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妮妮：略谈日本护宪运动的瓶颈

今天，日本新保守主义者以应对经济和社会危机为借口，建构了一套积极修宪的路线。但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形式完备的国家，最终能否修宪的关键依然要回归社会，取决于基础的“国民合意”和市民社会的“护宪运动”[1]。前者反映社会舆论的普遍气氛，后者则分为左派政党和团体整合的护宪运动以及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贤达的护宪运动[2]。

我们都知道，1960年安保斗争中，岸内阁的反宪逆路线受到了广泛的市民运动的强烈抵制，那么，何以今天，我们似乎并没有看到日本民众对修宪做出强有力的反弹，莫非真如部分人所言，保守主义修宪是符合日本民主的？笔者以为不然，今天的护宪运动之所以难以形成效应，在于日本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去政治化”之后，政治已经缺乏反映反馈民意的机制，而同时市民运动自身的指导思想和形式也限于僵化。

首先，关于安倍抛到国民讨论平台上的修改宪法第96条，把宪法“还给人民”的公众议题，在四月的一系列民调中，赞同修改宪法第96条和第9条的受访者比例都未达到决定性的多数。

以偏左的《朝日新闻》和偏右的《日本经济新闻》的调查为例——由于偏向性，两者设置的问题不尽相同，但反映的受访者态度并无太大差异——《朝日新闻》的受访者中反对修改96条的达到54%，赞成为38%；反对修改第9条者占52%，赞成39%[3]；而在《日本经济新闻》的调查中，当询及赞成修宪的理由时，支持放弃第9条和放宽第96条修宪宪政的分别仅占38%和30%，与之相对，在主张维持现状的受访者中，有52%的理由是认为“以修改宪法为开端，和平主义可能变质”[4]。

但是，认为应该“修改宪法”的比例则显著压倒了“维持现状”派。在明显偏向新保守主义的日本经济新闻设置的这一问题下，赞成“修改现行宪法”的受访者达到56%，高于“维持现状”的28%，这也是相关的调查中“维持现状”的回答第一次低于30%[5]。《日本经济新闻》的调查结论还特意地突出了受访者的年龄，强调“修宪支持派在除‘70岁以上’的所有年龄层均高于现状维持派”[6]，与新保守主义者高唱的修宪的“未来性”相呼应。

只不过，这种“应该修改”的态度更多是一种模糊的感受而不具备清晰的指向。如前所述，执政党明确提案的“修改第96条和第9条”都没有获得多数的支持，而赞同修宪者的理由中高居榜首的是“应调整二院制等国会的现状”（54%）[7]，这里更多反映的是**“修宪”作为一种普遍性不满的载体，并非导向积极的明确的政治秩序的建构，而是针对不能将日本从经济衰退中带出的政治家的负面情绪的消极表达**。

其次，是左派政治力量所领导的护宪运动，在形式上主要是发动舆论，确保左派政党席位阻止改宪议案通过。其在日本战后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54年由日本社会党与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发起的“宪法拥护国民联合”，以及包含在同时期内其他形形色色的左派运动中的护宪诉求，这也终结了保守政治家的一个修宪时代。

随后日共式微，但在特殊两党制下，社会党仍然通过劳动者组织和院内斗争，对自民党形成制约，遏制了修宪的理论向现实政治议题的转化。2013年，面对安倍提出的新的修宪议程，共产党和社民党，以及其他分化的左派小党，仍然能够组织一定规模的护宪运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作为1950-1960年代护宪运动最耀眼的主力，在“平成萧条”以来的时代危机中，随着保守力量的转型——维护宪法是与保守势力斗争的表现形式——左派政治引导的护宪运动不再具有那么强的针对性。而新保守主义改革带来的劳动阶级组织弱化和地方社会老龄化，也在削弱左派运动的力量来源。

最后，是国内学界较少关注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贤达的护宪运动。相比较抽象的“国民合意”和左派运动，这一领域有更强的独立性：有着知识分子的自身认同，相对少地受到强烈的左右政治价值的影响；回避了政治竞选的影响；不是通过无法超越政治的“大众传媒”，而是通过直面草根社会来实体化；在各自的领域有着不同于政治家和官僚的正面社会影响力。

对于既缺乏美国式违宪审查机制，又缺乏欧洲大陆的权利本位传统的日本而言，知识分子的“中立”性对于维护宪政的稳定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在1950年代，当岸信介内阁违宪设立“宪法调查会”，作为舆论工具推动修宪正式化时，以8名宪法、法律、经济和物理学界的权威学者为核心成立了“宪法问题研究会”，构成了终止岸内阁修宪计划的重要因素。而能发挥重大作用，关键在于“宪法问题研究会”将护宪的重点放在了“宪政民主主义”而非单纯的“和平主义”上，通过批判岸内阁的宪法调查会“从特定的立场出发解释和审察深切影响一国命运的宪法问题”[8]的行为否定了其合法性，而研究会对“国民主权”的强调则从积极意义上维护和强化了战后的国体[9]。

