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2013年获得者：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
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19时，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颁奖词将门罗介绍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
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 ），加拿大短篇小说作家，曾三次荣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项——总督奖，并在2009年被授予布克国际文学奖。
门罗的布克奖获奖作品《逃离》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出版。
门罗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温厄姆小镇。她的很多作品都以安大略省西南小镇生活为素材，透过日常生活聚焦于人的生存状态和人与人之间纠结难解的关系。门罗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个性温和、内敛，故事冲突大多波澜不惊，阅后却给人留下悠长的余香和回味。她的文字简约、不饰雕琢。芒罗曾被美国作家誉为“我们的契诃夫”。
门罗近年的作品常发表在《纽约客》、《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 )、《格兰德街》（Grand Street）、《巴黎评论》（Paris Review）等杂志上。小说“The Bear Came Over the Mountain"曾被改编为电影《柳暗花明》（Away from Her），参与了2006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首映，得到评论界和观众的双重肯定。
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中国小说家莫言。2011年得主为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2010年得主为秘鲁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翻页看门罗短篇小说《空间》
（原载《外国文艺》2009年第4期）
空间
艾丽丝·门罗 著 周洁译
多丽要乘三趟车才能到达所里：先坐到金卡丁，倒车去伦敦（译注：这里提到的金卡丁市、伦敦市为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两座城市。），再在伦敦换乘市郊车。她周日早晨9点出发，中间倒车等车，直到下午两点才走完100余英里的路。上车坐，下车还坐，她倒也不在意。平常工作，坐着的机会不多。
她是凯富宾馆的一名客房服务员，职责就是打扫卫生间、铺床、吸尘、擦镜子。她喜欢这工作，忙起来让她没工夫胡思乱想，晚上累得倒头便睡。有些和她一起干活的人喜欢添油加醋，把工作说得又脏又累，让你听得头皮发麻。多丽自己倒很少碰上乱得跟猪窝似的房间。这些比她年长的女人都怂恿她往上爬，劝她趁着年轻漂亮学点技能，找个坐办公室的事。但她对现状心满意足。她不想跟人打交道。
和她一起干活的人都不知道她的经历。也可能知道而不提。报纸上登过她的照片，用的是他给她和三个孩子一起拍的那张。照片上，她怀里抱着新生儿迪米特里，两边分别是望着镜头的芭芭拉·安和萨沙。那时她有一头波浪式的褐色长发，自来卷，颜色也是天生的，很讨他喜欢。她脸上是温婉、娇羞的神情，却不是本性的自然流露，多半是因为她这模样让他高兴。
那件事之后，她把头发剪了，做了漂染，又用发胶把头发直竖起来。她身材瘦了许多，名字也改用了中名“弗勒”。他们给她找的这个差事，工作地点在一个小镇上，离她原来的住处相去甚远。
这是她第三次去所里了。前两次，他拒不见面。如果这次他还不肯见她，她就打算放弃了。即便见了，一段时间内她也可能不再来了。她不想把事情做过头了。她心里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的打算。
在第一趟车上，她的心情还算平静，车走一路，她看了一路风景。她在海边长大，那里春天总是如期而至，但在这儿，冬夏之间几乎没有过渡。一个月前才下过雪，可现在已经热得可以打赤膊。田里的片片水洼明晃晃得刺眼，阳光从枯枝之间直泻而下。
换到第二趟车上后，她开始变得神经质，心里不住打鼓，生怕哪个女人和自己目的地一致。车上清一色的女人，大都穿戴整齐，或许是希望被当成去教堂做礼拜的吧。从打扮上看，上岁数的人去的教堂比较老派、正统，裙装、长统袜、帽子是必须的装束；年轻点的可能属于相对开放的教派，裤装、花头巾、耳环、莲蓬头，全都随意。细眼看去，某些着裤装的女人其实年纪也不轻了。
多丽的打扮自成一派。工作这一年半载，她没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上班穿工服，下班就是一身牛仔服。她早就舍去化妆的麻烦了，那时不化，因为他不许，现在没他管了，她也不化。她一头直立的金发和瘦削的素面不太协调，可她全不以为意。
