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晋京：为世界提供中国的宏观经济方法创新

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9月11日在大连开幕，今年的论坛主题是“创新：势在必行”。李克强总理首次出席论坛并在开幕式上致辞。就在论坛前夕，李克强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中国将给世界传递持续发展的讯息》，文中说：“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创新’，我理解，这指的不仅是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坚持改革就是创新。”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说制度创新“更重要”？这是因为，技术创新已经使经济运行的方式不同以往，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可以回答什么样的现成制度可以用于这样的经济系统。因此，针对经济运行新模式、新特点的调控方式探索就显得更为重要。

作为全球经济体系中运行最活跃的一部分，中国已经针对当代经济运行的新方式提出了不同于经典教科书的新主张，那就是“创新宏观调控方式”。

“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的提法最早出自今年6月8日，李克强总理在河北主持召开环渤海省份经济工作座谈会时作的重要讲话，当时李克强总理的表述是“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关键要在稳定宏观经济政策中有所作为，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激发市场活力。”

“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是针对什么的创新呢？显然是针对现有的宏观调控方式。现有的宏观调控方式又是什么呢？显然，现有的宏观调控方式主要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模式或货币主义的“宽松”与“紧缩”。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就是要对凯恩斯主义的或货币主义的调控模式有所创新。

如何对凯恩斯主义的或货币主义的调控模式有所创新呢？这就是“更多地运用经济、法律和技术手段”的奥义所在。理解其中的信息量，需要先认清宏观调控的对象——现实经济运行，与凯恩斯主义或货币主义的经典描述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现实中的当代经济与经济学的经典描述相比，在“系统化”程度上有天壤之别，试从广度、深度和复杂度三个角度来解释：

广度，即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如今，稍微复杂的工业品都是跨国制造、离岸制造，一个产品所涉及的经济活动范围往往就牵涉几十个国家；

深度，即价值链的长度，如今，几乎任何一个经济行为背后所牵扯的价值链都涉及十几个以上的行业，比如任何一次网购都能涉及到电商、通信、金融支付、搜索、广告、物流、工业设计、软件、制造等；

复杂度，即经济活动的系统集成程度，如今，以“现代服务业”面貌出现的复杂系统工程已经深入到经济活动的各个角落，比如移动通信网，以及从航空到地质到金融服务的各种“网”，每一个都是集成数以亿计组元的复杂巨系统。

运行在复杂系统之上的当代经济，会对传统的宏观调控方式构成何种挑战呢？简单来说，传统的宏观调控方式在面对当代经济中的问题时，会出现调不动、调不转、调不灵的情况。

无论凯恩斯主义的模式还是货币主义的模式，都是从“增加供给和消费”角度入手的。在经济运转减速时，凯恩斯主义会以财政方式给企业和消费者扶持，货币主义会以流动性供给方式给金融体系“撒钱”，希望企业有钱来开展项目、消费者有钱来购买。然而，这种方式只有在大部分企业和消费者都是独立决策主体时才管用。

如今，大多数企业都是复杂的价值链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当它能够融到资但上下游价值链还是“不转”的时候，资金就不但起不到扶持作用，反而成为债务负担。现在的购买方，最终产品消费者也不是大多数，中间环节的购买才是大多数，这就使得增加对购买方的资金支持也不见得能刺激消费。即便对最终消费者来说，他往往也是处在一个系统服务消费者的位置上，比方说类似微信这样的社会网服务，只有当你的很多朋友也使用了这一服务，你才能把它真正“用起来”。

在这个时代，经济运行减速，其实就是系统运行节奏降低，传统的宏观调控方式往往失灵，在广度上，由于经济活动范围巨大乃至超越国界，于是“调不动”；在深度上，由于涉及环节太多，除非让各个环节都转起来，否则调控难以见效，于是“调不转”；在复杂度上，由于系统太复杂，于是“调不灵”。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的必要性了。那怎么才能使宏观调控对于当代经济运行方式见效呢？只要摆脱教条的桎梏，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出发，就不难注意到，从系统论角度，人类在调节复杂系统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即通过调节系统运行中的“关键点”来优化整个系统的运行。“更多地运用经济、法律和技术手段”所包含的意思就是，采用微观的手段，对经济体系中的“关键点”发力，达到优化整个经济系统运行的效果。

从 “分类指导、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加强政策协同配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差别化的调控”当中，就更能清晰地看到综合运用微观政策达到宏观调控目的之思路。“分类指导、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实际上是从国家计委到国家发改委多年的项目调控原则，将其运用到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当中，其实蕴含着通过系统性的关键项目“收放”来达到调控目标的思想。而“政策协同配合”与“差别化的调控”则意味着财经、法律、产业等多方面政策将在应对经济系统具体问题当中采取新的综合运用方式，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协同性。

在中国经济的运行系统需要从外需导向转向内需导向，“调结构”成为主要目标的情况下，必须要有新的宏观调控方式，否则无法实现目标。中国是金融危机中表现最稳健的主要经济体，别人的经验无法回答中国如何调结构的问题。因此，中国只能从实际出发，总结自己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行新的大综合，创造出新的宏观调控方法体系。对于新的条件下的全球宏观政策来说，这也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