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大陆自由派，学学台湾学者吧！

10月3日到4日，法国巴黎西郊的Cergy Pontoise大学举行《中国的社会稳定与政治改革：分析与展望》研讨会。与会学者均是国内外较有影响的自由派：吴思、长平、吴国光、于建嵘（缺席发言）、贺平以及来自台湾政治大学、中共研究专家寇健文教授。主持人则为Cergy Pontoise大学颇有民运色彩的张伦教授。

和台湾相比，大陆学者往往理念、激情超越学术，或者干脆信仰代替学术。所以自己的注意力主要放到了寇健文教授身上。在互动环节，也仅向他发出提问。而这种互动，也展示了台湾学者不同于大陆学者的学术素养以及对民主认知的深度。

以下为互动实录（据现场录音）：

问：寇教授，可否解释一下中国大陆为什么一定要民主化？从目前看，大陆的表现要优于西方各国，更优于阿拉伯社会。就是台湾，经济上也完全依赖大陆。

答：**我没有说中国大陆一定要民主化。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就算大陆民主化了，它治理成效就一定会比较好吗？**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比如说台湾是九十年代走向民主化，但是经济表现却并没有比威权时代更好。这个确实需要我们去想（为什么）。民主政治当然解决了人民授权的问题，是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因此在这个体制下做到民众言论自由的保障，个人权利的保障。但这并不代表每个人的收入会增加，这是不同的事情。类似的还有菲律宾。这应该是民主国家应该去思考的，为什么民主化之后经济的表现没有以前那么好？特别是近期许多实行民主政治的西方国家都出现许多问题。我想研究比较政治的人需要去寻找答案。至于我本人，到现在还没有答案。

寇教授的回答是很令人信服的。尽管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从大陆的光谱来看算是标准的自由派。但由于学术的严谨以及他对民主社会的了解——他毕竟不是生活在民主的理论中而是活生生的民主现实中，所以在他看来，民主对一个国家来说并不是唯一的选项。对大陆而言也是一样。更重要的是，他也承认而且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民主化之后，其经济表现反而更差。所以他的质疑才振聋发聩：“大陆民主化之后治理成效会更好吗”？这和海内外自由派鼓吹的“民主才是中国问题的唯一药方”、‘“只有民主化为方向的政治改革才能保障经济改革”的论调相比则理性得多，也更符合真正的现实生活。毕竟，不管怎样，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能发展经济，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则必然会被挑战。1989年时，不需要任何理论启蒙，中国人都会认为西方的制度更好。因为和西方相比，中国实在太过落后。我还记得戈尔巴乔夫在接受BBC的采访时虽然为他的政治改革政策辩护，认为是正确的，但他也承认：“一个国家的百姓衡量一个制度的标准是看能够在超市买到什么或者买不到什么”。显然，正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也不能是民主。否则，其必然会被民众所抛弃。

今天的中国和西方，显然和二十多年前的位置正好颠倒。中国蒸蒸日上，西方则愁云惨淡，甚至寄希望于中国的救助。在这个时候，被救助方、被危机重创的一方还会认为自己的制度优于救助方？

目前的台湾，根据我自己的接触，对大陆民主化议题各方均有不同的看法。国民党人士认为大陆现在民主化太早，一定会产生混乱和动荡。国民党的这个立场自然也和它的利益、国家认同有关。尽管它只能统治一个台湾，但大中国情怀还是不愿意中国再次失去崛起的机会，更不愿意中国陷入动荡。更何况作为国民党的实际盟友，大陆因为民主化而动荡并不符合国民党的政党利益。民进党则立场鲜明地主张大陆立即民主化，而且非常坦率地承认，只有这样大陆才能混乱，也才能分裂，也才能给民进党产生内应。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其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民主化后的大陆必然会陷入混乱。这显然是从他们自身的民主化经历所得出的共同经验。至于整天呼吁要把台湾当作榜样的自由派对此却向来持视而不见或者干脆否定的立场，这也应该是搞比较政治的人去思考的现象。