到第三趟车上，她找了个靠窗的座位。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她开始辨认各种标牌——广告牌、路标。她不想让脑子闲着，便玩起组词游戏：把随便看见的某个词拆开，然后尽可能多地组成新词。比如，“咖啡”，可以拼成“咖啡因”，“吗啡”，还有“咖喱”等新词；“馆”能组成“宾馆”、“理发馆”、“博物馆”，对了，“下馆子”。出城的沿路到处是广告牌、大型商场、停车场，甚至连房顶上都系着推销商品的气球，找几个词并不难。
多丽上两次去见他，都没有告诉桑兹太太，这次也不想说。她每周一下午与桑兹太太见面，桑兹太太鼓励她要好好生活下去，但也总是说，慢慢来，有些事急不得。她夸赞多丽做得很好，正一点点找回自我。
“我知道这些车轱辘话让人腻味得要死，”她说。“但理儿不差。”
听到自己嘴里冒出“死”这个字，她感到尴尬，好在没有为它道歉，那样反而越抹越黑。
7年前，多丽16岁，每天下学后都到医院探望母亲。她母亲刚做了个脊柱手术，正在恢复。医生说病情严重，但不至于危及生命。劳埃德是名护理员。他虽比多丽的母亲年轻几岁，却和她一样，是个老嬉皮。一有空，他就过来和她闲扯，聊起陈年旧事，他们去过的音乐会、游行示威，他们认识的那些愤怒青年，还有阖药后神志恍惚的臭事。
劳埃德喜欢开玩笑，做事沉稳，在病人中颇有人缘。他长得肩宽体壮，言谈举止透着坚定、果断，有时会被误认为医生。（他倒不是乐于被人误会，相反，他觉得好多药都是骗人的，不少医生都是混蛋。）他皮肤红润敏感，头发金黄，双目炯炯有神。
他在电梯里吻了多丽，说她是沙漠里的玫瑰。然后又自嘲地说：“这话没一点新意吧？”
“你是个诗人，自己还不知道，”她这样说出于礼貌。
一个晚上，多丽的母亲突然死于血管栓塞。母亲的很多女友都表示要接多丽去住，她在她们中一人家里过了一段时间，心里却巴不得与她的新朋友劳埃德在一起。下个生日来临之前，她怀孕了，然后他们就结了婚。劳埃德以前没结过婚，却至少有过两个孩子。孩子们的下落他不清楚，这时候大概都该长成大人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人生哲学发生了变化，他现在向往婚姻和稳定的生活，反对节育。他和多丽生活在赛谢尔特半岛上，近来却觉得这里低头抬头到处都是熟人，旧时伙伴啦，往日情人啦，陷在过去的生活里，令他不胜其烦。不久，他们从地图上相中了一个叫米尔德梅的小镇，两人便从西到东来了个大搬家。他们没有住到镇上，而是在乡下租了块地方。劳埃德在一家冰淇淋厂找了个活。他们还开垦出一片花园。劳埃德在园艺上是把好手，不仅如此，做木工活、摆弄烧劈柴的火炉、修车，没有一样拿不起来的。
然后他们有了萨沙。
“这很自然，”桑兹太太说。
“是吗？”多丽答道。
多丽总是坐在办公桌前的一张直背椅里。沙发上蒙着鲜花图案的座套，配了靠垫，她却从来不坐。桑兹太太把自己的椅子拉到桌子一侧，这样，她们说起话来中间不会隔着障碍。
“我其实一直希望你这么做，”她说。“换了我，大概也会这么做。”
刚与多丽接触的时候，桑兹太太不会说这话。就是一年前，她也会谨慎得多。她了解多丽当时的心情，多丽绝不相信有谁能设身处地为她着想，但凡是活着的人。现在，多丽明白，别人低声下气做出这种表示，是对她的体贴。桑兹太太看得出来。
桑兹太太和他们当中某些人不一样。她不苗条，也不漂亮，做事慢条斯理。年纪也不算太老。她和多丽的母亲差不多岁数，但看样子不像是当过嬉皮。她头发灰白，减成短发，某侧脸颊上长了一块胎记。她穿平底鞋、花上衣和宽脚裤。她的上衣即便花花绿绿，也让人看不出她对穿着有多在意，倒更像是有人曾提醒她注意打扮，她便听话地到商店挑了几件自觉差不离的衣服。好在她和蔼可亲，又总是办事公允、一丝不苟，那些花枝招展的衣服虽嫌唐突冒犯、不合时宜，却也不那么惹人嫌了。
“其实，前两次我根本没见着他，”多丽说。“他不肯出来见我。”
“但这次他出来了？出来见你了？”
“出来了。但我几乎认不出他了。”
“显老了？”
“可能吧。可能瘦了点。还有那衣服，那制服。我从没见他穿过那样的衣服。”
“他从前不是当过护工吗？”
“那不一样。”
“ 他看上去变了个人？”
“也不是。”多丽咬住上唇，思索到底有什么不同。他一直在发呆。她以前从没见过他象那样发呆。他似乎连该不该在她对面坐下都拿不准。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干嘛不坐？”而他说，“行吗？”
“他看上去好象丢了魂似的，”她说。“他们是不是给他吃了什么药？”
“也许为了让他安定下来吧。不过，我不知道。你们谈了 什么吗？”
多丽闹不清那能不能叫谈了。她问了一些稀松平常的问题。感觉怎么样？（还行。）吃得饱吗？（差不离。）要想散步的话，有地儿去吗？（有，但有人看着。那大概算个散步的地儿吧。大概可以管那叫散步吧。）
她说：“你该呼吸点新鲜空气。”
他说：“是啊。”
她差点问他是不是交到朋友。那口吻就像问小孩子学校怎么样，如果孩子去学校上学的话。
“我明白。我明白。”桑兹太太边说边用胳膊肘把摆在桌上的面巾盒向前推了推。多丽用不着面巾，她眼里没有眼泪，胃里却翻江倒海。
桑兹太太默不作声，她世故通达，明白此时不该插话。
后来，就好像知道多丽接下去要问似的，劳埃德告诉她有个心理医生隔段时间就来一次。
“我告诉他，他在浪费时间，”劳埃德说。“我知道的不比他少。”
多丽觉得，只有这一次，他说话有点他自己的影子。
整个探视过程，她的心一直狂跳不已。她觉得自己快晕过去了，快死了。她斗争半天才把视线移到他身上，把这个又黑又瘦、畏畏缩缩、拒人千里之外、动作僵硬失调的男人印入脑海。
这件事她没向桑兹太太说起。桑兹太太会问她，拐弯抹角地：怕什么？怕自己还是怕他？而多丽不是害怕。
萨沙一岁半的时候，芭芭拉·安出生了，等到芭芭拉·安长到两岁，他们又有了迪米特里。萨沙的名字是他们两个一齐起的。之后，他们达成协议，生男孩名字归他起，女孩则由她。
