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造中国对外形象？-朱云汉、刘康

2013年3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中国崛起：东亚与美国观点的评估”论坛，本文为与会者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上海交大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康、上海交大人文艺术研究院特别研究员黄旻华提交给论坛的报告翻译，国庆之际，经几位作者授权，观察者网特此刊发本文以飨读者：

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在目标国家的调查，主要在2010年至2012年完成。基于此可以建立参照系，与未来数据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通过积累连续的调查数据，可以为动态分析建立纵向的数据库。在这个意义上，目前大概仅有两项调查，可以与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构成对比，即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和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扫描。

在皮尤全球态度调查中，受访者被要求回答下述问题：“你未来五年是否看好中国？”表1是皮尤在2008年至2012年间的数据，显示中国民众对本国的未来感到极其乐观；印尼民众同样倾向于对中国未来看好；日本民众对中国未来看好者最低，在2009年和2010年，仅四分之一受访者看好中国，这一数据曾升至34%，但在2012年跌至15%；韩国民众对中国未来看好者高于日本，但远远低于印尼。

**皮尤的报告显示，外部环境和双边关系的起伏，会影响受访者的认识。换言之，尽管民意数据短期内可能有波动，但长期来看趋于稳定。**比如说，皮尤的报告显示，就对中国未来持积极预期而言，中国、印尼、韩国、日本的民意数据一直呈降序排列。在亚洲民主动态调查、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扫描、皮尤全球态度调查中，尽管对受访者的提问在措辞上有细微差别，但上述亚洲四国的民意数据依旧呈现出惊人的一致。这间接地佐证了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尽管后者仅汇总了特定时期的跨国数据。

各国民众认识存在差异的原因

亚洲各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存在巨大差异，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对比尤为明显。迄今为止，我们仅就宏观的历史、地缘政治因素尝试寻找比较表面化的解释。显然，进一步深入讨论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将会十分有意义。

关于各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差异，我们试图以两种不同的角度分别解释，并予以对比。具体来说，这两种角度的区别在于强调经济因素还是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一般所称的自由主义学派注重前者；而建构主义学派则重视后者。对于同一考察对象，我们分别引入两套分析变量，一套关注受访者的政治信仰、价值观，而另一套则注重经济影响。

2013年6月底，韩国总统朴槿惠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全程洋溢着浓厚的中国文化氛围。

基于文化、意识形态变量的分析框架，主要从下述4项指标进行考察：

第一，民主评分差距：受访者需要对本国与中国的民主程度进行对比，给出评分。评分总分为10分，其中1分代表完全不民主，10分代表完全民主。

第二，社会传统价值观：东亚社会的传统价值观深受儒家伦理熏陶，强调修身养性、家族敦睦、父慈子孝、尊老敬贤、克己复礼、勤俭节约。本项调查通过关注受访者的家庭、人际关系、工作伦理，来考察其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程度。

第三，自由民主价值观：参照胡佛教授的理论，本项调查关注受访者对自由民主价值原则的认同程度，其中包括民主责任、政治平等、权力制衡、政治自由和多元主义。

第四，民主的受支持度：本项调查从下述5个方面考察民众对民主的支持度，即认同程度、期望程度、适应评价、效率评价、重要性评价。为此亚洲民主动态调查设计了测量民主合法性的量表。认同程度是指认为民主总是优于其他任何政府形式；期望程度是指期望当前政府达到的民主水平；适应评价是指认为民主适合该国；效率评价是指民主政府应对该国主要问题的能力；重要性评价是指与经济发展等社会目标相比，民主的重要性。由此，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来衡量民主的合法性。

以上就是基于文化、意识形态变量的分析框架，作为对比，还需引入基于经济影响的分析框架，后者同样包含4项指标：

第一，经济开放容忍度：关注受访者是支持保护主义，还是经济开放？后者意味着开放国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

第二，本国经济状况评价：直接反映受访者对本国经济的总体评价，从极好到极坏。

第三，家庭收入状况评价：反映受访者对家庭收入能否满足需求的评价。

第四，就业状况：反映受访者是就业还是失业。

首先，从国别层面，综合来看各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认识与上述指标之间的趋势关系。对比分析各国的指标，同时参照中国崛起在该国民众中受到的正面评价，会提供一些有意义的解释。

图1显示，“民主评分差距”指标与该国民众正面评价中国崛起的影响之间呈线性关系。

这显示两者之间有某种线性关系。**换言之，受访者眼中的民主评分差距越大，对中国崛起影响的正面评价就越低。据日本的民意数据，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民主评分差距最大，对中国崛起影响的正面评价最低。据菲律宾的民意数据，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民主评分差距最小，对中国崛起影响的正面评价最高。**然而，蒙古、台湾地区等样本的数据偏离了上述线性关系。

进一步考察上文提到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因素，也会发现其与正面评价中国崛起的影响之间，存在反向的线性关系。不过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不再展开讨论。

图2显示，在社会传统价值观因素与正面评价中国崛起的影响之间，存在比图1更强的线性关系。这并不令人意外，据日本的民意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东亚传统价值观的认同程度最低，其对中国崛起影响的保留程度也最高。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位于回归线的终端，显示其高度认同传统价值观，与此同时也更少担心中国崛起的影响。这证明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的确存在，近似的文化、意识形态传统可以消融误解，而落差则会引发对抗。

