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治理》：自由民主的宪政与选贤任能的混合可能性-尼古拉斯·博古睿、内森·加德尔斯
【本文节选自《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一书第三章——《自由民主的宪政与选贤任能：混合的可能性》。作者为美国资深投资家、21世纪理事会创始人尼古拉斯·伯格鲁恩，以及美国政治学者、《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加德尔斯。在书中，两位作者探讨了如何在治理上进行创新，尤其是如何借鉴非西方国家的模式这一问题，其中主要讨论了中国的治理之道。本书由观察者网独家翻译，现已出版上市。今刊出本书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选贤任能和民主制度之争由来已久。在西方，这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治理观念——少数人在训练有素的理性的指导下，探寻理想的政治理念，实现统治。这种模式延续到一些现代理论家身上，例如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他认为，无知的孤立投票者遵循其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公众的利益行动，因此，公正的社会很难延续。
在他们设计的共和制政府中，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其他美国国父们被启蒙思想所影响。他们担忧过度的民主，并且试图通过如选举人团、协商的参议院以及不经过选举的最高法院等机构来纠正多数人的暴政和一时的激情。他们相信，好的社会应该由与他们差异不大的博学精英来统治。
正如芝加哥大学著名的汉学家顾立雅（H. G. Creel）所建议的，托马斯•杰斐逊十分认同自由民主的宪政与选贤任能，并且在他阅读伏尔泰的著作时对孔子赞赏不已。伏尔泰在1770年的著作中宣称：“人类无法想象比中国更好的政府了，哪里所有的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历经重重考试才被认可的官僚手中。”有道德和天赋的人管理国家，他们的官职不是通过世袭而是凭借自身的成绩而获得。这完美地符合杰斐逊的共和主义宪政理念。它扎根于人民主权，却又不为君主或者暴民所统治。
顾立雅在1813年致约翰•亚当斯的信中引用杰斐逊与孔子世界观的相似性，他写道：
我同意您“人群中存在先天（natural）的贵族”的观点。这一切的根基在于美德与智慧……还有一种凭借财富和家庭出身而后天造成（artificial）的贵族……我所认为的先天的贵族是自然界最为宝贵的礼物，用来管理、指导和信任这个社会……我甚至可以这样说，这样形式的政府是最好的，它为这些先天的贵族担任官职提供了最为有效的方式。
顾立雅在引用这段话后说：“这恐怕是概括中国科举考试系统最简洁的理论了。”确实，杰斐逊曾经在1779年提出教育法案，用公共开支建立一个从小学到威廉玛丽学院的逐级考试系统“用于从普通人中选拔出年轻有为者……以帮助这些已经显现出天赋的人从普通人中脱颖而，成为精英。”
尽管可能缺乏直接的证据证明是孔子，而不是他拥有的伏尔泰探讨中国的著作中其他关于中国的大量笔记直接影响了杰斐逊，但是，孔子影响了当时的启蒙知识分子中却是毫无争议的。
顾立雅引用历史学家阿道夫•赖希魏因（Adolf Reichwein）的话称，启蒙哲学家们“惊讶地发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孔子已经用同样的方式思考了同样的方法，并且进行了同样的抗争……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守护神。”以社会和谐与公正的名义，赋予理性以高贵地位，古代先贤与启蒙运动家们进行着相同的事业。孟德斯鸠虽然儒家思想变成专制，但他还写道“中国的皇帝……知道如果他的帝国不公平的话，他和他的帝国都将被颠覆……这个帝国的建立是基于‘家国’理念的治理。”路易斯•丹尼尔伯爵（Jesuit Louis Daniel Le Comte）在1696年于巴黎发表了一篇文章，赞美选贤任能的体制。他提出，在中国，“贵族从来不是世袭的，对待不同人也没有任何的分别；这也节约了它们担任处决工作的压力。”戈特弗里德•莱布尼兹（Gottfried Leibniz）关于中国的知识大部分来自于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的著作，莱布尼兹写道：
即使我们在创造性的文化上与他们平等，我们在科学技术上超过他们，有一点依然是毋庸置疑的（我羞于承认这一点）：他们在运用哲学上远超我们，我指的是他们运用道德伦理与政治学进行统治，旨在增进人类生活与社会风俗。