迪米特里是兄妹中唯一一个得疝气的。多丽怀疑是自己奶水不足或不够浓。要么是过浓了？总之有点不对头。劳埃德请来了母乳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那位女士告诉多丽，无论如何不能给婴儿用奶瓶辅助喂食。她说，事情只要一开头，就一发不可收拾，过不了多久，他对母乳就会一口不沾了。照她的说法，那可是大祸临头。
她不知道多丽已经开始用奶瓶喂食了。他确实好象更喜欢奶嘴，一改成乳头，他就哭闹个没完，且越闹越凶。到三个月大，他已经完全靠奶瓶喂食。这时候，再也瞒不住劳埃德了。她告诉他自己奶水干了，只好给他奶瓶喂食。劳埃德不由分说，抓住她的乳房，挤了这边挤那边，好不容易弄出几滴颜色难看的乳汁。他骂她是个骗子。他们动了手。他说她跟她妈一个德行，都是婊子。
所有嬉皮都是婊子，他说。
没过多久，他们和好如初。可只要迪米特里有点什么事，哭闹个没完啦，得了感冒啦，或被大孩子们的宠物兔子吓得哇哇叫啦，要不就是长到哥哥、姐姐会自己走路的年龄，他却还抓住凳子不撒手啦，多丽没用母乳喂孩子的事就又被翻了出来。
多丽第一次去桑兹太太办公室的时候，有个女人塞给她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烫金的十字架，和一组由金色、紫色字母拼成的文字：“当失去亲人令你痛不欲生……”内页里有一幅色彩柔和的耶稣画像，几行密密麻麻的小字，多丽瞥了一眼就合上了。
多丽手里纂着那本手册，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瑟瑟发抖。桑兹太太费力地把小册子从她手里抽出来。
“是谁把这东西给你的？”桑兹太太问。
多丽朝紧闭的房门方向神经质地点了下头，咕哝道：
“她。”
“你不喜欢？”
“你一倒霉，他们就来笼络你，”说完，多丽意识到她妈说过这话，当时几个女人到医院来探望，试图向她妈传播福音。“他们以为，你只要跪下祈祷，就会万事大吉。” 桑兹太太叹了口气。
“哎，”她说，“哪儿有那么容易。”
“门儿都没有。”多丽跟着说。
“可能吧。”
那些日子里，她们从来不谈劳埃德的事。多丽尽量不去想他，即便想到，她也只有一个念头，他是个投错胎的孽种。
“我要是信那些鬼话，”多丽指的是小册子上印的内容。
“纯粹为了……”她想说，信了之后，她便可以用意念诅咒劳埃德，让他在地狱里受尽煎熬，被火烧成干，但她说不出口，因为这种话实在很蠢。但象以前一样，话吞回去闷在肚子里，犹如榔头似得锤打着她。
劳埃德认为孩子们该呆在家里受教育，倒不是由于信教反对恐龙、穴居人、猴子变人之类的说法。他想要孩子们呆在父母身边，在父母的小心呵护下被一步步领进社会。他反对把孩子们冷不丁抛进社会。“我就是觉得，孩子们是我的，”他说。“我是说，我们的，教育部管不着。”
多丽有点担心，怕自己搞不来，后来发现，教育部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计划都可以从当地学校拿到。萨沙是个聪明孩子，差不多自己学会了阅读，另外两个还太小，学不了太多东西。到晚上和周末，劳埃德就给萨沙上课，根据孩子提出的问题，教他相应的地理、太阳系、动物冬眠的知识，还有汽车原理。没多久，萨沙的学习就超过了学校的课程安排，但多丽还是取回课程计划，督促萨沙按时完成习题作业，这样，在法律方面也不会惹上麻烦。
社区里还有一个母亲也是在家教育孩子。她叫玛吉。玛吉有辆小型货车，劳埃德要开车上班，再说，多丽也没学会开车，所以，她很高兴玛吉主动提出每周搭她去学校交作业，顺便取回新的作业。当然，她们每次都带上所有孩子全家出动。玛吉有两个男孩。大的对很多东西过敏，玛吉不得不对他的饮食格外小心，于是只能在家辅导他的功课。这样一来，连小家伙也干脆一起留在了家里。他也愿意和哥哥呆在一块，再说，他本来就有哮喘病。
那时候，多丽看着自己三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心里谢天谢地。劳埃德说，那是因为她孩子要的早，玛吉拖到将近更年期才生孩子，自食其果。他有点言过其实，但她确实等到挺晚才要的孩子。她是个验光师，和丈夫本来是合伙人，生意稳当后她抽身出来，在乡下买了房子，他们这才正式成了家。
玛吉的头发已经花白，剪得紧贴头皮。她高个，平胸，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对什么事都很有主见。劳埃德管她叫“女同志”，当然是背着她。他一边在电话上和玛吉开玩笑，一边向多丽努嘴，示意是“女同志”。多丽倒没特别在意，他管很多女性都叫“女同志”。她只是担心，他的玩笑会不会让玛吉觉得过分亲热、唐突或耽误工夫。
“你找老太婆？啊，我这就让她来接。她正在搓衣板上跟我的裤子较劲呢。是这么回事，我就这一条工装裤。反正，我觉得她忙点好。”
时间长了，多丽和玛吉慢慢养成了去学校取完作业后一起上超市购物的习惯。然后，她们有时候会买上蒂姆霍顿咖啡店的咖啡带孩子们去河边公园。她们坐在长凳上聊天，萨沙就和玛吉的孩子们在周围追着跑或吊在攀爬架上耍，芭芭拉·安荡秋千，迪米特里在一边玩沙子。天气冷的话，她们就坐在车里聊，话题多是关于孩子、做饭，但一来二去，多丽了解到玛吉在参加验光师培训之前曾游历欧洲，而玛吉也知道了多丽年轻时结婚的情形。多丽还告诉玛吉，开始时动不动就怀上了，现在却怎么都怀不上，劳埃德为此变得疑神疑鬼，怀疑她在偷偷服用避孕药，还翻她的抽屉。
“你真吃了？”玛吉问道。
多丽一惊，忙说她哪敢。
“我是说，我觉得不告诉他而自己偷偷吃药不成体统。他翻抽屉就是闹着玩的。”
“哦，”玛吉应道。
有一次玛吉问她：“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吗？我是说你的婚姻？你幸福吗？”