然而，进入1990年代，对于护宪的理解则仅是停留在“反对明文改宪”和“坚持非武装和平主义”的层面[10]，针对国民主权的关心则主要作为非武装和平主义的附属物被提出。极少有组织试图积极建构“民主”解释为护宪提供依据，与新保守主义者主动将修宪与民主挂钩的举措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修宪与护宪的攻守关系则是逆转的，但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对国民主权原则的践踏比之岸内阁时期或有过之而无不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危机感成为国民共识，对于知识分子整体而言，尽管未必同意修宪，但“论宪”或者说探讨“改变”的前景亦成为面对危机的自然反应。以文化名人、国际人道主义者、公民团体精神领袖和对华友好人士的池田大作为例，在“一贯主张对第九条宪法不应作任何修改”[11]的基础上，池田以“实现更美好的社会”为指向如此阐述“论宪”的合法性[12]：

在日本一涉及到修改宪法，焦点总是集中在第九条上，并且仅凭此就简单地二分为“护宪”或是“修宪”。实际上，在现行的宪法制定后，随着社会的变化，丛生了如环境问题、多样化的人权问题、如何对应信息化社会等诸多新问题；还有导入直接反应民意的国民投票制、首先公选制等，攸关二十一世纪日本民主主义的许多课题。

在“论宪”成为普遍议题、“改变”成为公众价值的气氛下，护宪知识分子作为积极的国体和国民主权原则维护者的立场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而“非武装的和平主义”本位则被凸显出来。本文暂时无法探讨这是迫于社会压力还是护宪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但“非武装的和平主义”本位导致的是宪法三大原理的割裂，反而使得护宪者越来越远离战后宪政民主的核心即国民主权原则。

另一方面，新保守主义改革下政治和大众传媒的整体右倾[13]，进一步压缩了护宪力量的参与空间和动员能力。以2004年成立的“九条会”为例，这个以哲学家和文学作家为主体的组织，尽管成员的个人社会声望并不输给“宪法问题研究会”，然而其相关活动和言论在主流媒体上却得不到反映，“当他们试图就宪法问题进行政治发言时，以往已经习惯了通过文字沟通读者的渠道被封闭了”[14]。

因此现在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更多地选择与草根市民和平运动结合的路线，尽管这样的活动仍然有一定的号召力，但是由于草根市民运动自身的地域局限性和非持续性，如果不能在大众媒体上形成舆论，就没有办法上升到“国民合意”。而更重要的是，将护宪的根本落脚点放在“非武装的和平主义”而不是“国民主权原则”上，使得护宪的对手从执政的保守主义者转变为单纯的极右翼军国主义分子，而没有能够与解决时代危机的社会愿望相结合，是护宪运动陷入瓶颈的主观原因。

【注】

[1] 语出权威宪法学家户波江二，见：褚宸舸：《日本修宪问题的由来和发展》，《东方早报》，2013年5月6日。

[2] 实际上还有一种类型及市民和平运动，但是这些运动通常在地域和时间上比较分散——除了广岛、长崎这样的特殊地域外——规模上比较小，所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影响通常也局限在本地较小的范围内，因此本文中暂不做专门探讨。

[3] 朝日新闻中文网：《民调：54%反对修宪38%赞同》，2013年5月2日发布。（http://46.137.205.210/article/news/AJ201305020048）

[4] 日经中文网：《56%的日本人认为“应修改宪法”》，2013年5月3日发布。（http://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5450-20130503.html）

[5] 《56%的日本人认为“应修改宪法”》

[6] 《56%的日本人认为“应修改宪法”》

[7] 《56%的日本人认为“应修改宪法”》

[8] 大内兵衛、「憲法問題研究会――その目的と仕事」、憲法問題研究会 編、『憲法を生かすもの』、岩波書店、1961年。第5ページ。

[9] 在人民大学任教的邱静博士对此问题有全面的研究，参见邱静：《战后日本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与护宪思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10] 邱静：《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护宪运动与护宪思想》，《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1期，第41-51页，第49页。

[11] 【日】池田大作 著：《时代精神的潮流》，香港：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79-180页

[12] 前引书，第179页。

[13] 这两个过程可以看做是一体的，源自媒体在政治面前的一套自我规制。可参考拙作：《日本记者俱乐部制度的政治封闭性及其改革》，《日本学刊》，2009年第2期。

[14] 王中枕：《介入的谱系：“九条会”与日本知识界的“护宪”》，《中国改革》，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