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治理》：全球生产能力分散，世界制造使西方二战后初期优势不再-尼古拉斯·博古睿、内森·加德尔斯

【本文节选自《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一书的第四章——《治理的新挑战：社交网络、巨型城市与生产能力的全球化离散》。作者为美国资深投资家、21世纪理事会创始人尼古拉斯·伯格鲁恩，以及美国政治学者、《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加德尔斯。在本文中，作者指出，如今的全球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及其邻近区域发展之迅猛程度足以让一个市长掌握同国家领导人一样大的权力。亚洲国家的国际贸易有60%集中在亚洲自己的区域，部分和半组装的生产商各自生产不同的组件，最后在中国组装，再出口到美国、欧洲或者其他地区。再也不是产品和服务贸易，取而代之的是“任务贸易”。本书由观察者网独家翻译，现已出版上市。今刊出本书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如今的全球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及其邻近区域发展之迅猛程度足以让一个市长掌握同国家领导人一样大的权力。600个城市就创造了全球GDP的60%。这些“非本土化”的连接点成为人口集中地，使人们背离他们的家乡同时本身成为国际生产能力分工中流动技能、资本和科技的中转站。生产进程的碎片化，科技的推进，让集装箱船变成了实时的物流，民族国家传统的贸易和雇佣体制发生了改变。如今，生产活动不再是单纯的中国制造、美国制造或者欧洲制造，而是“世界制造”，通过的是产业链条，从世界各地的生产点连成的全球生产岛链。

就如同新加坡所展示的，城市国家比起笨重、慢节奏的传统国家，更加有效并形成自己灵活的政治单元，它们调节更迅速、更能适应全球的流动资本、科技和任务。本地的税收、环境监管和教育体制更具灵活性，更能吸引创造财富的工业、服务业和技术迁徙。

对于国际分工集中生产和人才雇佣这个主题，没有人比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拉米（Pascal Lamy）更专业：

亚洲国家的国际贸易有60%集中在亚洲自己的区域，这部分地区见证了生产链的深度一体化，部分和半组装的生产商各自生产不同的组件，最后在中国组装，再出口到美国、欧洲或者其他地区。

分散化的生产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劳动类型中完成，一个显著的例子是iPad，有一部分iPad零件在中国的西部城市成都生产。

工厂的超过10万名工人只“生产”产品的一个零件，即iPad的铝制外壳。该厂的其他活动包括机械测试和交替装配操作。

集成线路异常复杂，在大量质量控制程序的把关下，组装iPad需要8个小时。这个中国工厂从iPad的最后销售价格中赚取5%，而从中国组装并出口到美国的同样一个iPad中，美国人赚得的附加值是中国的20多倍。

根据监管环境、贸易壁垒等因素的变化，全球生产链条持续在改变，重新分配劳动力和资本。执行这些任务，曾经在某个国家某个公司雇佣的劳动力，这一切如今都可以简单地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公司，被另一种生产方式所替代。

再也不是产品和服务贸易，取而代之的是“任务贸易”。

根据拉米所述的结果，全球化的利弊会更加均匀地分布在新兴城市及其邻近区域，而其成效将是对全球化2.0时代的治理的一大考验。

哪里生产最有效率，工厂就搬到哪里，这可以把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分布至世界各个角落，尤其是新兴经济体，这同时也减少了发达国家更为昂贵的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岗位。

对于欧洲国家的福利体系这明显是坏消息，美国大笔开支用于中产阶级制造业工作岗位的退休金，也遭受了影响。就像拉米所担忧的，“社会和经济不能同步发展。”因为全球化的竞争，经济更发达的地区的人们需要工作得更辛苦，获得报酬却更少，收入分配的恶化以及迎合失意者的政治使得其更难在全球层面应对庞大的结构转型。

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不同于二战后初期，其制造业份额已经低于全球总量的30%，他们的最佳策略不应是参与这一场压低价格到底的“价格战”，而是应寻求吸引“非价格竞争”的生产任务，如创新、高级技能、和高附加值的服务业。这依赖于的领先的信息水平和基础设施，优秀的教育和训练，以及宜居的生活品质，以满足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城市区域。

