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洋：媒体眼里只有富士康的夜生活？

作为全球最大代工企业，又身处崛起中的中国，富士康始终吸引媒体眼球。25年前深圳设立第一个工厂以来，富士康连续9年雄居大陆出口榜榜首，11年跃居《财富》全球企业500强第60位，老总郭台铭本人更是福布斯富豪榜常客、青年崇拜的成功大师。许多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也没少给富士康开出优惠条件。

而众所周知，2010年，富士康工人十三连跳撕下了富士康光鲜的一面，一时间媒体关注，郭台铭鞠躬道歉，民众谴责……围绕“工人”二字，富士康、媒体、民众一次次共同营造悲喜剧。时间流逝，将“富士康”三字撑起的近百万工人，虽被无数次提及，但似乎只是不同戏剧争夺的角色，喧嚣大戏一旦落幕，他们又被静静的大幕掩盖。

9月13日，《财天》周刊（《财经天下》杂志简称，下同）再次聚焦这个群体，成就了一篇题名为《富士康的夜生活》的报道。据悉，该文记者深入深圳、郑州两大富士康园区，采访调查了富士康工人的业余生活。该篇报道的内容并不新鲜：富士康员工的夜生活被贴上“发泄、廉价”的标签、年轻的富士康工人白天被流水线所困、夜晚被KTV、网吧、迪吧包围吞咽着粗劣的“爱情快餐”。总之，一眼望去，媒体报道中的富士康到处是迷惘的青年和粗劣的物质……

一切都不陌生。富士康工人的生存状态早在多年来各版媒体故事里被反复咀嚼，这个现实让《财天》必须有备而来——兼职“厂妹”，他们挖出了新料。这次富士康流水线上挥洒汗水的女工人不再是单纯的劳动者，杂志挖掘出了她们的新形象——沉迷者。在该篇报道的第三部分，《财天》用《兼职“厂妹”》的小标题专门介绍了部分富士康女工兼职卖淫的现象。文中说，“对于一个几十万20岁左右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来说，爱情和性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富士康繁重的工作任务之下，相当一部分富士康男青年不但“没有女朋友”，甚至觉得“有女朋友反而麻烦”，“男女关系在这里似乎更为随便”。

《财天》的记者说：富士康厂区附近的旅馆周末常常爆满、厂区附近妇科诊所的数量不亚于KTV和按摩房——“很多女工怀孕不是什么稀罕事”，于是诊所的一个重要的业务就是人工流产。记者还说：“长发而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孩”做着“10元按摩”的生意，更有“一些女工从事色情活动”；“有些女工嫌加班太累，自己就出来兼职，这些都很平常。”“这些女孩子都很好找……比去村里那些按摩店安全多了……我身边很多人都试过，没出现啥意外。”记者还说，他问“厂妹”：“做‘兼职’你后悔吗？”，回答是：“是挺后悔的，后悔没早点来这儿，早点‘兼职’。”

可想而知，这篇报道立刻让多年来倍受用工问题困扰的富士康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几乎大部分媒体在转载的时候都把这篇报道改名为《富士康女工兼职从事色情业：后悔没早做这个》，引发富士康强烈不满，其工会这次行动迅速用微博驳斥《财天》杂志“文中提及的‘兼职厂妹’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紧接着再次发布长微博《富士康工会五问<财经天下>周刊》，进一步质问对方采访所存在的硬伤，如整个采访未与富士康官方组织进行任何接触、将中国社会当前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单算在富士康身上、使用实习记者报道新闻……在这篇晦暗桃色的报道前，富士康咆哮：“厂妹”是对40万富士康女工的不良污蔑！

有评论认为，《财天》的报道会影响到富士康招工。的确，谁愿意把女儿送去做厂妹？

不满的不止富士康。一些工人维权专家在一个名为城边村的公益网站发文对双方进行批评。对《财天》，工人维权专家认为，中国三十年的世界工厂史带来的“资本主导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早已使“女工成为兼职性工作者”不是新闻，《财天》的做法无非是满足读者的猎奇心，“喂养着公众的‘道德’观”；而对富士康工会，能回应这篇报道倒是“第一次像样地站出来说一点‘人话’”。而“相对于一些以炒作为业的媒体，富士康工会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因为“对于工人的自杀、工伤、工资工时、劳动和生活条件，富士康工会从来不发表评论”。

作者还提供了大量数据：64.3%的工人不知道富士康集团工会主席是谁，82.5%的工人不知道基层工会小组长是谁，遑论园区工会、事业群工会和事业处分会的委员和主席是谁了——这三者的不知情比例分别为71%、74.3%、69.3%，仅有24.6%工人认为自己加入了工会，16.9%的富士康工人持有工会会员证。

终于触碰到了一些实质性问题。对于富士康一类的现代工厂所存在的问题，媒体该如何进行报道？是抛弃猎奇、博人眼球的操作原则？亦或是去切实分析造成问题的结构性因素？有评论认为，《财天》杂志的这次报道以及其他一些媒体的起哄跟进无非是对工人的又一次伤害和践踏，无非是站在道德高地上将劳动者污名化。最终的赢家只有媒体。

从1988年到现在，富士康落地内地25年，改革开放35年，二者几乎同步。以富士康为代表，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企业如何一步步共同创造了“中国制造”的辉煌；也是在富士康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解决中国工人实际问题的切入点。物质正在丰富，经济继续发展，国力还会提升，在这个庞大而复杂的过程中，我们已经且必然会看到更多千差万别的评价，光怪陆离也好、义愤填膺也罢，劳动者们仍会继续创造历史。

《财天》在其报道声明中强调“提请公众关注现代大工业对人的异化，并尽力改善现状”，这一点值得肯定。在他们的报道中，我们能感知到富士康工人按“用餐都被规划”的时间表做着“机器就能替代的活”，“没有经验积累”，还要“忍受线长的管教甚至打骂”的艰辛。他们想赚钱却赚不了多少钱，想成家却不敢成家……类似的问题不乏学者关注，潘毅、温铁军、贺雪峰等学者早就走出书斋多年，长期在沿海工厂或内地农村进行实地调研，他们反映的问题更为深刻和丰富。

切实的问题不需要噱头，或许，我们能在不久的将来看到类似《富士康的夜生活》的作品，彻底抛弃夜色的暧昧，传递现实的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