对经济因素的考察同样能提供不少启发。图3显示，各国民众对本国经济状况的评价，与正面评价中国崛起的影响之间，存在十分明显的线性关系。**一国民众认为该国经济总体向好，对中国崛起影响的正面评价就更高。**据日本的民意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经济的总体评价最低，对中国崛起影响的正面评价也最低。蒙古的民意数据十分接近日本。与此对比鲜明的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各国的民众对经济总体满意，与此同时对中国崛起影响的评价也最积极。台湾地区、韩国的数据处于上述两者之间，当地民众对经济状况的评价分歧较大。

图4显示，各国民众对贸易自由、经济开放的容忍度，会影响其对中国崛起在当地和区域内影响的评价。从趋势上看，相关指标之间的线性关系较弱，但总体趋势依旧明显。**民意数据倾向于支持限制外资、保护劳工和农民的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影响较多持保留态度。**对其而言，中国崛起更多意味着挑战而非机遇。

国别、地区间的分析对揭示其间的差异、比较十分有利。但除此之外，这种分析未能揭示各国内部的认识分歧。接下来的分析，将进一步关注于微观层面，以追溯因果联系。下文将试图尝试建立一系列的相关分析，并验证相关假定。

如表2显示，汇总国家、地区间的民意数据，建立相关分析。左栏列出10种变量，其中4种属于文化范畴，4种属于经济范畴，再加上受访者的教育、年龄变量。由此可以检测这10种变量与对中国崛起认识的显著相关性，后者包括对各国民意对中国在当地、亚洲影响的认识和评价。

相关分析得到的结果十分有趣，也极有说服力。首先，相关分析可以验证上文趋势分析中发现的线性关系，不仅可以说明国别差异，也能解释一国内部的分歧。在微观层面，相关分析证明，影响受访者认识中国崛起的最重要因素，是其对本国经济状况的总体评价。对本国经济总体乐观的民众，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是个友好的大国，并积极评价中国的影响；对本国经济总体悲观的民众，则倾向于消极评价。换言之，民众会将经济萧条归咎于中国。

另一方面，东亚民众对中国崛起的认识，还受到政治观念、信仰等因素的影响。**若民众认为本国的民主程度显著高于中国，就倾向于消极评价中国崛起。若民众认为本国的政治制度与中国差异不大，就倾向于认为中国是友好的大国，并积极评价中国崛起。与此同时，若民众一直接受传统社会和威权主义的价值观，对中国崛起的信心就更高。**文化范畴下三种变量的解释力，加总起来大致相当于经济因素。

如果搁置国家、地区间的相关分析，将目光转移到各国家、地区内部，就会发现区域层面的线性相关趋势在微观层面表现各异。**然而总体来看，在东北亚地区，文化范畴的因素更能影响民众对中国崛起的认识；而在东南亚地区，经济因素的影响最大。**此外，不同国家、地区也有各自特殊的影响因素。比如在马来西亚，相比马来裔，华裔对中国崛起的评价更积极。与此类似，在台湾地区，党派和政府认同的差异是重要影响因素，相比“绿营”即民进党的支持者，“蓝营”即国民党的支持者更倾向于正面评价大陆对台湾的影响。

打造中国形象的挑战与机遇

东亚地区如何看中国崛起？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绝大多数东亚民众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在地理、文化上接近中国的国家，能更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崛起的影响。在中国周边，东亚包括东南亚国家的民众，无不认识到中国的崛起。由于经济因素的刺激，并较少有安全、意识形态的摩擦，东南亚国家总体上积极评价中国崛起，换言之也更容易被中国的魅力所吸引。与此同时，东亚各国与中国经济联系不断增进，由此引发的风险和收益并非达到均衡。尤其在东北亚国家中，劳工、农民和白领饱受经济萧条折磨，中国的影响可能引发偏激情绪。

在东亚各国对华政策中，民意或许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然而，民意绝对是决策者必须顾及的，尤其是在政府民选的国家中。上文列举的许多经验性发现，与绝大多数东亚国家的长期政策是吻合的。**与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判断不同，大多数东亚国家并不是只能在制衡或搭便车中二选一。如果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加剧，大多数东亚国家并不会刻意选边站，因为这意味着会得罪另一方。它们会尽可能地深化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来增进利益，与此同时紧密维持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来预防危险。**正如香港岭南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钟建平所指出，这种双管齐下的战略意味着做“增进利益”与“防范危险”的两手准备，前者即通过保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尽可能增进经济、外交领域的利益；而后者是未雨绸缪，防范意外风险。

中日关系是个极大的例外。尽管两国间经济、文化交流密切，民众间的信任、理解却难有进展。相反，两国间的交流往往受制于许多结构性障碍，包括历史记忆、贸易摩擦、经济停滞、战略博弈，以及最关键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差异等。

有充分理由相信，近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破坏了中国的周边环境。中国要在外交问题上获得东亚国家的理解、尊重和支持，将面临更多挑战。比如，日本民主党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的冒险，已激发中国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在中国和日美之间，军事部署的加强以及海上演习引发的对峙态势，令军事态势和战略博弈迅速趋于紧张。在美国“战略转移”的怂恿下，类似的态势在南海频频上演。受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刺激，可以预见中美围绕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博弈将加强，而东盟内部也会爆发摩擦。

最后，还需要提及一点，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对大部分样本的调查，完成于2010年至2011年间，在这一基准的基础上，还需要更大规模数据、更长时间跨度的积累，从产生者和接受者的角度分析中国形象形成的社会机制。这次特定时期的跨国调查，能提供的解释也仅限于此。

（朱云汉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刘康系上海交大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旻华系上海交大人文艺术研究院特别研究员。2013年3月29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中国崛起：东亚与美国观点的评估”论坛，本文根据作者提交给论坛的报告翻译。）

（本文刊载于2013年第7期《社会观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