多丽毫不犹豫地表示一切都好。那之后，她说话就小心多了。她意识到有些事她已经习以为常，可别人没准理解不了。劳埃德看问题的方式有点另类；他天生就是那样。她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是那样。护士长属于做事古板生硬的那类人，他管她叫“催命鬼太太”，而从不称呼她的真名“茨威格太太”。他说得语速极快，让人几乎听不出来。他认为她厚此薄彼，而他不在受宠之列。如今在冰激凌厂里也有个家伙被他盯上了，他管那人叫“搅屎棍路易”。那人的真名多丽不得而知。但这件事至少说明，惹他烦的不仅是女人。
多丽敢肯定这些人没有劳埃德想得那么差劲，但和他顶嘴没用。是男人就爱搞笑，或许同样，是男人就得有死对头。有时候，劳埃德确实爱拿他的死对头搞笑，也时不时调侃自己。多丽只要不自己先多嘴，跟着笑笑也不会招来训斥。
她不希望他用那种方式对待玛吉。有时候她觉着苗头有点不对。他要是禁止她搭玛吉的车去学校和购物，就太不方便了。更可怕的是由此引起的尴尬。她将不得不编造愚蠢的借口来解释。但玛吉一准猜得出来，至少她能一眼识破多丽在撒谎，可能会以为多丽处境十分糟糕，尽管实际情况没那么糟。玛吉看问题，自有她一针见血的一套，谁都别想糊弄她。
然后，多丽觉得自己很无聊，凭什么在乎玛吉怎么想。玛吉是个外人，甚至连个知心姐妹都算不上。重要的是劳埃德和多丽两人，还有他们的家。这话是劳埃德说的，他说得对。他们之间的纽带扯不断，这一点旁人理解不了，也不关旁人的事。只要多丽忠于这个家庭，就万事大吉。
情形慢慢变得糟糕起来。劳埃德虽然没有明言禁止她们交往，却对玛吉越来越看不顺眼。他振振有词地把玛吉小孩的过敏症和哮喘病都归咎于玛吉。他说，十有八九是当妈的过错。那些当妈的，上了太多学，对孩子管得太宽。这种事在医院里他见得多了。
“有些病生下就有的，你不能事事都说成是当妈的错。”多丽随口的一句话惹了大祸。
“是嘛？我怎么说不得？”
“我不是说你。我不是说你说不得。我是说，他们难道不能生下来就――”
“你从什么时候成医学专家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敢。你狗屁不是。” 后来就越来越糟。他想知道她和玛吉两人都说些什么。
“我也说不清。真没什么。”
“鬼才信。两个娘们凑在一辆车里，没说什么。我可头次听说。她就巴不得把我们拆散。”
“谁？你说玛吉？”
“对她这种娘们，我太知道了。”
“哪种娘们？”
“就她那种。”
“别傻了。”
“小心你的嘴。敢说我傻。”
“她干嘛要拆散我们？”
“我怎么知道？她就巴不得。你等着瞧。她早晚要哄得 你跑到她那儿诉苦，说我是个混蛋。”
他果真言中。至少在劳埃德看来，不如此才怪呢。有天晚上大约10点，多丽真就坐在玛吉的厨房里，一边擤鼻涕一边抹眼泪，旁边放着一杯花草茶。她敲门的时候，听到玛吉的丈夫说：“见鬼，谁这么晚？”――她是隔着门缝听到的。他不认得多丽。她连忙道歉：“真对不起，这么晚来打搅——”，而他眉毛挑着，嘴唇抿着，将她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玛吉走了过来。
多丽从她和劳埃德住的那条碎石小路拐上高速公路，一路摸黑走到玛吉家。一听到有车过来，她就躲到沟里，为此耽搁了不少时间。有车经过，她便瞟上一眼，生怕劳埃德跟来。她不想被他发现，还没到时候，她要吓一吓他，直到他回心转意。以前，她干过这事，又哭又嚎，甚至把头往地板上撞，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叨：“不是真的，没这回事，没这回事。” 经这么一吓，劳埃德果真回心转意。最后他会软下来，会说：“好了，好了。我信你。亲爱的，别哭了。为孩子们想想。我信你，真的。别闹了。”
今天晚上，她刚想故伎重演，却念头一转，狠心改变了主意。她穿上外套冲出门，听到他在后面喊：“别来这套。你等着瞧！”
玛吉的丈夫一脸不高兴地自己先去睡了，多丽在边上不住嘴地道歉：“对不起，真对不起，半夜三更闯进来。”
“得了，没事。”玛吉安慰她，口气却有点生硬。“你 想来杯红酒吗？”
“我不喝酒。”
“那就别现在开始喝了。来杯茶吧，很能帮人放松。山莓甘菊茶。又是为了孩子？”
“不是。”
玛吉接过她的外套，又递给给她一卷手纸，让她擦干鼻涕眼泪。“先别忙着告诉我。你先冷静一下。”
多丽平静些了，却也不打算把事情和盘托出，她不想让玛吉知道她本人和这事大有干系。她更不想对玛吉解释劳埃德的所作所为。虽然两人的关系让她疲惫不堪，他毕竟还是这世上她最亲的亲人，而且，她有种预感，假如她胆敢把他的臭事说与别人，假如她胆敢公然背叛他，她就完了。
她告诉玛吉，又和劳埃德为过去一点破事吵起来，她烦透了，就想跑出来躲个清静。她会没事的，他们会没事的，她让玛吉放心。
“每对夫妇都有这时候，”玛吉说。
电话响了，玛吉接了起来。
“在。她没事。就是需要冷静一下。好。好的，我明天一早送她回家。不麻烦。晚安。”
“是他，你都听到了。”她说。
“电话里他啥样？没事吧？”
玛吉笑起来。“他没事啥样，我哪儿知道。听上去没喝醉。”
“他平常也不喝酒。我们家里连咖啡都没有。”
“想来片面包吗？”
第二天一早，玛吉开车送她回家。玛吉的丈夫还没出门去上班，就留在家里看孩子。
玛吉着急往回赶，于是一边在院子里将车调了个头，一边说，“再见。有事给我打电话。”
早春的清晨气温很低，地上还铺着一层积雪。劳埃德坐在台阶上，身上连件夹克都没穿。
“早上好，”他问候多丽，嗓门很响，礼貌中带着挖苦。她回问了一句，假装没听出他口气不对。
他一动不动，拦住她上楼的路。
“你不能上去，”他说。
她不想吵架。
“我说请行吗？请让我上去。”
他看看她，却没答话。他抿嘴笑了笑。
