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力舟：西方与中国到底谁抄袭谁

今年热映的电影《中国合伙人》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美国主管考试的机构怀疑中国学生得到GRE、托福等英语测试的高分是抄袭的结果。其实，很多西方人对中国人抄袭的怀疑不仅限于考试方面，而包括了各种技术发明的领域，近年来美中、欧中之间关于专利和知识产权的纠纷增多，西方人的这种怀疑心态是一个重要因素。英国《观察家报》网站9月22日发表了题为《中国在抄袭我们的发明？你在开什么玩笑吧？》的文章，批评了很多西方人看不到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想当然地把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和技术进步指责为抄袭西方的思想倾向。

冷战思维加种族主义：怀疑中国抄袭西方的思想根源

英国观察家网站文章的作者称“从我记事起，西方人就一直对东方过分猜疑，尤其是中国。这种猜疑导致杜鲁门卷入朝鲜战争；十多年后，又导致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陷入越南丛林。尽管尼克松和基辛格1972年采取了与中国恢复关系的举措，但对中国的猜疑一直延续到现在。”**可见，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期间的20多年中，西方对中国抄袭的怀疑，和与东方阵营对抗的冷战思维有关，而这种思维又推动美国陷入在亚洲的热战，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猜疑，陷入恶性循环。**当时，美国的怀疑更多指向更强的对手——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精英曾经怀疑苏联大量窃取美国的高新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这成为麦卡锡主义一度肆虐的重要原因。一些优秀的美国科学家受到牵连，有的甚至被送上电椅处死。后来披露的事实证明，“苏联间谍”的能量被夸大了，苏联在航天和核武器等技术领域取得的突破大多是自主研发的结果。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降落在北京，当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在这里，周恩来总理所说的“最辽阔海洋”的真实含义就是中美20多年的敌对状态。然而，正如上述文章作者所言，美国对中国基于冷战思维的怀疑和提防，并没有消除，反而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有所上升。

例如，1999年，籍贯为台湾的美籍华人核物理学家李文和被指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窃取了关于美国核武库的机密，同年10月，美国联邦调查局扩大所谓“间谍案”调查范围，并审查从1984年至1995年协助设计、制造和维修W-88核弹头的数百名核科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海军人员等，调查他们是否泄密。最终，美国政府未能找出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的任何证据。

**英国观察家网站文章的作者把西方人怀疑中国抄袭的倾向称为“半种族主义恐慌”。**他认为，这说明，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一个不言而喻的臆断是这些东方人没有能力自己发明东西，因此，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只得窃取我们的发明成果。换言之，他们没有创造力，所以他们只能抄袭。

这种种族主义的倾向，不仅施加到中国，也及于在冷战中同属一个阵营的日本。该文作者称：“记忆力好的读者还记得，以前我们西方人也曾这样说过日本。尼康和佳能只能生产德国莱卡和禄来的低档产品，索尼仅能制作山寨版的美国晶体管收音机，当然，丰田汽车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

针对这种倾向，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导论中写道“认为在中国人的思想和实践中，有一大部分特殊的发展来源于西方，这种成见是很难消除的”。

其实，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中国和西方是互相学习的，谈不上谁抄袭谁。而且，在上千年的时间里，西方从中国学习的技术和制度比中国从西方学习的要多。

西方向中国学习很多发明和技术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说“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杠杆。”这三大发明，都是中国人的杰作。

美国历史学家杰里·本特利的著作《简明新全球史》称12世纪初，欧洲人通过在船尾安装尾舵，船的灵活性得到改进。尾舵是中国人的发明，后来传到了印度洋。在帆船上，最重要的导航仪器是罗盘（决定方向）与星盘（决定纬度）。罗盘是中国人发明的，11世纪传入印度洋地区，12世纪中期传给了欧洲水手。

恩格斯对军事史很有研究，他在1857年发表的军事论文《炮兵》中写道：“在中国，还在很早的时期，就用硝石和其他引火剂混合制成了烟火药，并把它使用在军事上和盛大典礼中”。恩格斯总结了火药西传路径：从中国到印度，再从印度到阿拉伯，然后从阿拉伯到欧洲。

