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调查称95%摊贩不曾与城管肢体冲突 小贩城管有默契
今年3月初，广州城管小贩兵戎相见引发全国轰动。7月，湖南、哈尔滨接连两起城管小贩“血”的冲突让话题持续升温。9月，“被掐脖子”的女小贩李盛燕和广州城管对簿公堂。
流动商贩乱摆卖治理，这个让城管最易掉进“塔西佗陷阱”的执法事项，需要重新审视。
据官方数据，广州目前有30万流动商贩，高峰期达到35万。他们是谁？来自哪里？如何摆卖经营？对广州有何期待？
南方都市报于今年8月联合中山大学、凯迪数据研究中心，共同发起“广州市流动商贩调查”。历时1个月，发放问卷1000份，范围覆盖市内10区（增城、从化除外）。
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观察法，从流动商贩群体的人员构成和不同摆卖种类小贩的行为模式两个维度为切入点展开分析，试图多角度、全方位呈现广州30万流动商贩的整体样貌，为大数据时代的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而广州流动商贩治理的“解剖”模板，将对全国具有标本意义。
9月4日，广州市同和地铁出口处，遍布各色小贩。
宏观分析
年轻化：20多岁青年超4成
近千名受访者中，约43%为19岁至29岁之间的青年，30岁至39岁的受访者比例居第二位，约占26%，值得注意的是，18岁以下的受访者占比近10%，60岁以上的摆卖者寥寥无几。可见，当前的流动商贩呈现年轻化趋势。
文化程度调查中，上过初中的占比达35%，拥有小学文化和高中（中专）学历的都约占25%。这个结果印证了人们对流动商贩群体的固有印象，教育水平普遍偏低。个别受访者上过大学，比例仅为1。3%。大学生加入流动商贩群体，值得关注。
家境：过半以摆卖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月收入调查一项，最集中的两个收入段为1501元至3000元（约45%），和1500元以下（约31%），两项占比约76%。最新统计的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499元/月，两三千元收入意味着，摆卖可以看作一份工作的基本工资。
在家庭年收入构成中，摆摊收入占比超过一半的约有52%，27%受访者则表示“全部靠摆卖为生”。这组数据证明一个流动商贩背后，不是“一张嘴”而是一家人。
摆卖特征
长期看高流动性，一定时间内又相对稳定
论资历，3年内的“资浅”流动商贩占比近7成，5年以上的“资深”流动商贩占比不到2成。摆卖历史1年以内的占比高达37%。研究者分析，近年城管提出文明执法，人性化管理等，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摆卖行当的吸引力。
从挪窝的频度上看，一年内基本不换点，相对固定的比例和三天两头“打游击”的比例都趋于24%，表示从未换过点的也有约21%。
调查将“换一条路视为换一个点”。受访者对该题理解有弹性，普遍反映在一个区域内摆卖相对固定，“城管来了我就在附近换条街摆，城管走了我再回原地。”
从较长时间看，流动商贩行当具有高流动性，以1年或者更短为一个时间点观察，流动商贩往往具有相对稳定性。相对稳定、职业化，使得协会化管理成为可能。
独自经营为主，人际圈集中在老乡
摆卖模式上，独自经营的超过7成，和家人合伙的也超2成，跟其他人合伙的约6%。他们当中，超8成没介绍过亲戚朋友来广州营生。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摆卖生意不好做，不希望自己的亲戚朋友来广州受苦；二是摆卖存在一定竞争性，小贩总数特别是与自己“同行”的小贩多了以后，自己的生意会受影响。
生活在广州，他们的圈子也比较狭窄。调查者以“乡情”、“人缘关系”为出发点，试图了解流动商贩的关系网络。