在中国，“礼贤下士”被置于重要地位，不管你的家族情景如何。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53年-公元前221年的战国时代。选择“德才兼备”的官员在西汉时代（公元前202－公元9年）成为惯例。而在东汉时代（公元25-220年），人才遴选过程中加入了考试环节。
即使到今天，这种强大的“制度文明”仍然能在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普通话中找到痕迹。诸如“竞争上岗”的实践，就是寻求找出最好的公务员并将他们沿着等级晋升。在中国，像巴拉克•奥巴马这样没有在任何行政岗位上经过考验，只通过赢得两场非国家级选举（当选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和美国国会参议员）就进入总统这样高端职位的情况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习近平（本书写作之际）被人期许，将要成为中国的新任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而在此之前他已经担任过若干个省和直辖市的一把手——福建、浙江和上海。
平衡民主制度和选贤任能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将两者的特质混合到一个体系中，如今这再次成为热点话题。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短短30年内取得了让数亿人口摆脱贫困的瞩目成就，也因为今天西方民主国家正经历着普遍的治理危机。
传统思维认为，一旦中国抛弃投资-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容易受有才能的政治阶层指导）并且向中产阶级过渡，这将必然引发更多的民主元素的反哺，并加强问责制度。
与此同时，作为对因为党派政治而陷入瘫痪的西方选举民主的回应，去政治化的选贤任能制度作为良好治理的一种关键元素设想已经在经历检验。一个例子是美国国会所谓的“超级委员会”，它作为一个“政治之外的”非党派性手段被组建起来，用于削减美国的长期财政赤字。而最为突出的例子则是现任意大利总理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未经选举“技术官僚政府”。
由于选举出来的政客们无法达成一致行动，蒙蒂在2011年晚些时候受意大利总统乔治•纳波利塔诺（Giorgio Napolitano）任命，规划和实施体制改革，直到2013年举行新一届大选。
意大利陷入混乱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缺乏民主，而是因为他的治理方式太过腐败。意大利选举民主——和美国一样——政治化的政党界限使其完全丧失了治国能力。
蒙蒂有着不偏不倚的智慧和长期担任欧盟专员的工作经验。这使他更像一个精英而不是一个技术专家。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对于改革而言，“缺少政治化性格的政府官员将会帮助而不是损害支持度”。
他深知，意大利民主和美国民主一样已经成为了“否决政治”（vetocracy），这是我们曾经提到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创造的一个词。在否决政治中，选举出来的政客们都被一时的大众情绪和有组织的特殊利益深深俘获，以至于在议会投票前，符合长远公众利益的政策建议就已经在政党内部酝酿时夭折。所有通过的议案都过于短视、缺乏实质以至于毫无意义。因此，一切都是维持现状，无所作为。
在他影响深远的《国家的兴衰》一书中，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社会科学家曼库尔•奥尔森描述了这种民主社会中，集团利益是如何一次又一次拖垮国家，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制造长期赤字，并且，为庇护“寻租”的卡特尔而耗尽经济体的活力。
如果听任民选政客，代表出租车司机工会的政党或者药剂师并不会通过公开竞争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艰难。公务员则会抵制削减工作岗位和降薪。银行家向议员施加压力，规避监管。富人则会希望叫停高额税收。用直接民主取代代议制民主，给予选民更多权力，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进行一场全民公投，什么样的退休老人会乐意削减他曾期望的高额退休金,即使意大利人的钱包凑在一起也不够付呢？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看到，在加利福尼亚州这样一个运动式直接民主主宰治理的地区，选民投票表达出的理性的自私自利可能会给全体公众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我们指出，州政府荒谬地在监狱投入的经费比高等教育还要多。在第六章我们将详细讨论州事务是如何在数年内通过一系列削减财产税和治安费用的运动而形成上述结果的。