“劳埃德，求你了？”她说道。
“你最好别上去。”
“劳埃德，我什么都没跟她说。我不该出走，对不起。我就是需要透口气。”
“最好别上去。”
“你怎么了？孩子们呢？”
他摇摇头，如果她说了不着他爱听的话，比如“放屁”这类不雅的粗口，他就会这样。
“劳埃德，孩子们呢？”
他稍稍挪了挪，让她过去。
迪米特里还在婴儿床里，身子侧向一边。芭芭拉·安躺在床边的地板上，她自己下的床还是被拖了出来，不得而知。萨沙倒在厨房门口——他曾试图逃跑。他是唯一有伤的，在喉咙上。其他两个孩子是用枕头解决的。
“我昨晚打电话那会儿，”劳埃德说，“那会儿，事都干完了。”
“你自作自受。”他说。
依鉴定结果，他属于精神失常，应免于刑事责任。他是犯罪型精神失常――须递交安全机构进行看管。
多丽冲出房门，跌跌撞撞地绕着院子转圈，双臂交叉紧护在胸前，仿佛人被撕开了两半，箍住肚子可以不让自己散架。玛吉翻回来的时候看到了这幅场景。上路后，她有种不祥的预感，就把车掉了个头。第一眼看见多丽，她以为多丽挨了丈夫的窝心拳或被踢了肚子。多丽的厉声尖叫令她毛骨悚然。而此时劳埃德还坐在台阶上，一声不吭，他彬彬有礼地为玛吉让出路来。玛吉进屋，见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她报了警。
有段时间，多丽见什么都往嘴里塞，泥块、草，后来，连床单、毛巾、自己的衣服都不放过，仿佛这些东西堵在那儿，就能抑制住涌上来的哀号，就能按下脑子里浮现的画面。医院定时给她打上一针，令她安静，效果明显。实际上，她变得非常安静，尽管她的症状不属于强直性昏厥。
医生说，她的情绪已经稳定。出院以后，社会工作者将她带到这个新地方，交由桑兹太太接管。桑兹太太给她安排了住处，找了工作，并约定每周和她恳谈一次。玛吉想来看望，但多丽最怕见的就是她。桑兹太太告诉多丽，这是正常反应，以免勾起往事。她安慰多丽说，玛吉会理解的。
桑兹太太让多丽自己拿主意，决定是否继续探望劳埃德。
“你知道，我不会替你做主。你见了他，心里感觉怎么 样？好还是不好？”
“我说不清。”
多丽自己也解释不清，她见的不象是他，简直是幽灵。他面无血色，身上松松跨跨地套着灰不溜湫的衣服，走路悄无声响，脚上或许是双拖鞋。感觉上他的头发掉了些。以前他可是一头金黄的浓密卷发。过去的他，肩膀宽厚、锁骨深陷，她喜欢依偎在他怀里。可一切好象都已不在。
他后来对警察说：“我这么做，是免得他们难过。”报纸把他的话登了出来。
难过什么？
“假如他们知道妈妈丢下他们离家出走，肯定会难过。”他说。
这句话刻进了多丽的脑子里。她决定探望他，或许就是要还事情以本来面目。让他了解那晚发生的事，并承认他错怪了她。
“是你叫我不许顶嘴，要不就滚出去。我就出去了。”
“我只是到玛吉那儿呆了一个晚上。我根本就想回来的。我没打算丢下谁不管。”
事情的起因她记得一清二楚。她买的通心粉罐子上有个小坑，商家为此做了降价处理，她对自己出手迅速很是得意，以为自己干得漂亮。可当他开始追问她为什么买有瑕疵的食品时，她却只字未提这事。她隐约觉得，最好假装没看见。
任谁都看得见，他说。我们可能全都中毒。你想什么呢？还是你本来就想毒死我们？你打算拿孩子们试验，还是拿我开刀？
她让他别说疯话。
他回道，疯的不是他。除了疯女人，天底下谁会给家人买毒药？
孩子们躲在一进门那个房间的门口看着他们。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孩子们。
她就是想让他明白，到底谁是疯子？
当她意识到自己脑子里的想法时，本该马上下车。她甚至可以象另外那几个妇女一样，在大门那儿下车，然后沿着马路往上走。她可以走到街对面去等返程车。或许有人这么干过。本来打算探望但又改了主意。可能一直都有人这么干。
她没有打退堂鼓。见到他陌生而颓废的样子，或许对她更好。他那副模样，让人没法再责怪他。他已经走了人样，就像梦里的人。
她常常做梦。有一次，她梦见自己看到孩子们躺在地上后跑出屋子，劳埃德突然开怀大笑，象从前那样，然后她又听见萨沙在她背后笑。半天她才回过神来，原来他们合起来跟她开了个玩笑。这感觉真美妙。
“你上次问我，见到他心里什么感觉。你是这么问我来着？”
“是啊，”桑兹太太答道。
“我当时一下子说不清，得想想。”
“我知道。”
“我想过了，这件事让我心里不好过。所以再没去。”
桑兹太太的态度不好捉摸，但她频频点头，似乎表示她感到满意，或赞成多丽这么做。
所以当多丽决定再去探视的时候，她觉得还是不向桑兹太太提及此事为妙。不论发生什么事，她都该汇报。虽然一向来也没多少事可说，但也不能一声不吭就走。所以她给桑兹太太打电话取消了约会。她说自己要去度个假。夏天就要来了，这时候去度假稀松平常。她说和一个朋友一起去。
“上个星期你穿的不是这件外套。”
“不是上个星期。”
“不是？”
“三个星期前了。天已经热起来了。这件外套薄点，其实也用不着了。根本用不着穿外套了。”
他问她路上好不好走，从米尔德梅过来坐些什么车。
她告诉他已经不住那儿了，又把现在住的地方、路上要换的三趟车一一说给他听。
“一路真够你折腾的。你喜欢住在一个大地方吗？”
“上班容易点。”
“你上班了？”
上次她就告诉过他住哪、倒几趟车、在哪儿上班。
“我在一个汽车旅馆里打扫房间，我告诉过你。”她说道。
“对，对。我忘了。你想过回去上学吗？夜校什么的？”
她告诉他，确实想过，但就是想想，没认真找过学校。她说，现在的活还行。
然后，他们停下来，好像往下不知该说什么了。
他叹了口气，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已经不习惯跟人聊天了。”
“那你一般都干点什么？”
“我读了不少书。算是反省吧。自我反省。”
“哦。”