老乡之间的摆卖点也许并不相邻或者相近，共同进货和互动摆卖消息是他们联络感情的渠道。有约38%的受访者表示偶尔会跟老乡一起进货，35%的受访者则表示从不跟老乡一起进货，经常跟老乡一起进货的比例约为27%。和老乡偶尔互通摆卖消息的比例约为44%，经常互通消息的约占38%。
8月20日晚，员村二横路，一位年近60岁的老者摆摊卖椰子。
应对策略
息事宁人者超8成
小贩眼中的城管是何种形象？
调查发现，遇到城管来执法，选择主动离开的比例约90%；城管劝说后即离开的约占7%；先求情，如果城管态度强硬再离开的约占2%：“硬碰硬”，就是不离开的不到1%。
把第一种情形定义为“放弃”型，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形定义为“谈判”型，第四种情形定义为“抵抗”型，可见，约90%人是选择“放弃”的，跟城管“硬碰硬”的，只有不到1%。
和城管“打交道”的经历也显示，超过80%的受访者跟城管甚至没有产生过口角，约95%的受访者没有跟城管有过肢体冲突。经常发生口角和有肢体冲突的比例分别为2%和0.75%。
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曾在总结后亚运时代广州流动商贩的特点时称，有团伙倾向，要防范乱摆卖演变成治安问题的可能性。调查显示，当遇到城管收附近商贩东西，选择远远离开的约占70%，在附近围观的约占9%，看和商贩关系亲疏决定管不管的约占12%，帮助商贩辩解的约占7%，真正出手阻扰城管执法的只有1%。
最不能忍城管打人骂人
以往小贩和城管冲突往往发生在收缴暂扣物品这一行为产生的时刻，也就是所谓的“动了利益”的时候。本次调查发现，小贩最不能容忍的城管行为中，收缴暂扣物品仍旧属于小贩“不能忍”的前三，占比约52%。占比第一的是，城管骂人或打人，约占75%；第三名是破坏经营工具，约占44%。
这一新变化表明，小贩越来越期望得到“尊重”，城管执法态度的改善，在减少小贩城管冲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小贩对城管执法态度总体感觉中，认为城管“执法粗暴，会动手打人”的比例高达近10%。城管不文明执法程度比较高。关联分析显示，跟城管有过冲突的小贩，对城管执法效果的总体评价普遍低于他者。
政策改善
过半认为摆卖对城市“产生一点影响”
在你觉得自己的摆卖行为对城市交通、环境有无负面影响调查中，56%受访者选择“会有一点影响”。这种选择是中肯的，也表明流动商贩有意识尽量降低负面影响。
采写：南都记者 裘萍 张俊杰 袁建彰 梅雪卿 安小庆 见习记者 陈杰生 实习生 黄俊超 徐全盛 陈媚媚 李梦阳 英嘉茵 邢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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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小贩：摆摊19年 和城管有了一定默契
流浪歌手：“有时城管会说‘给个面子吧’”
【摆摊19年 和城管有了一定默契】
1994年春节过后，21岁的湖南人谢宝峰一个人从老家来到广州闯世界，从天河村的灯光夜市摆摊开始，三年后他掘得第一桶金，拥有了自己的固定店面。顶峰时期，他和老婆同时经营5间早点铺，实现自己离开家乡时定下的“30岁前赚到100万”的广州梦。
都说“人不可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而由于儿子生病、投资失利、城市改造，谢宝峰的积蓄见底，生存成为他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去年底，他再次回到当年开始打拼的天河村，成为一名卖牛仔裤的走鬼。