和他所推行的监管一样难以接受的，是以下事实：蒙蒂推行的非政治化民主是能够让意大利前进的唯一可行的治理形式。我们将因为相同的原因在西方国家看到越来越多类似于意大利的例子。
包括本书作者在内，没人会建议抛弃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将人民主权转变为类似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选贤任能制度。就西方而言，最终的决定权握在选民手里，正是他们认可了治理的形式。但是，只有去除“否决政治”才能实现良政。不同于仅仅摈弃狭隘的个人利益或者在选举时被要求进行仔细的审查，公众将有能力通过委托人选择照顾长远大众利益、深思熟虑的政策建议。
目前西方治理带来的痛苦表明，一场民主的演化势在必行，必须建立带有选贤任能因素的机构，以抗衡选举制民主的眼前利益和的特殊利益影响。
人们将拭目以待，期望意大利的去政治化民主的经验成为今日西方面临的瘫痪和失灵的解药。如果意大利的政治衰落能转化为良政，每个人都将能从蒙蒂开拓的道路中获益。
作为“去政治化空间”，慎重的机构需要一些“不透明”以将他们的讨论同民意压力以及“多数人的暴政”阻隔开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参议院和联邦储备委员会都不是“透明的”机构。不透明给予那些不符合公众观点但又合理的考虑以喘息的空间。
然而为了确保协商机构不会变得僵化，他们必须得到有力的反馈和补充机制或者阶段性的“充气”，上述二者必须依靠政策合理性的公开争论和周期性的人事轮替。苏联的官僚制度和日本的核能系统官僚就能证明这一点。
民主与选贤任能的何种品质最有助于实现良政？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观察中国“制度文明”的起源，以及美国国父们关于宪政民主制度之下的共和主义“民享”理念与民众选举的“民治”理念的争论。
混合体制的杂糅
正如我们所展现的，中国和西方有着许多个世纪的交往历史，这另一方面阻碍了政治思想的融合。“战国时代”结束后，中国人希望保持领土完整和稳定，这引发了对政治控制和社会和谐的现代关注。西方中世纪的宗教战争结束后，和平之路通往相反的理想：宽容和多样化。在儒家传统中，中国依赖伦理和道德教育来保证制度能够负起责任、公平和诚实。西方则依靠多党制民主和法治。
然而，正如上文提到的托马斯•杰斐逊对孔子的赞扬，在过去一千年中，东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不绝如缕。
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来自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的一位高级研究员，指出中国和西方都信奉同样传统的“古典人文主义——一种在古代中国、古希腊和罗马都十分繁荣的文化模式，在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等时期也是如此。”
对于林德而言，所有的古典人文主义学者都有共性：
一种对人类生活的专注，不关心超自然和形而上学问题；一种对实践理性或常识的坚持；尊重演绎推理逻辑和个人天赋，尊重体现前人智慧的古典文化传统。孔子、孙子、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伊拉兹马斯和伏尔泰，如果他们复生，将会认识到各自有着大量共同点。
在亨利•基辛格2011年的《论中国》中，他赞同了林德的观察。“中国历经千年岁月，这与其说归功于皇帝的严刑峻法，不如是其民众中培养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以及士大夫们的治理。”基辛格写道，“中国文化的一个杰出特点是，它的价值观本质上是世俗主义的……精神上的满足不是通过神的启示或解放而实现，而是通过重拾自我克制的古老守则。”
林德担心关于“治理的‘科学’和非党派的专家政治论”——受到西方功利主义和中国残留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可能会使基于古老智慧的古典人文主义实用理性的复兴黯然失色，不过，中美之间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也为新的融合提供了契机。