“谢谢你来看我。对我是莫大的心理安慰。但你别把它当成负担。我是说，你想来再来。别勉强。如果有别的事，或者不太想来——我是想说，你能来，即便就一次，对我都是奖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答说明白，她觉着自己明白。
他说不想干扰她的生活。
“没有，”她答道。
“你是不是想说什么？我觉着你另有话说。”
实际上，她差点说，她哪来的生活？
没有，她答，也没什么，没什么别的。
“那好吧。”
三个星期后，她收到一个电话。是桑兹太太亲自打来的，而不是她办公室的某个工作人员。
“多丽，我以为你休假还没回来呢，这么快就回来啦？”
“嗯，”多丽一边说，一边心里盘算该说去了哪里。
“那你怎么没来电话约下次见面的时间呢？”
“哦，还没呢。”
“没关系，我只是想看看你回来了没有。都好吧？”
“都好。”
“那好，那好。要是需要我，需要聊聊的话，你知道怎么找我。”
“嗯。”
“那好，保重。”
她没提劳埃德的事，也没问多丽是不是又去探望他了。当然，多丽确曾说过，他们不打算再见了。但桑兹太太的第六感一般很准，对发生的事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她也懂得什么时候该隐忍不发，她知道有时候一味地追问，不会得到结果。如果她当真问起来，多丽也不知自己会如何作答：是撒个谎，还是一五一十地告诉她原委。事实上，下一个周日，就是他坑坑吃吃告诉她来不来都没关系之后，她又去了。
他感冒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就得了感冒。
他说，也许上次和她见面的时候就染上了，所以有点闷闷不乐。
闷闷不乐。这些日子，她与会说这种词的人少有瓜葛，它听起来那么陌生。但他过去张口闭口就是这类词。当然，那时她从没觉着有什么不对劲，象今天这样。
“我是不是看上去变了个人？”他问。
“你看起来是不一样了，”她小心地回答。“我呢？”
“你看上去很漂亮。”他黯然答道。
她心里有东西在融化，但极力抗拒那种感觉。
“你自己觉得不一样了吗？”他问。“像换了个人？”
她说不知道。“你有这感觉？”
他说道，“从头到脚。”
那个星期快结束的时候，她在班上收到一个大信封。信是通过旅馆转寄给她的。信封里装着厚厚几页信纸，正反两面都写着字。她开始没想到信是他写的，她不知从哪儿得到的印象，看守所不允许在押犯写信。当然，他不是一个普通在押犯。他不是一个罪犯。他只是犯罪型精神失常的病人。
信上既无日期，也无“亲爱的多丽”式的开头，而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多丽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封宗教传单。
人们为求解脱而四处寻觅。搞得头晕脑胀（脸上挂相）。生活乱如麻，人人痛苦不堪。他们的伤痛都刻在脸上。他们困惑迷茫，行色匆匆。他们忙着购物、洗衣、美发，还得赚钱，得按时领取福利补贴。这是穷人的忙，富人也忙，忙着想法花钱。那也不容易。他们得建最好的房子，冷热水得用金制水龙头。他们得开奥迪，得用神效牙刷，得装各种神奇玩意，然后得装防盗器，得防着谋杀。不论穷人富人，灵魂都不得安宁。我差点把“neither”（不论）写成“neighbor”（邻居），我这是怎么了？我这儿哪儿来的邻居。这儿的人至少免去了好多困惑。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少家当，这点家当永远不会变，吃饭用不着自己采买、自己下厨，吃什么也用不着自己操心。在这儿，选择被剥夺了。
在这儿，我们的思想所得就是我们的全部所得。
刚开始的时候，我陷于迷乱癫狂之中。满脑子狂风暴雨，一刻不停，我把头往水泥墙上撞，指望获得解脱，结束我的痛苦和生命。他们因此而惩罚我，用水浇，用绳子捆，然后把麻醉剂打进我的血管。我不是抱怨，因为我必须认识到，那样做一无是处，和人们在所谓的现实世界里酗酒、胡闹、犯罪没什么两样，都为了把痛苦的念头赶走。那些人犯了事被抓起来关上几天，但关得不够长，他们还来不及从另一头走出来。另一头是什么？不是彻底的疯狂，就是绝对的安宁。
安宁。我寻到了安宁，神志还算正常。我猜，你一边读一边想，接下去我就该谈到上帝、耶稣，再不然会提到佛，你以为是宗教令我洗心革面。不是。不是“闭上眼，在某种至尊力量的引领下心灵升华”那回事。那些力量我不太懂。我所做的是认识自我。认识自我该是条戒律吧，在哪儿出现过，可能是圣经。从这点看，我大概算得皈依基督教了吧。我也尝试正视自我”这句话好象也出自圣经，所以我试了。它没有解释要正视哪个自我，是善的自我还是恶的自我，所以不能作为道德劝诫的指南。而且，认识自我也和我们所知的约束行为的道德不搭界。但行为不是眼下我所关心的问题，他们已对我做出了正确审判，我是一个不能约束自己行为的人，所以他们把我关在这里。
回到认识自我。所谓认识，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认识了自我，我认识了穷凶极恶的自我，我认识到我作恶多端。世界当我是一个恶魔，我不想争辩，尽管我完全可以顺便提一句，有些人对城市狂轰滥炸，杀人如麻，却不会被大众当作恶魔，奖章、荣誉倒是雪片似地飞来，只有针对少数人的行为才骇人听闻、穷凶极恶。我不是找借口，这些不过是我观察到的现象。
我在自我中认识到了自己的恶。这是我获得安慰的秘密。我是说，我认识到了自己极致的恶。它或许比别人的极恶更加歹毒，但实际上，我不该考虑这个问题，或对它耿耿于怀。没有借口。我得到了安宁。我真是一个恶魔？世界是这样说的，如果都这么说，那我就是吧。但是我要说，所谓世界，对我来说，没什么真实意义。我就是我这个自我，不可能成为别的自我。我可以狡辩说，我当时处于疯狂状态，但那有什么意思呢？疯狂。理智。我就是我。我当时不可能是另一个我，现在也不可能变成另一个我。