回到原点，成为如今广州街面上30万流动摊贩中的一个。谢宝峰没有畏惧，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抱怨。他感谢当年广州“多元化的城市规划和管理空间”，能够让他这样的外地人有机会从零开始，去积累打拼的资本。
9月10日23：02，谢宝峰一家人合照。
口吃青年 摆摊8年赚百万
1994年春节刚过，21岁的湖南娄底小伙谢宝峰坐上了开往广州的绿皮慢车。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第二年。谢宝峰发现，自己身边的亲戚和朋友，“百分之九十都去了广州深圳”。
谢宝峰当时在家乡做保安，月收入168元。他的妹妹在1992年去了广州，“在五羊新城珠江宾馆那里做服务员，那个时候一个月有700多元。我就想，我一个月才168元的工资，伙食费就要花掉100多块，剩下的买件衣服就没有了。”
带着出人头地的梦想，这个从小因为口吃而有些自卑的年轻人来到了广州。他给自己定下目标：“30岁之前要赚到100万！”因为有些口吃的缘故，他给自己的定位：单干、开店。
也就在1994年冬天，谢宝峰在当时天河夜市几番考察过后，租了一个铺位，卖过玩具、服装，每个月的租金是一百来块。
“什么好卖就卖什么。除掉开支，一个月能赚100多元，和在老家时的收入相当。”虽然赚得不多，但谢宝峰还是很知足。几个月后，他发现沙河夜市人更多更旺，就搬到了那里。很快，谢宝峰就从街头摆摊的生计里，赚到了约五六万的“第一桶金”。1997年，谢宝峰花了1万多块钱，在天河村开了个店，卖影碟和外贸波鞋，一做就是3年多。认识同乡女子匡科英并和她结婚后，谢宝峰和弟弟分了家，鞋店基本上留给弟弟做，自己转行做起了早餐。
每开一家早餐店之前，谢宝峰会先去街面上观察附近的人流量和环境，为投资做好稳妥准备。这也迎来了他生意最火的阶段。
“最多的时候，我们同时拥有5个档口。”谢宝峰一个个数着，“杨箕村、冼村、共和路、天平架水果批发市场，燕岭路也有一家。”其中生意最好的是杨箕村和冼村的两个档口，“一个月可以赚上一两万块钱。”
为管好这么多店面，夫妻俩请了将近30个员工打下手，还买了一辆面包车给店里供货。28岁时，谢宝峰终于实现了自己来广州时的梦想。
接连变故19年后重返街头
生活没能像夫妻俩想的那样继续下去。转折出现在2002年9月22日，谢宝峰和匡科英的第一个儿子小桂出生。
那时匡科英20岁出头，快分娩时，她没去大医院，选择了一家天河村的小诊所就近生产。“生了很长时间都生不出来，孩子的头卡住了，最后小孩是被诊所的人用手硬扯出来的。”
市儿童医院给出了小桂最终的诊断结论：出生时因窒息造成大脑缺氧，导致左脑脑细胞萎缩。表现在如今近11岁的小桂身上的症状就是：智力只相当于2-3岁的婴儿，不会说话、无法行走、右半身偏瘫，至今仍要穿纸尿裤。
那几年，匡科英每天都背着小桂去市儿童医院。“花上一整天打吊针、做针灸、电疗按摩等，每天费用将近700元，坚持了大概3年半，花费超过60万。”好在丈夫的生意还不错，“店铺赚的钱与小桂的治疗费恰好抵得住。”但此后，小桂的情况一直没有明显好转。
在两人欣喜地迎来第二个儿子的时候，档口也遇到难题。2002年左右，广州城市扩容带来大面积的旧城、旧村改造。2007年，杨箕村和冼村先后开始拆迁，共和路档口也被业主方收回。一时间，生意最好的档口都受到极大影响。“动迁前每天差不多3000元的收入，后期只有几百块”。
“档口的租金、押金都没有退回”，谢宝峰称，在杨箕和冼村的两个档口损失近10万元。而他在另一间档口转型做快餐店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加之两次进入股市因市场不景气也亏了不少。夫妻俩多年攒下的积蓄几乎耗尽。
去年3月，夫妻俩把位于燕塘的最后一个档口转让。“我做得没信心，不想做了。天天起早贪黑，也没赚到什么钱。”