“公元1200年，中亚没有哲学家能够综合地中海和亚洲的人文主义，”林德写道。“但是今天，宗教已经无法主宰精神生活，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乌托邦一道失败了。世界终于出现了契机，把希腊和中国－亚洲的人文主义最好和最经得起考验的东西编织起来，为新的全球文明提供‘实用的回忆’。”
正如中国企业家和学者李世默所指出的，讽刺的是，中国和西方，尤其是美国，自从冷战后在这方面已经走上了相反的方向。正当中国正在离开过去的思想回到“实事求是”这一儒家原则时，曾经实用主义的美国却把他们的民主制度物化为意识形态。李世默写道：
策略上看，尽管处于冷战胜利者阵营，中国仍然看到了她自从新中国建立变一直拥抱的共产主义体系的世界性的崩溃。中国共产党保持了政权控制，并领导中国全方位、大幅度提升国力，抛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她抛弃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尽管这也是由西方引进开始的。
要寻找中国重返非意识形态的文明根基的证据，只消检视北京心脏地带的国家博物馆就足够了。在它所坐落之处，所有的东西都是高度象征性的，2011年1月，一座9米高的孔子雕像被竖立起来。起初，它被放在博物馆门前的长安街上，与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的画像、紫禁城以及毛泽东纪念堂处于同一轴线上。这座雕像在当年4月被移到了内部的院子里，西方媒体推测，也许这是所谓的“毛泽东传统”依依不舍的敏感性的一个例证，因为毛泽东曾认为孔子代表着封建主义。还有其他猜测，例如微博上的争论表明，许多中国人认为这会破坏风水。不管怎样，这座印象深刻的雕像现在仍然可以被博物馆参观者和一些眼尖的路人看到。
这整个事件，再加上官方在世界各地成立孔子学院的事实，反映了中国领导层和公民社会一道，试图复兴中国的“文明国家”形象，开启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改革可能性。
李世默清醒地评论道：
西方民主已走进死胡同，或许只有控制民主的泛滥方能拯救民主本身。但在民主制度下，这一调整永远只能是天方夜谭。相较之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正在政府引导下参与政治决策，因为这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而近十年来的成绩也恰恰证明了此点。但如果国情和国家需求发生变化，中国将毫不迟疑地主动调整。
对于美国而言，民主即目的本身。而李世默、张维为等中国思想家则，在后意识形态时代的中国，民主只是实现良政的一种手段。“如果它有助于实现好的结果，那很好，如果不是这样，那有谁需要它呢？”这就是他们的观点。
对于西式思考方式来说，这也许有一些违反常理，但中国在政治改革的许多方面比美国更加开放。美国的体制基础是，代表主权的法律预先规约了国家制度，因此，任何修改宪法的念头都会遭到排斥。
然而，在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指出，现存的共产党理论认为现在的体系是“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意味着这是一个面向更高级别的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经济基础将会变得更加宽广繁荣，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也会随之作出相应调整。
这已经引发了一些中国当代儒家学者的意见，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更高阶段发展的哲学，就冲它是外国理论就不行，任何政府的新形势都必须基于原生的中国经验的合法性资源——治理阶层的博学多闻、治国者的道义，以及文化传统。
贝淡宁（Daniel A. Bell），一位在北京清华大学教授比较政治哲学的加拿大学者，认为当下的儒学复兴与中国的中产阶级转型恰逢其时，加强参与、问责制的呼声渐高，现在是改革的成熟期。
贝淡宁想象了一个精英主义的上议院，那里的成员都是不是被选举而是由竞争性的考试选拔出来，当然考试也可以是贤士院：一个选举的国家级民主立法机关提议上院“优先”录用某人；直接选举直到省一级；以及新闻出版自由。国家首脑和部长们都是从贤能的机构里最受尊敬的成员中选出。贝淡宁给予上议院以有利地位，上院可以通过超多数投票的方式推翻下院的多数投票。
在埃及的“脸谱”革命后，许多西方评论员天真地预言，迟早会有一场的天安门广场暴动将通过解放广场上发生的那样打击中国的独裁统治者们。贝淡宁称，2011年2月时，即使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有一种清晰的态度，即“民主没那么好”。他把这些知识分子分为“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们觉得民主将会成为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和非理性暴民发泄的出口，正如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样。然而即使是希望遏制党内腐败并且对城市消费者选民更加负责的乐观主义者，也不希望实施多党选举或者直接选举最高领导人。