发达世界的城市区域和民族国家需要制定一份战略计划，以应对这场结构转型的挑战，而不是随波逐流、空有祈愿。

2011年10月，在巴黎的“21世纪委员会”会议上，迈克尔•斯宾塞和默罕默德•阿尔•艾里安（Mohammed El-Erian）都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重返正轨的途径是抛弃“循环思维”，不要以为衰退会自然过去，而是要采取“结构思维”，投资教育和基础设施，提高非价格领域的竞争力。

为了让国家或城市区域适应这一轮新的全球劳动分工，贸易赤字的计算方式必须更新，不是简单地衡量货物的进出口，而是要反应产品的附加值。

拉米表示：

贸易赤字的计算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因为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中有大致50%的中国增加值，而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中有80%-90%属于美国的附加值，继续像今天我们的方式计算双边贸易赤字将成为无稽之谈。我们需要监测的是各国的实际附加值，而不是进出口商品和服务的总价。

这种新的商贸方式得益于全球分布的生产以及前所未有的（全球联网的）城市区域的兴起，可能重现波罗的海沿岸的汉萨同盟（13到17世纪）的繁荣景象。

邻客音网站（LinkedIn）的创始人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发现，硅谷的专业分布也要适应新的城市区域贸易和生产网络的思路：“你和谁连接、发布什么内容，这些就决定了你的身份。网络将提升稳定性和生产力，如果你通过网络做出经济决策，你就能拥有一个更智能的和具有适应性的系统。”

关于财富分配的一个注解

知识经济、高效的巨型城市、可流动的生产线，促进提高生产力的网络以及全球市场，这些因素创造了可谓无穷无尽的创新机会，但同时也包含了毁灭性的断裂因素，也许让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理论再度应验。

断裂之一是城市和其他区域的分离，例如，亿万富翁和全球大公司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地区。由于技术和网络的发展，生产力、财富和就业也在分离。新的现实是国富民穷和民富国穷，全球化掩盖了贫民窟，例如印度首富安巴尼（Ambani）在孟买的豪宅，或者脸谱网站1000亿的市值，而脸谱公司所在的加州却有高达11%的失业率。

全球化、生产力大发展、财富与领土和人口分离，这些因素唤来了马克思的幽灵。如果良政不能实现包容性的经济增长，那就必须实施某种形式的财富再分配。

引人瞩目的是，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将混合经济体制——一种混合了大型国企和私企的模式——视为弥补差距的关键手段。许多人陷入了创新的陷阱。降低创新速度，确保就业的稳定，这会虽然阻碍市场效率，却是全社会行之有效的方案。

无根之力

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几十年前在他的著作《第三次浪潮》中指出，知识取代了土地和烟囱工业，成为当下的主要财富基础。信息技术进入日常生活、扩充人类能力的速度无可比拟，远远超过GDP的衡量范围。传统的度量单位无法捕捉大大增加的技术价值，技术的革新改变了整个游戏规则。

一次谷歌搜索、一次邻客音的联络、一位脸谱好友或者在没有固定电话线路的时候打一通手机，这些行为的产值没法用物理单位来计算。如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高新技术公司，可能当初就是在宿舍里面白手起家，如同数学怪才凭空解答超级难题。

在这样的世界，力量与知识发生了关联。由于入门的门槛几乎就是一个头脑和一部移动终端，知识发挥力量的技术可以在任何地方发起，应用到任何一个其他地方。谁拥有了这种移动的能力，谁就可以在实际上、在道德上超越国家、民族、乡土和社群。这产生的不仅是机会，也是不平等。

每一种治理体制都必须用它自己的方式适应以下新事物的出现，社交网络的参与力量、巨型城市、以及将生产任务将分散到地球各个角落的全球劳动分工，否则，任何一种治理体制都将失败。每一种有智慧的治理都必须包含以下三个原则：权力下放、包容公民以及分散决策。

[美]尼格拉斯·伯格鲁恩、内森·加德尔斯：《智慧治理》，朱新伟等/译，格致出版社，2013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