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写道“在十五世纪以前，西欧的技术可以说是落后于旧大陆的其他任何地区”。李约瑟指出，中国人在公元1到18世纪传到欧洲的主要发明包括：龙骨车、石碾、水排、风扇车和簸扬机、活塞风箱、水平织机和提花织机、缫丝纺丝和并丝机、独轮车、加帆手推车、磨车、挽畜用的胸带式和颈带式马具、弓弩、风筝、竹蜻蜓和走马灯、深钻技术、铸铁术、常平架、弓形拱桥、铁索吊桥、河渠闸门、防水隔舱、高效率空气动力帆、船尾舵、火药、此罗盘、纸、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瓷器、纸币、煤的使用等。相反，18世纪以前西方传入中国的机械技术，只有螺旋、液压唧筒、曲轴和钟表装置等寥寥几种。

西方引进茶叶、丝绸和瓷器的生产

在日常生活方面，当代西方几乎每个家庭生活中必备的茶叶、丝绸和瓷器，都是从中国引进的。

最早把茶叶带到西欧的是葡萄牙人，此后荷兰上流社会饮茶成风。1660年，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君主查理二世迎娶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的女儿凯瑟琳，约翰四世准备的嫁妆中就包括一箱茶叶，饮茶的习惯随之被带到英国。欧美人饮茶初期，喝的几乎全是产自中国的茶。19世纪，英国殖民者将茶叶引入印度。1834年，英国国会通过法案，将近代世界第一个国有企业——东印度公司变为一个政府机构，东印度公司随之失去与中国的贸易特许权，无法通过垄断的方式维持高额利润，这让它产生了在印度种植茶叶的动力。中国茶叶的种子被带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总部——印度的加尔各答，然后在印度东北与中国南方丘陵地区气候接近的阿萨姆邦试种。1838年，阿萨姆出产的12箱茶叶被运往伦敦，在伦敦茶叶拍卖会商卖出高价。东印度公司发现种茶利润丰富，就不惜工本驯化野生大象承担茶叶在山区的运输工作。今天，印度已经发展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茶叶生产国。

要知道，当年流入印度的茶叶种子都是中国茶农经过了上千年才培育出来的，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种子是很珍贵的资源，当代一些西方公司千方百计保护其种子权益，要求农户每年都购买种子，农户如果保留自己田里作物的种子来年种植，都被视为侵权行为。

东起中国、西到欧洲的欧亚大陆商路长期被称为“丝绸之路”，中国养蚕缫丝的技术也沿着这条漫漫长路向西传播。唐朝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就记载了西域流传的有关中国养蚕技术西传的故事。欧洲流传着这样的传说：为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效力的僧侣把蚕卵藏在中空的手杖里面，从中国走私到东罗马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意大利的城邦国家从12世纪、法国从15世纪开始大规模的丝绸制品生产。

16世纪，意大利城邦国家佛罗伦萨开始模仿中国的瓷器生产，但是成效很小。同一时期，葡萄牙人带回了对于生产瓷器至关重要的高岭土，但仍然不了解中国瓷器的成分与工艺流程。此后，欧洲各国都开展化学试验，试图破解瓷器的奥秘。1708年，德意志小国萨克森研制出一种坚硬的白色瓷器，萨克森的企业将其生产方法作为商业秘密严格保守。1712年，为大清康熙皇帝效力的法国耶稣会士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译名昂科雷克莱，中文名殷弘绪）在熟习了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生产之后，给另一位神父写了一封信，描述了瓷器生产过程中胎土、釉料、烧成等一系列流程的细节，这封信很快公开发表，此后欧洲开始大规模的生产瓷器。

**有记载显示，欧洲人在获得中国养蚕缫丝和瓷器烧制技术的时候，都违反了中国政府的法令，其实属于窃取行为，但西方人至今不以为耻。**在欧美走红的模拟18世纪世界历史的战略类电脑游戏“帝国：全面战争”中，一个国家的“绅士”可以理直气壮的到别的国家的大学当中窃取技术。