多丽，如果你已耐心读到这里，有件特别的事我想告诉你，但我不想写下来。如果有天你会再来这，我也许会当面告诉你。别以为我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如果时光可以倒转，我愿改变一切，可是我什么都改不了。
我把这封信寄到你上班的地方，我记着呢，还有你住的小镇的名字。你看，我的脑子在某些方面还转得很灵呢。
她以为下次见面他们一定会谈及这封信，于是她反复读了好多遍，却想不出该做什么感言。其实，她真想说的是，他心中想的不可能在纸上写明白。可再见面的时候，他好象从来没写过那封信。她搜肠刮肚地找话说，最后告诉他一个过了气的民歌手那个星期住过旅馆。他对歌手生平比她还了解，让她有点意外。原来，他有台电视，或者说可以随时看电视，他看了一些节目，当然，新闻每日必看。这下，他们可谈的东西多了些。最后，她还是忍不住问他。
“你说有件事只能当面说，是什么事？”
他回答说，她不该提这事。他拿不准现在是不是说这事的时候。
她的心不免提了起来，有些事她还不能面对，如果他说还爱她，她当真应付不来。她现在还听不得“爱”这个字。
“好的，”她说。“也许是不是时候。”
然后她说，“可你还是告诉我吧。如果我出去后就被车撞了，那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了，你也再没机会告诉我了。”
“是这样，”他答道。
“那，到底是什么？”
“下次吧，下次。有时候我就是说不下去。不是不想说，就是卡住了，干了。”
多丽，自你走了之后，我的脑子里总是你的影子，我不该让你失望。当你坐在我对面的时候，我的情绪会有些激动，但面上可能看不出来。在你面前，我无权表白，我们两人中显然你更有权表白自己的感受，而你一向自制力很强。所以，我收回以前说过的话，因为我前思后想，还是觉得写出来比说更容易一些。
从哪儿说起呢？
天堂是有的。
天堂是一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我从不相信天堂和地狱之类的说法。要在以前，我会当那是胡说八道。但现在我却提起这个话题，你听了一定奇怪。
那我就干脆说：我看见孩子们了。
我看见他们了，还和他们说了话。
好吧。你这一刻脑子里在想什么？你在想，哎，这个人果真疯了。或者，那是个梦，他连做梦都分不清，他混淆了梦境和现实。可我想告诉你，我没糊涂，我知道，他们还在。不是说他们还活着，因为活着意味着他们还在我们这个空间里。我不是这意思。事实上，我相信他们已经不在这个空间里了。但他们确实还在，肯定有一个异度空间，也许那样的异度空间数不胜数，但我敢肯定的是，我可以进入到他们在的那个空间。大概这段时间都是我一个人过，所能做的就是想事，想来想去，能想的就是这些事。所以，在我经历了这些痛苦和孤独之后，某个神明把这种能力赐给了我。依照这个世界的逻辑，我最不配。
如果你一直读到这里还没把信撕碎的话，你一定想知道，孩子们怎么样。他们很好。很快乐，也很乖巧。他们好象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他们好象比原来长大了一点，但很难说。他们好象比以前懂事了。就是这样。迪米特里学会说话了，以前可不行。他们呆的房间有几分眼熟。象我们的房子，但大得多、好得多。我问他们，谁在照顾他们，他们就笑我，叽叽喳喳说了些什么，好象是说他们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觉得这话是萨沙说的。有时候他们说话不是一个人在说，至少我分不清，但他们的身份都很分明，绝不会混，而且，个个兴高采烈。
千万别以为我疯了。我不敢告诉你，就是担心你有这个想法。我曾经是个疯子，但相信我，我已经摆脱了自己过去的疯狂，就像狗熊脱毛，或者，我该说像蛇蜕皮。我知道，如果我没有完成我的蜕变，我不可能获得这个能力，重新见到萨沙、芭芭拉·安和迪米特里。现在，我真希望你也能见到他们，如果说配不配的话，你比我配上100倍。你活在这个世界里，比我陷得深得多，见到孩子们可能不太容易，但至少我可以把那里的情况——真相——传递给你。你知道我见到他们了，希望能让你心里好过一点。
多丽想，如果桑兹太太读了这封信，不定她会怎么说怎么想。桑兹太太当然会小心从事。她不会直截了当端出她的判断：他疯了。但她会谨慎地充满善意地引导多丽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可以说，她不是引导多丽，而是拨开多丽心头的迷雾，让多丽自己得出结论，好象多丽压根就是这么想的。她会拔除多丽脑子里那些危险的邪念——这话会是桑兹太太嘴里说出来的。
就为这，多丽不打算向她透露半点。
多丽确实觉得他疯了。他喜欢夸夸其谈，这老毛病在字里行间中多少有所流露。她没有回信。很多天过去了。又过去了很多星期。她还是那个想法，但那封信却挥之不去，就像她心里藏着的一个秘密。偶而，当她往浴室镜子上喷清洁剂或整理床单的时候，心里会涌起一股暖意。阳光明媚，鲜花盛开，烤面包香气扑鼻，一般都会令人身心愉悦。而近两年来，多丽对这些从未留过心。准确地说，那种自发的感受幸福的能力还没有在她身上苏醒，但那种感觉已依稀归来了。它和天气、和鲜花无关。劳埃德说，孩子们生活在他们的异度空间里，这念头带来一股暖意，涌遍她的全身。想到孩子们，好久以来第一次没有让她感到痛苦。
自那件事之后，只要念头一转到孩子们的身上，她就得立即把它连根拔掉，如同拔除扎在喉咙上的刺。他们的名字她避之唯恐不及，旁的孩子若凑巧和其中一个名字有点象，她都受不了。就连小孩子说笑、尖叫、在旅馆游泳池边跑来跑去，她都得立即关上耳朵，如同关上一道门，把那些声音挡在外面。现在不同了，她有了一个避难所，只要一发现苗头不对，她就躲到里边去。