至于学者，寇健文先生的观点算是代表。当然寇教授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呼吁研究比较政治的群体去寻找答案，而且坦率地承认自己虽然一直在思考，但一直没有结果。如此的学术精神令人敬佩。

反观出自大陆的自由派群体，则实在相形见绌。比如最近美国政府关门，大量人员“休假式失业”，不仅每天造成三亿美元的损失，而且直接影响到外交：奥巴马取消了对东南亚各国的访问，也取消参加APEC会议。外交也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如此之多的外交活动被取消，自然会损害到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堂堂的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竟然发微博为之辩护，认为体现了美国政府对人民的负责。类似的还有，明明印度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中国，包括黄亚生、丁学良等教授却纷纷为印度辩护。

大陆自由派最突出的一面是已经把民主神圣化，甚至宗教化，而不是学术化。这才是他们屡屡对中国误判，进而在中国彻底边缘化的原因。

这里，从学术伦理的角度，还是要谈一谈当下中国自由派的代表人物贺卫方先生。贺卫方先生是少有的即使观点不同但也能被他所吸引的一位自由派学者。他的演讲幽默、学术性强、记忆力惊人，从没有讲稿，一气呵成，很有感染力（可资对比的是，我看张千帆先生的演讲竟几度睡过去，不得不几度重新开始坚持看完）。从个人魅力的角度看，并不输他极力反对的薄熙来。然而，从学术上讲，他和台湾同行相比则逊色太多。比如2010年他在香港书展发表演讲，批评中国的法治一是司法不独立，二是中国的刑法审判定罪率过高。结果演讲之后，立即有现场观众（一位在香港大学读法律的大陆学生）提问质疑：一是美国的刑事案件90%都是通过辩诉交易，即犯罪嫌疑人通过认罪换取轻判。剩下10%进入公开审判，其中被判有罪的要远远多于无罪的。辛普森案件之所以被广泛关注只不过是特例而已。

显然，美国刑事案件的定罪率更高。假如中国的刑事案件定罪率过高是中国司法存在问题的话，那么美国又应该算是什么呢？

提问者的第二个质疑则是美国的司法也并不独立，只不过掩盖的形式（更好）。比如2000年美国大选出现僵局，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投票决定小布什胜出。但五名投票支持小布什的保守派大法官都是共和党任命的——其中小布什的父亲老布什任命的就占了四个！这样构成的最高法院还能指望体现公正和公平吗？ 更为奇特的是，这五位大法官一向支持应该由州而不是由联邦解决问题，但这一次却立场反转。

面对如此专业和犀利的提问，贺卫方不得不表示“实际上在我看来，绝对的所谓司法独立是真空意义的独立，真的可能是没有，那是不大可能”（既然只有相对意义的司法独立，中国还有何指责之处？）。他接下来的辩护竟然是：“令人欣慰的是毕竟最高法院把问题解决了。说老实话，一定程度上司法不是探求真理的过程，是为了把事情解决了，大家重新生活”。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由派不是最注重程序正义吗？怎么发生到美国就成了结果更重要了呢？还成了辩护的理由？

贺卫方先生的表现核心问题在于，他的演讲对象并不都是专业人士，往往会产生误导的效果。演讲尚且如此，那么在教书育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更不能想象。

当然最近贺卫方先生也有令人意外的惊人之举，居然认为“西方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欺凌，是中国欺负西方人的结果。中国在近代和西方人交往过程中，从来没有平等地对待西方”。显然如果不是贺卫方先生缺乏世界历史知识，那就是故意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了”。我们不妨想想，西方在崛起后，对其他文明究竟是持什么态度？是否平等地对待过一个比它弱小的文明？而中国对待比它弱小的文明又是什么样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规则，为什么一定要以西方的规则为唯一而必须接受呢？对于中国而言，你不接受我的规则，中国的反应不过是不承认它的上贡资格，不理你而已，绝不会派兵去攻打。西方呢？我倒觉的世界应该庆幸中国没有如同日本一样成为西方的好学生。假如中国是第二个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会是什么结局？