拿着燕塘档口的10万元转让费，夫妻俩决定休息一段时间，并谋划一下未来。“本来想开一间小吃店，卖些炸鸡排什么的”，因启动资金不够，加上怕投资再次失利，当去年底积蓄只剩下3万元的时候，夫妻俩决定“稳”字当头，再次回到街头“当走鬼”。
带残疾儿谋生 和城管默契十足
如果不下雨，夫妻俩会开着面包车，从现在租住的萝岗驱车上百公里来到广利路上卖牛仔裤。提起此前的投资，谢宝峰拍着车身苦笑道：“只有这辆车的投资是明智的”。
他后悔以前没有果断买房。“当时想着有了固定住房，不方便照看5间档口，本来都去看过房子，那时候才5000多元。”
三个折叠铁架、一块蓝布就可以在人行道边搭成一个临时铺位。在离铺位不远的一间鞋店门前，小桂独自坐在轮椅上，下腹被轮椅上的带子系着。谢宝峰无奈地说，如果不绑着，小桂随时有可能从轮椅上摔下来。
夫妻俩做生意不花哨，一般都是等着顾客自己来挑选。他们卖的牛仔裤价格从48-120元不等，从增城新塘拿货，“每件就赚10多块钱，赚得不多。多的一天能卖上十多条，少的时候一条也卖不出去。”
一位阿姨带着近一个月前的牛仔裤来找匡科英。阿姨称，牛仔裤的腰有点大，希望能换小一码。匡科英没多问，只是检查了一下商标和裤子就给阿姨找来了一条，“阿姨，小号的没有了，你看这条行吗？”阿姨在连试五六件后才选中，匡科英包好裤子，客气地送走了这位阿姨。
说起小贩和城管的关系，谢宝峰说，之所以能在这里摆摊，也是因为小贩和城管有了一定“默契”。“**晚上8-9点是城管检查的时间，大家都会收拾好东西暂时离开。到9点过了，他们又会回来。**如果遇上大检查，小贩群体中就会相传着检查日期，这段时间大家就不会摆摊。”
19年前，当谢宝峰在这里摆摊的时候，“那时候的城管是真的会抢东西，现在的好多了”。
常年监管这里的都是熟面孔，摊贩们都知道彼此的性格。“只有极个别的城管会坐在那里，过了9点还不走，见人家摆出来就骂。”匡科英抱怨。
此时，坐在轮椅上的小桂突然高舞双臂，传来咿呀急促的喊叫声。匡科英笑着说：“城管来了。他这是提醒我，他逛街的时候到了。”顺着小桂的目光看去，一辆闪着灯的城管电瓶车缓缓驶来。夫妻俩熟练地收拾起来，不到五分钟，货物和架子都收进车里。
对于城管与小贩的冲突事件，谢宝峰都有关注。谈到年初女小贩阿燕在海珠客村遭遇城管“掐脖”执法一事，谢宝峰说他摆摊不会和城管发生冲突。“存在即合理”。谢宝峰认为，“城管执法也很难的，我也理解他们，他们要考虑上面给的压力，并且像路面上的城管都不是公务员，公务员都在机关，遇上大的活动才出来。整个下面的队伍从各方面的素质要低一些，说话要和气有时候做不到。他们相对我们有一种心理优势。感觉我们是被管理的。”
接下来的一小时，谢宝峰坐在附近休息；匡科英则推着小桂，穿过体育西地铁站，来到天河又一城的地下商业街。晚9点，正是夜间购物的高峰，人头攒动。“他每天不是在家，就是和我们一起卖东西，来这里看看可能是他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候。”
梦想不灭 再朝百万目标努力
人声鼎沸的商铺、琳琅满目的商品，从母子身边掠过。小桂很乖地坐在轮椅上，母亲匡科英在后面稳稳地推着他。面对不断长大的小桂，匡科英忧心忡忡：“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小孩，没有脚，躺在地上唱歌乞讨。我在想，小桂什么也不会，以后怎么办？我看着就流眼泪了。这么多年，给小桂医了那么久，都不见好。觉得生活好不公平，好累……”
谢宝峰希望能为小桂留下一笔钱，“不希望哥哥拖累了弟弟的人生”。对于这个和当年来广州时想要赚到100万一样艰巨的目标，谢宝峰对自己有信心：“我这个人在这方面的心态比较好，以前做的行业比较多，经验、教训都有，相信自己爬起来也不会很慢。”
“广州的城市规划和管理空间容纳了多种多样的经营方式，这样让很多人从零开始打拼。”谢宝峰觉得和刚来广州时相比，广州的多元化空间越来越大。而他的信心正是来自于他对这座城市的相信。
夜深了，匡科英推着逛完街的小桂回到了父亲身旁，这一家三口靠在车边。头顶上空的天河城灯光绚烂有如蜃景，环绕四周的劲爆音乐躁动喧腾，地铁口一刻不停地吐出黑压压的人群。