谁给了她这个避难所？不是桑兹太太，这点显而易见。也不是在纸巾伸手可及的办公桌边度过的时光。
这个避难所是劳埃德给她的。对，就是那个罪大恶极的人，那个与世隔绝的疯子。
你可以叫他疯子，可他说的就没一点道理？他要真是从另一头走出来了呢？有谁敢说，一个人在做了这样一件事、走过这样一段路之后，他的幻觉不会另有深意？
这个念头悄然进入她的大脑，萦绕不去。
与此同时，她的心里升起另一个念头：在这个世界上，或许此时此刻她该与之相守的正是劳埃德。如果连听他诉说都做不到，她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用，她还来这世上干吗？这话她好象对什么人说过，也许是桑兹太太。
我说不出“原谅”两个字，她在脑子里对桑兹太太说道。我永远说不出口，永远不会原谅。
但是，等等。发生了那件事之后，我不是一样被抛弃了吗？知情人都躲着我。我的出现总是引起尴尬。
想改头换面，哪儿那么容易。留个鸡冠似的发型，这想法太蠢了。
于是，她又坐上了通往看守所的汽车。她想起母亲刚刚去世的那些日子，她住在母亲的朋友家，到了晚上她编个谎话，偷偷跑出去和劳埃德约会。她还记得那朋友的名字——劳丽，她母亲的朋友。
除了劳埃德，现在还有谁记得孩子们的名字，他们眼睛的颜色？桑兹太太不得不提到他们的时候，几乎从未称他们为孩子们，而是“你的家人”，所有人被打包成了一体。 那些日子里，与劳埃德约会，向劳丽撒谎，一点儿没有令多丽感到内疚，冥冥中仿佛是命运的安排、召唤。她感到，自己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和他在一起，聆听他的心声。
现在的情形和那时不同，不一样了。
她坐在司机旁的前排座位上。从挡风玻璃望出去，视野开阔。因而车上除了司机，只有她一个人，唯一的一名乘客，目睹了那一幕。星期日清晨，高速公路上空空荡荡，一辆小型敞篷卡车突然从小路上冲了出来，速度不减，摇摇晃晃地在他们面前画了会龙，然后一头栽进沟里。更怪异的事情接着发生了：卡车司机腾空飞起，即如一道闪电转瞬即逝，又似一抹云彩慢慢飘过，姿态即笨拙又飘逸。他的身体飞过高速公路，摔在人行横道边的碎石路肩上。 司机一脚急刹车，乘客们往前趔趄了一下，茫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一刻，多丽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怎么会飞起来？那小伙子，没准还是个孩子，一定是伏在方向盘上打起了瞌睡。他怎么会飞出卡车，那么优雅地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车前面躺着个人，”司机向乘客们解释。他试图把话说得响亮而平静，但他的声音因受了惊吓而带着颤音。
“飞过公路，掉沟里了。我们会尽快上路。现在请大家呆在车上别动。”
多丽跟着司机下了车，仿佛没听见他说的话，或享有某种特权。他没有责怪她。
“活见鬼，”他一边穿过公路一边说，声音又气又恼。
“活见鬼，这王八孩子，瞧他干的好事？”
小伙子背部着地，四肢展开，就像有人在雪地上压出天使的形状。他的身体四周却是碎石，不是白雪。他的眼睛半闭着。他是那么年轻，个子窜得挺高，可连胡子还没长出来。他可能还没拿到驾照。
司机在打电话。
“贝菲尔德南大约一英里，21号公路上，马路东侧。” 从男孩的头颅下面、耳朵旁边渗出粉红色泡沫。根本不像鲜血，更像是做草莓酱时撇出来的沫子。
多丽俯下身子蜷在他的身旁，将手轻放在他的胸口上。没有起伏。她又将耳朵凑上去。他的衬衫是新熨的，还带着那股味道。
没有呼吸。
但她的手指拂过他细嫩的脖颈时感到了脉搏的跳动。
她想起了以前学到的方法。是劳埃德教她的方法，以防备哪个孩子在他不在的时候出事。舌头。如果舌头顶在喉咙上，可能哽住呼吸。她一只手按住男孩的前额，另一只手的两个手指抵住下颚。前额向下，下颚向上，略微仰起他的头，使空气流通。
如果他还不能呼吸，她就得给他做人工呼吸。她捏住鼻孔，深深吸了一口气，将双唇紧贴在他的嘴上，呼气。两个深呼吸，检查一下。两个深呼吸，再检查。说话的是另外一个男人，不是司机。一个骑摩托车的人看见出事就停了下来。“要不要把毯子垫在他的头下面？”她坚决地摇了摇头。她记得不能搬动伤者，以免伤到他的脊髓。她对准他的嘴，按压他还带着热气的有弹性的胸部，呼气、停下来，再呼气再停下来。她的脸颊感觉到一丝热气。
司机说了句什么，但她顾不上抬头。有热气，肯定没错。从男孩嘴里呼出了一口气。她张开手掌放在他的胸口上，由于自己的颤抖，她一开始根本辨不清他的胸口是否在起伏。
是，是。
他确实是在呼吸。空气通道被打开了。他在自己呼吸。他在呼吸。
“就盖在他身上吧，”她冲那个拿着毯子的人说。“别让他冻着。”
“他还活着？”司机俯下身子，问道。
她点了点头。她的指尖又触到了他的脉搏。粉红色的吓人泡沫已经不再往出涌。或许那不是什么要紧的物质。不是从脑子里流出来的。
“车不能再等了，”司机说道。“我们已经晚点了。”
摩托车手接口到，“没事。我在这儿看着。”
安静，安静，她想对他们说。在她看来，必须保持肃静，男孩身体之外的一切都得凝神屏气，他才能守住自己的呼吸。
他的呼吸微弱但执着，胸口温顺地起伏着。坚持，坚持住。
“你听见了吗？这人说他可以呆在这，看着他，”司机说。“救护车马上就到。”
“你们走吧，”多丽答道。“等他们来了，我就搭车到镇上，晚上再坐你的车回去。”
她头都没抬地随口说道，好象呼吸局促的是她。司机俯下身子才听清了她说的话。
“你肯定？”他问。
肯定。
“你不去伦敦了？”
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