房屋中介的姓名等等。他们在我面前一张一张地审查了我笔记本电脑中的照片，一条一条地核对了过去几个月我收到的所有手机短信。他们记下了跟我打过交道的所有人的名字。不过，他们对我的盗版软件和盗版电影倒没有太大的兴趣。
在第二轮讯问中，他们开始和我谈论宗教。我告诉他们我的母亲出生在天主教家庭，而我的父亲的背景则比较复杂，我的祖母是无神论者祖父是犹太人。
“我们不明白，一个犹太人为什么会去也门？”
“可……我不是犹太人。”
“好吧。可我们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犹太人会去也门。”
我只得再次展示我在也门拍的照片，并向他们解释那座也门的小岛有着怎样神奇的动植物。我告诉他们那里是海豚的栖居地，即使在浅海湾里也能和海豚亲密接触；那里的龙虾也超级便宜。我给他们看当地的龙血树和我在贝都因人家里做客时吃的羊肠。不过他们对这些东西似乎并不像我这般兴趣盎然。
“你呢？你有什么信仰？”
我想了一秒钟，回答道：
“我其实什么都不信。”
显然，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应该是：
“言论自由。”
每当我应该小心说话的时候，总是祸从口出。
美国加拿大边境
最后一个小时，他们一直在针对我的情况进行电话汇报。一名警官不时走进来问我电子设备的密码。与此同时，那个走私可卡因的男人被带进了另一个房间，里面竟然还有卫生间。我继续等啊等。突然，一个我没见过的警官闯进来问我是否原本是坐灰狗大巴去纽约的。我满怀希望地耸了耸肩。他转身关门离开，似乎进错了房间。
终于，两名警官冲进了候审室。
“你可以去收拾东西了。不要落下东西。”
他们将手机交还给我。所有的应用程序都被打开过。那天我没用过手机，但手机的电却耗完了。由于我的衬衫被冷汗湿透了，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准备换件衣服。我似乎挺过来了。
“巴士几点走？我还有多少时间？”
“不知道。”
我拿起干净衬衫，却一时套不上脑袋。我将衣服高举过头的样子，一定很像举着白旗。
“所以……怎么说？”
“我们觉得你与荷兰的联系还不如你跟那些与美国不友好的国家密切。我们决定将你遣送回加拿大。”
他们开车把我送了回去。一路无言。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我认栽。抵达美加边界时，他们说：
“我们又逮着一个。这家伙从荷兰来。”
加拿大方面的边境警官面露遗憾地看着我。她问我有什么需要。我说来杯咖啡加一支烟。她带着我的护照走进了后面的房间。不到五分钟她就走了出来，脸上挂着歉疚的笑容，手里拿着盖好章的护照、一杯咖啡、一支香烟，以及下一班前往蒙特利尔的巴士车票。
我曾经在中国海关遭到恶语相向；在迪拜海关任凭三个蒙面女人捣腾我的护照和行李；在菲律宾为了延长签证贿赂过海关人员。在许多以腐败闻名的国家，入境总是个麻烦事。
但我绝对、绝对不会再来美国。
本文原载于《赫芬顿邮报》，原标题：Why I Will Never, Ever, Go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针对作者的经历，《赫芬顿邮报》网友大部分表示同情和歉意，认为美国确实有做得不妥之处；也有部分网友认为，作者再也不会来美国的决定有些草率，不能以偏概全地评价美国。观察者网摘译《赫芬顿邮报》网友评论：
Burlesque Lea：不是你绝对、绝对不会再来美国，而是他们绝对不会让你进来。
avlisk：别担心。我母亲（出生于1912年）过去常常说，当他们刺杀肯尼迪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每样事物就都变了。他们有半个世纪的事件来继续这场恶性循环。我认为美国再也不值得去救起。当下，这样的尝试是浪费时间和精力。
lovethesinner：这是我们的损失。我们的文化在恐惧中发展。我们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大熔炉正在干涸。
frozen01：这绝对是我们的损失。每次这样的故事出来，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就会下降一些。我们臆想着与其有着“特殊关系”的英国，也已很少认可我们。在看到了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和最近关于债务上限的争论后，他们只会震惊，我们怎么衰落得这么厉害。
Zloki：很遗憾，美国的边境控制已然失控。对于从加拿大来的人，他们永远吹毛求疵，但同时却能让一些蠢货进行偷渡，或是轻而易举地乘船打破我们海岸线进入美国。我记得有一次坐公共汽车去加拿大。从纽约到多伦多的海关只花了十分钟。但回程呢？差不多三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公交车上。车熄了火，乘客们都热得直冒汗。尽管车上只有美国公民和加拿大学生。你知道吗？如果加拿大学生要想胁迫我，那么就让他们那么做吧。如果我不能制伏他们，那么我也活该被要挟。就是别让我像一个罪犯一样坐在边境，甚至都不能回到我自己的国家。
Mark Calladus：得到教训了。如果你想坐火车去美国，“弄丢”你的护照，然后去搞个新的，没有记录的签证。另外，穿上海盗（Buccaneers）衬衫，告诉他们你要去迪士尼乐园。
Nicolas Durand：遗憾的是，我可以证明，他的经历不是一个例外。
Cassie Alegria：我代表美国人民道歉，并且希望你不要仅仅凭借这次恐怖的经历评价美国。
Micheal Anderson：这难以展现整个美国。但那就是你感受到的美国，好吧，那就是你的损失了。我很自由开明，我不喜欢9•11事件household美国的态度。但这就是美国的现状。试着从另一个关口进来吧，也许你会有完全不同的经历。
Jesoteric：美国很大。在一个地区，你也许会不幸地撞见恶棍，但开机小时车到了另外一处，你可能会发现你所希望能见到的最可爱、有教养的人。请把美国的国土面积考虑进去（毕竟美国比阿姆斯特丹要大很多）。各式各样好的坏的就会因此浮现出来。
Joe Gallagher35：仅仅根据你个人的失败经历来评价一个国家、任何国家，都是狭隘、幼稚的。
（本文正文由观察者网杨晗昳翻译，张苗凤摘译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