在贝淡宁看来，他们希望在农村土地争端等问题中采用民主形式，而环境问题和对外政策这类长期全球性的关切则以贤能机构取代民主立法机构。
在政治体制调整的宏观层面，贝淡宁写道：“民主党人经常回应反对者，称民主是第一要务：让我们先把体制民主化，然后我们就可以思考如何提高民主。”
贝淡宁称，多党选举最高领袖将会使得中国退回到现在困扰西方的道路上来。“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在一些方面已经足够贤能了，”他写道，“哪些地方运转有些，就应该继续实行下去。”他接着写道：
7800万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的干部选拔正日益依据竞争性的选贤任能标准。政府实施政策则通过五年计划，旨在保障长期利益，诸如支持清洁能源，高速铁路和在人口稀少的西部地区发展经济工程。更加民主化的政府将会遭受短期选举的顾虑限制。
类似的构想在当今中国有大量讨论，其核心是坚持儒家的选贤任能的治理理念，辅以适当的大众问责制。这正是我们将看到的非西方式的政治现代化，中国选择了自己独特的民主化道路。
甚至中国的党内关键人物也认为，为了遏制独断专行、腐败和任人唯亲等伴随着社会主义初期出现的产物，有必要加强问责制。国家的强壮手腕容易成为压迫和腐败的源头。
贝淡宁提出的路径也可以通过西方选举民主可能做不到的方式维持稳定，因此，是一个现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贝淡宁提议沿着儒家路径将中国的现代官僚制加以民主化，北京大学的政治哲学家白彤东则想要把民主加以儒家化，以纠正民主制的弊端。白彤东相信“理想的儒家治理形式”将会排除一人一票式民主制造成的良政阻碍，而一人一票式民主的弊端已经在约翰•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讨论过了。
罗尔斯的首要观点是，一人一票的体制鼓励人们在考虑公共事务时拘泥于私人利益。第二，许多公民不愿投票。第三，现代民主是如此巨大和复杂，老百姓生活是如此匆忙，普通市民缺少做出明智选择的知识。第四，那么多人投票，单个人的投票实际上毫无意义。第五，政治中金钱的力量，尤其是大公司，能够歪曲话语、损害选举作为促进公众利益手段的效果。（这早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政治献金受“言论自由”保护以前。）
罗尔斯属于标准的西方政治思想谱系，罗尔斯对选举式民主制的补救办法不是授权给更有见识的人以权威（如中国“制度文明”的经验），而是希望提升公民的知识水平，实现“协商民主”，力图补救以下俏皮话所指出的现象——“协商的公民不投票，投票的公民不协商。”大法官路易斯•布兰德斯（Louis Brandeis）认为：“在民主中，最重要的建筑是公民的投票站。”
罗尔斯之后，协商治理的试验已经在西方四处尝试过了——即使作为某种建议而非强制性因素——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通过象征性代表来实现协商民主的早期实践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随机抽样”的抽签系统决定古希腊的议会成员。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也沿袭了这一传统。但迄今为止，在现代协商民主中引用最多的例子是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2004年的实践，包括召集市民议会以监督现行的选举体系，召开一系列听证会、讨论，提出改革建议。这些改革措施的建议进行了全民公投，但最终没有获得多数票。
在加利福尼亚（第6章将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我们尝试采用类似于“象征性代表”的方针，2011年建立了一个独立两党的“长期规划委员会”（Think Long Committee），成员自主选择，包括谷歌的艾里克•施密特、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和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它把政治放在了一边，从而提出了一项解决瘫痪国家立法机构数年的的税收改革建议。它将在2014年正式提出该计划，供公众进行投票。该委员会还提议，建立一个更加正规的非党派机构，由选举上台的官员来任命机构成员，成员将由富有专业知识或经验的杰出公民组成，以照顾加州的长期利益。