相隔不远的大排档里，铁板上的鱿鱼须受热打卷，油锅里的土豆片滋滋作响，臭豆腐的味道不由分说地冲进行人的鼻腔。没有任何转圜余地。就像这街上数不清的走鬼摊档一样，活下去，生存下去，就是最大的决心。
【“有时城管会说‘给个面子吧’”】
8月23日，婚庆摄像师大宝与即将上大学的浩原在二沙岛江边街演。
28岁的广西人大宝曾是职业流浪歌手。目前他已“洗脚上岸”，成了一名婚庆摄像师。尽管工作繁忙，但他依然会抽出时间，和伙伴们到街头唱歌。
收入不算多，但他们在江边唱起歌时，那些逝去的音乐梦想，似又回到身边，那些工作中的烦闷与不顺，往往一扫而光。回忆起这样的时光，他们的嘴角总会浮起一丝浅笑。
木吉他没有插电，在扰攘的街头声音微弱，大宝坐在路边石凳上，弹拨着怀中的吉他。他的搭档浩原坐在一旁，微仰着头，轻声哼唱着。
8月23日晚上8点，大宝与浩原在江边练琴。片刻后，他们就要登上自己的舞台，在路灯下背靠珠江，开始卖唱。
广州的街头歌手，多是大宝这样的异乡人。大宝是广西北海人，曾在西安读书，又退学、打工，一度想着自组乐队，最终在西安成了一名街头歌手。随着年龄的增大和家人的压力，大宝最终告别摇滚之都西安。2010年底，亚运会刚结束，大宝来到广州打工，同时也在街头唱歌。
鹭江、客村、沿江路、二沙岛、天河城、岗顶……大宝唱遍了广州市区几乎所有能唱歌的地方。
初来广州，大宝只有一把木吉他，在喧闹的街头，他的声音轻易就被车流给淹没。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攒齐了移动音箱、话筒等设备——— 这也是广州流浪歌手的标准配置。不过，如果你准备一些别出心裁的设备，比如手鼓，往往能增加人气。
大宝干了大半年的职业街头歌手，但微薄的收入最终让他选择放弃。他转行做了一名婚庆摄像师，只是依然忘不了街头的舞台。他常常去二沙岛江边唱歌。
到街头唱歌听歌，让大宝结交了一拨朋友，包括唱民谣的老黄和高中生浩原。他们时常相约一起去江边卖唱。
在浩原看来，站在街头这样的“大舞台”放声唱歌，和躲在家里的浴室唱歌，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正是迷恋这种感觉，浩原常常下了自习后，骑单车到江边唱歌。如今，站在麦克风前的他，唱歌之余，也自如地与几名拍照的女孩互动。
8月23日晚10时许，浩原又唱了一首歌后，先行离开。家住芳村的他，要赶末班公交车回家，而从二沙岛转车并不方便。这一晚，两人只收到了20元钱，大宝分了10元给浩原。
作为不太迎合观众的业余街头歌手，大宝唱歌这几年，一晚上少则赚上几十元，多了也有200多。而那些职业街头歌手一个月收入少则三四千，多的逾5000。大宝的收入远不及这个数。
不过，工作之余赚一笔外快，仍是业余歌手唱歌的动力之一。
9月以来，大宝结识了新搭档阿飞，一帮人打算到正佳广场附近唱歌。不过，那几天，正是广州“创文”复检的日子。面对城管的劝阻或驱赶，只有脾气火爆的老黄有时会与城管吵起来，而大宝等大多数的街头歌手，总是先行离开，与城管打打“游击”。
对于不时发生的城管与流动商贩冲突的新闻，街头歌手们似乎并不特别关心。供职媒体的老黄曾与许多街头歌手聊过，或许缘于广州城管对于街头歌手的宽容，业余歌手在街头的时间有限，大多数街头歌手与城管之间很少发生激烈的冲突。“有时城管会说‘给个面子吧’，歌手们也会换个地方再唱。”老黄说。
随着流浪歌手们渐成气候。去年，媒体报道，街道办已经出台政策，准备收编二沙岛的流浪歌手，给他们划定演出区域。
真正能将街头歌手赶走的，还是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的生活都在改变，大宝的重心已经转移到现在的工作上；去年以来，因为高三上课繁忙，浩原也较少外出唱歌；而老黄也迎来孩子的出生，成了一名奶爸的他，更是少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