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楠：德国人何时才能“喜迎国庆”？

10月3日是德国的国庆节，即1990年两德统一纪念日。头天下午，几个德国朋友兴高采烈地建议说：当晚和第二天有演出和庆祝活动，值得一去。

以前几次来德国，我印象中的德国人对爱国情感表现得很淡。在德国见不到英国新年时万人高唱“统治吧，不列颠尼亚”等爱国歌曲的盛况。德国也不像美国，街上随处可见高高飘扬的国旗，除非是赶上世界杯、欧洲杯等体育赛事。

国庆节观看乐队演出的人群

不出所料，10月2日夜晚的活动没有国旗，更没有口号和横幅。乐队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演奏，人们在空地上一边跳舞一边聊天，享用啤酒和小吃。第二天国庆节是德国的法定假期，柏林举办旧货古董交易大会，现场人山人海。人们三五成群、拖家带口，尽情享受阳光明媚的国庆假期，又似乎在潜意识里谨慎遵循着克制、低调的政治风格，不越雷池一步。两天来类似的活动还有不少，只是看不到任何“国庆”特色。

这种对国家意识的自我克制贯穿二战结束后至今的德国历史始终。二战结束后，德国成为众人眼中的万恶之源。当其他欧洲国家在战后步入发展正轨时，展现在德国人面前的却是一个主权丧失、分裂动荡、满目疮痍的被占领国家。彻底清算纳粹罪行、改善国家形象，重建以民主、法治原则为指导的政治制度成为当务之急。西德政府通过淡化民族特性，主动加入以“防范和接纳”德国为目的的西欧一体化进程，小心翼翼地争取主权独立、民族统一和国家平等。

二战后的柏林

美苏冷战末期，两德统一变为现实。军国主义会不会在统一后的德国死灰复燃？基于对纳粹德国的历史记忆，许多人疑虑重重。到底是“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面对这个历史问题，一些国家难以掩饰对德国“霸权企图”的恐惧和敌视。如今，德国成了欧盟的主心骨，中德关系在中国与西方交往中一枝独秀，更是引起美欧大国的警觉。

从二战结束算起，德国在实现国家正常化道路上已走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没到尽头。追求国家利益、走特色化道路、发挥国际影响等说法在别国看来是很正常的政策表述，在德国却几乎成了政治禁忌。直到2005年默克尔上台，德国政府才突破禁区，首次公开谈论德国的国家利益。

在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官员Marco眼中，德国至今还算不上一个正常的国家。他向我解释说：“德国人对历史的感触太深了。人们目睹第三帝国惨绝人寰的反人类罪行，从骨子里否定民族主义、质疑国家权力，因此在德国不太可能出现人们高举国旗热烈集会的场面。纳粹的极权、病态和疯狂，它的强制劳动政策，并在灭亡时企图让整个国家与之同归于尽，令德国人深恶痛绝。上个月，德国总统还主动到法国的奥拉杜尔村（Oradour-sur-Glane）屠杀现场凭吊。随着新的史料被发掘，对纳粹战犯的搜捕行动仍在进行。尽管他们现在已经八九十岁了，但这是原则问题。”

Marco的描述并不夸张。在首都柏林，历史被浓缩进数以千计的建筑和符号中，时时处处勾起德国人对纳粹残暴统治的回忆，给这个城市平添了不少“异样”色彩。大大小小的纪念碑和凭吊场所位于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告诫人们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将把人类引向深渊；铜质铭牌嵌在路面上，遍布全国，记录着曾居于此处、后被党卫队（Schutzstaffel, SS）逮捕处决的犹太家庭信息；柏林街道两旁的楼群里，战争中幸存的百年老宅屈指可数，与战后新建的简易住房形成鲜明反差，人们不难想象这个城市经过盟军轰炸后体无完肤的情景；除博物馆外，纳粹标志禁止在任何场所出现，即便是军事爱好者买卖当年的老物件，也必须将徽标遮蔽，否则一经警方发现，立即没收。

古董市场上，卖家用棉纸盖住器皿上的纳粹标志，买卖有纳粹标志的物品属违法行为

德国漫长而艰辛的正常化历程深刻触及了民众的生活。对于实现国家正常化，许多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德国总统高克上月访法时说：“作为73岁的老人，我在战争中出生，在对德国罪行的讨论声中长大，我将告诉战争遇难者和他们的家属：我们了解过去所做的一切，现在我所代表的国家不再是他们记忆中的那个德国。”

科隆大学考古系的中年研究员Johanna对我说：“第三帝国令人作呕的历史和战后对纳粹的清算塑造了我的世界观，我为德国走过这段历程感到自豪。”

大学生Markus表示，身为德国人且了解德国的历史，他会发自本能地质疑任何国家领导或政治权威，并以此作为处世准则。

70多岁的退休中学教师Andreas向我谈及他最近读的一本书，讲的是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反抗运动。Andreas表示，书中描述的历史情景令他激动得落泪。“我的父亲把贵如黄金的青春年华献给纳粹德国，至死都是希特勒政权的拥护者。我们为此经常争吵——他说我被美国和犹太人洗脑，我则不能接受他受极端民族情绪感染，为一个屠夫般的政权辩护。我们因此断绝了往来。吸取历史教训要付出代价，在我这代人身上，类似的事不算稀奇。”

德国什么时候才能摆脱历史阴影、以正常的姿态出现在欧洲和世界舞台上？Marco说，至少还要50年。“这一方面源于德国人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要想让其他国家改变对德国的看法，我们需要等待。经历过二战的国家对德国的印象往往还停留在历史中，这很容易理解。想想看，仅苏联一国就有两千多万人在二战中死亡，如此惨重的代价是几代人都无法忘记的！”

但Marco和同事们也意识到，德国打算以国家利益为指针、以正常姿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仅仅靠等待是不够的。以2002年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为起点，德国开始在国际舞台发出独立的声音。此后每当德国做出类似的尝试，指责它走特殊道路、进而独霸欧洲的言论便不绝于耳。

Marco曾在外交部和发展合作部工作多年，对德国面临的上述难题有不少切身感触：“有一些国家，每当他们对双边关系有所不满，就拿纳粹的历史给德国一顿敲打。面对欧债危机，默克尔敦促希腊采取节俭措施，希腊人便骂她是希特勒再世。我们每次去以色列访问，都被对方要求参观大屠杀纪念馆。和以色列磋商时，德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为前者永远占据道义制高点。甚至连埃及人也要给德国上历史课，质问德国人为什么反对希特勒却支持穆尔西的法西斯统治。”

类似的指责刊登在媒体上，德国民众感到荒唐可笑。有人调侃道：“如果希腊人觉得默克尔奉行帝国主义外交、埃及感到法西斯德国还没被改造好的话，那我只得说我们现在在‘法西斯’统治下，日子过得还不错，或许还会有年轻人认为希特勒执政也没那么坏。”

Marco担心，类似的历史指责如果在外交中被滥用，可能增加民众的逆反心理和排外情绪，使德国偏离实现国家正常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