除了北大的贺卫方先生，还要谈一谈清华大学著名的自由派人士秦晖教授。我对秦晖教授的观点一向持“就事论事”、以事实为基础的批评态度。不过秦晖教授是如何回应这种批评的呢？他在《激进还是渐进》一文中有如下一段话：“这一事实叙述却与以大骂民主化著称的宋鲁郑先生（据说恰恰是个久居民主国家法国而乐不思蜀的华侨或华人）强调的事实有点类似。宋先生曾正式为文批评笔者，他强调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后经济一塌糊涂，连电都不能保证供应，因而很不屑地说南非‘这样的民主’还不如不要。”

从秦晖先生的立场看，批评民主显然就是“大骂”，一个自由派人士如此对待不同观点还是令人诧异（不过现在美国两党也不妥协了，算是中外同步了）。更令我意外的则是他特别强调本人生活在民主的法国。过去一直有网民回避我的观点而用此来对我进行质疑。但身为清华大学教授的秦晖先生也如此，还是不可思议。毕竟生活在什么地方和观点立场无关。薛蛮子身为美国人，却坚持生活在中国（还是雾霾极为严重的北京），而且一直在批评中国。以他为例，身份、国籍、生活所在地、立场有什么关系吗？

不过在我看来，秦晖先生最不可接受的还是对本人观点的错误解读。我反驳秦晖先生的文章：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源是低人权成本吗？——谈秦晖先生《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其核心观点之一是民主化可能导致经济倒退，治安混乱（也提到南非2008年连电都不能供应）——这一点也在今天的中东得到验证。而不是如秦晖先生所讲的“强调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后经济一塌糊涂”。事实上，南非一直是民主国家，过去是实行种族隔离、仅限于白人的民主国家（1961年独立建立共和国），现在则是实行种族平等的民主国家。历史上希腊也是在奴隶制下建立的民主制度，美国也是在保留黑奴制的基础上建立的民主制度。秦晖先生把“种族隔离”换掉我说的“民主化”，其意义就完全改变：把我从批评民主改变为支持种族隔离。

现在再回顾自己几年前写的这篇文章，应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竟然没有发现秦晖先生以南非为例来批评中国的硬伤。第一，南非独立后就一直是一个民主国家，只不过三十年实行种族隔离制度，但秦晖先生并不认为此时它是一个民主国家。第二，秦晖先生显然把民主化与种族隔离对立起来了，认为废除了种族隔离之后的南非才是一个民主国家。但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以秦晖先生的逻辑，古希腊、1965年前的美国都不能算是民主国家。甚至普选之前的国家都不能是民主国家，中华民国也自然不是。自己当年的质疑应该是：何以民主国家竟以种族隔离的方式搞低人权成本发展模式？

本文从台湾学者谈民主说起，重点并不仅仅是两岸学者学术精神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民主的命运。所以最后，不妨推荐一本美国体制内政治人物出版的新书。美国前共和党众参两院预算委员会成员洛夫格林（Mike Lofgren）绝望地表示，“美国的民主已死”。他在《两党制已经完蛋：共和党人疯了，民主党人傻了，中产阶级已经被搞垮》一书中这样悲观地描述近代美国：“想象一个国家，它的国际威望和权力如日中天，它的军队驻扎在世界各地，它是全球的智慧领袖。它的公民普遍相信该国的生活方式是启蒙和人权的灯塔，是世界其他地方学习的榜样。他们坚信西方文明的概念就体现在这个国家之上。但是，在这伟大光鲜的外表之后是腐烂的迅速蔓延。在这庄严神圣的民主中，有钱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习惯于按自己的方式进行）腐蚀了制度，收买了民意代表。这个国家已经误入歧途，走向政治两极化，可以预料的是，秩序井然的管理机器已陷入僵局。右翼政客抓住一切机会大肆鼓吹增加军费开支，同时却一再拒绝增加收入来支付军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