与此同时，长期规划委员会与另一个改革组织——“加利福尼亚前进”（California Forward）——一起发起了一场持续一个周末的“协商民意测验”，随机抽取的居民被要求聚在一起，鉴别他们认为必需的改革措施，以补救失灵的州政府。他们提出的建议——要求立法机关量入为出，明确说明削减或者额外收入是否能够抵消新的开支，每两年提出一次预算案，加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监管力度——这些建议被包含在了2012年的选票内容当中。
协商民主抛弃了选举人团能选出最佳领袖的迷思，而是为选民创造机会，实现经过他们深思熟虑的政策。简单地说，这是将学习治理知识的负担从普通投票者转移到那些深思熟虑的“象征性”选民手中。这不是把治理的权威直接交给最贤能的人。
那是白教授的“理想的儒家政府”理念。他认为，这弥补了罗尔斯理论的缺点，胜过协商民主的间接影响力。
白彤东提出：“儒家赞同引入混合体制，除了一人一票制还要强化有能力、有道德的‘贤能之士’的作用。”白彤东认为，这样一种混合体制将比现行制度更加贴近儒家原则，改善民主状况，实现“民享，但并不完全民治”。白彤东所谓的“儒家中国”的基础是法治、人权和对社会不平等的遏制，这遵循了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在言论自由的保护下，包括公民教育在内的一切教育应当不是参与政治的唯一基础，这种政治参与还应当保证“公民的友爱”，真正参与管理公共事务，而不是像美国等西方民主政体一样，公民只是简单地履行基本上毫无意义的投票权。
白彤东的观念是结合草根阶层的选举与上层的“选贤任能”，以同时取得合法性和执政能力。
在公民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他们的发言权应当得到尊重，或者，大问题影响到他们本地的福利时也是如此。反过来讲，公民应该尊重地方以上级别的政治“贤能之士”。
定义“本地”的含义是个经验问题，白彤东的原则是：“民主参与的程度，应当根据参与者做出符合公益的合理决定的能力而定。”
地方以上级别的问题，公民要么“无视，要么缺少做出合理判断的智慧，”这时，应该“限制大众对政策的影响力”。
白彤东认为，投票者做出合理判断的能力显然可以通过增加他们的知识来提高，例如通过协商会议讨论，或增大那些更为了解议题内容的人的投票权重。后者显然更富争议。但是，白彤东的体系更进一步，提出要建立一种平等的或层级的制度，每晋升一级就必须具备更高一级的能力，正如丹尼尔•贝淡宁的提议一样，在一个两院制体下，一个非选举的“上院”由富有学识的人来制衡一人一票选上去的“下院”。但是从这个层级往上，选拔官员的标准是基于经验“内部选举、任命和推荐”。地方一级的选举人团可以根据处理地方事务的能力、与高层打交道的能力、行业经验、科学知识或在非政府组织活动的能力，来选拔具备处理复杂事务能力的高级官员。
白彤东爽快地指出，他的提议“不同于代议制民主的地方在于，地方官员一旦进入更高级别，就不再代表地方利益，而是在更高层面上参与决策”。
白彤东的“上院”博学之士，如同贝淡宁建议的那样，将通过不同于旧式科举体系的竞争性考试进行选拔，“题目等级不同，晋升的职位也相应不同。”择优推荐——类似于今天共产党的组织部那样——将成为另一个选拔上院精英成员的途径。
贝淡宁和白彤东的提议都修正了孙中山在“五权”政府中融合儒家和民主思想的尝试，这一体制今天还在台湾微弱地存在着，孙中山的方案增设了“考试院”和“监察院”以在立法、行政和司法领域控制腐败。某种程度上，贝淡宁和白彤东的方案更加具有政治可行性，因为，中国“制度文明”中的儒家思想基础正在复兴，而20世纪初晚清帝国的腐败玷污了儒家思想的名声，另一个原因是，西方的治理危机揭示了一人一票式民主的弊端。
我们试图弥补罗尔斯理论的缺点以纠正消费者民主的弊端，令人诧异的是，白彤东的设想非常接近于我们在2010年在洛杉矶的西方学者讨论会上得出的结论。
和白彤东一样，我们同意任何治理制度都必须在保障言论自由和法治的同时，遏制社会不平等。很显然，无论选贤任能还是民主制度，其自我纠正能力都取决于“社会开放”程度，而不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正如白彤东所述，“自由民主的宝石是权利与法治，而非选举”。因此，正如白彤东一样，我们设想了一种扁平化的制度，地方一级政府官员由投票选出，并择优选出地方以上一级的官员，直至“下院”，不经过选举的“聪明、专业而富有经验”的“上院”将制衡短视、自私的“下院”。
[美]尼格拉斯·伯格鲁恩、内森·加德尔斯：《智慧治理》，朱新伟等/译，格致出版社，2013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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