西方从中国学习科举与法律

不仅在技术、日常生活方面，在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的领域，西方也从中国学习了先进成果。例如，曾经跟随马嘎尔尼出使中国的英国贵族斯当东翻译了清朝法典《大清律例》，他认为，中国法律虽然存在一些缺陷，但很多地方是可取的，值得西方国家借鉴。他说：“中国法律……甚至对于我们这些幸运的、开化的西方国家，也许也是值得效仿的。……与我们的法典相比，这部法典的最伟大之处是其高度的条理性、清晰性和逻辑一贯性——行文简洁，像商业用语，各种条款了当，语言通俗易懂而有分寸……我们还没看到过任何一部欧洲法典的内容那么丰富，逻辑性那么强、那么简洁明快，不死守教条，没有想当然的推论。”

美国汉学家C·莫里斯、布迪在他的著作《中华帝国的法律》中也指出：“与西法相比，中华帝国的法律更加人道、更加合理。

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巨匠孟德斯鸠、伏尔泰、莱布尼茨等人，都介绍了中国法律条文和相关的法律文化。中国法律对于近代西方法律产生了影响，是当代国际法学界的共识。

西方人是在中国学到了纸币的使用。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前的世界》中写道：“纸币的广泛使用也促进了商业。宋朝最早使用纸币，蒙古人予以进一步发展。马可·波罗一再对使用纸币表示惊讶。”

英国作为西方文官考选制的鼻祖，在整个西方文官考选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孙中山曾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源溯流，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美国著名华人学者邓嗣禹在《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的附录“西方描述中国考试制度的专著与论文索引”中列举的1570年到1870年之间关于中国科举制度的英文版论文和专著就有78种之多。当时欧洲各国的杂志关于科举制度的文章更是铺天盖地，欧洲的主要英文媒体《绅士杂志》、《伦敦杂志》、《雾杂志》、《手艺人》等纷纷刊载文章。

英国文官制度继承了科举制度公平竞争、平等开放、择优录用等选才原则。

对中外交流需保持健康心态

2013年1月，美国作家、电影导演安德烈·弗尔切克在西班牙《起义报》发表文章称，虽然经历了颇多挫折和反复，但中国收获更多的是成就。事实上，中国还未真正“成长”起来，它只是开始恢复自己在全世界原本该有的地位。这就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很恰当的阐释。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中国人的心态可能发生变化，把很多并非中国发明创造的东西看成中国原创的，把一些国家独立发明的东西看成抄袭中国的，这样不仅不利于继续吸收外来先进技术和文化，还可能造成与别国人民的纠纷。

长期居于优势地位的国家或民族，往往会有认为一切好东西都是本国创造的倾向。与当代的西方一样，中国历史上也曾带有这种偏见。明末到清末的“西学东渐”中，一些中国学者不得不承认欧洲在某些方面比中国先进了，却没有根据的宣称这是“老子化胡”的结果，欧洲人带来的新知识不过是失传的中国古代的知识。

今天，我们应该注意李约瑟博士对科技史研究中的心得：“在有些情况中，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在两个发明之间存在任何联系”，“在另外一些事例中，则出现其他的情况。有时在两个事件之间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期间一定会有许多传播的机会，可是我们没有证据。有时相隔的时间很短，可是我们已有确切的证据说明其间曾有过传播”。**对于历史上和现实中谁学习了谁，谁抄袭了谁的问题，进行审慎的甄别，不能想当然。**例如，很多中外人士都认为意大利面条是起源于中国。但《剑桥食物史》根据很多史料和考古结果，认为尽管相传是马可·波罗（1254?—1324?）从中国带回来面条的概念，显然意大利人在此之前很早就拥有面食了。

很有意思的是，西方一些人喜欢给中国输出政治经济制度，而却对于技术发明极为吝啬。鲁迅在《拿来主义》中的忠告还是很有现实意义，送来的往往不是好东西，我们应该“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