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雪萍：在中国可以找回教师的幸福吗

因为想知道世界上除了中国，其它国家是否也有“教师节”，便上英语的“维基百科”去查。惊讶地发现，2013年9月7号才修改过的“Teachers Day”词条里，列有香港（9月10日），台湾（9月28日），却没有中国大陆。

这只能再次证明，我们这些做教授的，对学生不能依赖谷歌和维基百科的警告，是正确的。

一直以为美国没有教师节，因为从未有所闻。结果却发现有，是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可是，我在此地二十多年的大学教书生涯里，无论是校方，学生/家长，或者同事，从未有任何一方提及过教师节。估计至少在美国，教师节是专门为中小学老师准备的，但可悲的是，相对多如牛毛的各类“节日”，大概除了中小学，没有任何媒体和商家会提及教师节。每年的“教师节”，来去是那样的无声无息，连无孔不入的商家都觉得没有商机可言。除了说明教师真的两袖清风，还说明什么？

在实用主义、反智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传统强大的社会里，教师的社会角色有点像这个社会的老人：曾经“年轻”有用，承载传递文化的功能，一旦用过，就是不再被需要的工具，可以忽略不计。教书匠们也经常自嘲：是啊，干不了别的才教书。这个自嘲来源于美国的一句俗话，“those who can, do; those who can’t, teach”（能干的人做事，不能干的教书）。“俗话”往往反映社会的某种文化倾向；这句俗话不但直接表达了对教书人的轻视，也表示美国的主流社会并不欣赏学问，尤其是被认为没用的“文史哲”学问。相对知识和学问，发财致富更被看重更被羡慕。“书呆子”也只有成为比尔•盖茨那样的有钱人，才会被刮目相看。所以，要在反智的社会里让“教师节”有什么声响，很难，因为好像既没有社会文化基础也没有“群众基础”。

前些日子，在观察者网看到一位美国学者关于在中西部一所公立大学教中文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作者提到面对的美国学生，保守且对世界少有了解，看中国（和世界其它地区）基本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和评判，知识和思维局限性很大。作者称这样的学生为“新群众”，表示有意要去做“群众工作”。尽管不清楚他的这些“群众”究竟“新”在哪里，但佩服这位同仁“知难而上”的精神。

在美国大学教书二十多年来，感觉如果有什么“新”的话，那就是随着学费的不断上涨，大学本科生求学目的也愈加实用主义化；校方和学生/家长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自助餐馆/顾客的关系。学生/家长顾客化，顾客是“上帝”，所以必须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这个关系中，教授们基本属于吆喝卖吃的。买家们时不时会在他们面前暂时驻足，“性价比”被认为高的摊位前，人头攒动，但等拿到了吃的，也就人走茶凉。绝大多数买家对“文史哲”摊位不太感冒，盘算着怎么可以少吃甚至不吃。对不得已而吃的，则边吃边抱怨，不是太辣就是不辣，不是太咸就是太甜太酸太苦。至于你在做菜时需要多少知识储备以及做了哪些准备，究竟是否放了盐、糖、醋，怎么放的，等等都不重要。偶尔，非常偶尔，会有一两位回头客，告诉你菜蛮好吃的。说白了就是，很多大学与时俱进不断向“顾客”妥协，结果是，大多数学生选课就像吃自助餐，知识积累让位于挑选容易的课程，只要满足要求即可；既想拿高分又想得来全不费功夫，怎么容易怎么来；没有必要的话，尽量不修“没用”的人文学科。

不难想象，这样的“群众”，再“新”也不会在意是否为教师们弄个节日来祝贺。

在中国传统里，把老师比作“蜡烛”，点亮别人，燃烧自己，一定程度上呈现的也是教师的“功能”作用。但这个比喻所隐含的鞠躬尽瘁的内涵，表达出的不是简单的功能主义，多少还具有超实用主义的美感。不言而喻，儒家的“先师”/“师圣”是产生这一美感的文化源头，也有那么点后人抬轿子，后人坐轿子，自吹自擂的嫌疑。但是，只要一个社会不能缺少教书的，对他们尊重与否，还是可以说明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有什么，缺什么，为什么有为什么缺，等等。

1980年代，在知识分子回归社会精英地位的历史语境中，国内重新提出建立“教师节” 。中国尊重教育的传统与“现代化”改革开发的话语，重新合流，提倡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尊重知识人才，呼唤“大师”的重新出现。尽管精英主义的回潮伴随着政治、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去工农化”，但至少在当时的教育工作者面前，还没有出现难以抵御的物质、金钱、名誉、地位和权力的诱惑。把教师工作的重要性比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不会让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不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出国多年后，去年（2012）第一次在国内亲历“教师节”。尽管主要通过电视这一媒介了解，所以很不全面，但还是经由那些节目想到了一些问题。看了几个专题节目，题目记不太准，有“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十佳中国教师”等。透过熟悉但已不太习惯了的宣传形式，感受到了中国农村教育的艰难，同时也意识到，在广袤的大地上，无论怎样，总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人们，做出我这般普通人不易做出或者无法做出的选择，感受到了一种这些老师们承载的价值观，一种如今少有的正能量。我被这些老师们感动了。

世俗的我，同时又对这种感动感到不安，脑子里不时冒出因现实而产生的怀疑。边看边忍不住想，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什么样的人，会像我这样看这些节目。老师？学生？家长？各类社会闲人、忙人？又会有多少人相信这些？还想到一定会有朋友笑话我，天真吧你。是啊，就在去年教师节当天的新闻里，有关于学生家长在让孩子给老师的鲜花贺卡里偷偷放进钱的报道。至于学校变相办班，老师变相辅导收费，更是多年来不绝于耳。朋友会说，那，才是真实的；一个被“利益”左右和侵蚀了的社会，早已无孔不入地改变了教育本身；人们也早就不再相信“人类灵魂工程师”这样的宣传。

就这样，“正、负能量”在当今中国，前者可以不断被后者轻易“解构”。社会关系的功利化，导致价值观的功利化。在功利的现实面前，人们更愿意相信人天生就是自私的，尽管很多人同时又似乎对功利化感到不适应，感到不安，甚至不齿。中国特色的正负能量就在这种纠结的状态下，成为话语斗争的一部分。

无论节目制作者是否有意为之，“寻找最美乡村教师”这样的节目，反映的是农村教育艰难的现实，更是教育领域里的城乡差别和阶层差别。那些被推荐和表彰的乡村教师，之所以感动人，应该是因为在教育资源及其社会资本向城市和有钱人大幅度倾斜时，她/他们作为个人，承载着燃烧自己点亮他人的精神传统，为“弱势群体”服务，尽其所能来改变其中一些个体的命运。然而，这些个体事迹更应该“点亮”的，则是对当今中国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在教育这个社会资本再生产领域中的认识。

不过，有意思的是，所有那些赞美教师的节目，几乎只字不提“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字眼。确实，当今中国，相信啥的都有，除了宗教，谁还能成为谁的灵魂工程师？

手边有一本毛尖编的《巨大灵魂的战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书中收录“文化研究联合课程”讲稿十篇。根据封底文字介绍，这一文化研究联合课程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教师共同组织，为大学生讲授当代文化理论、经典名著。用毛尖的话说，这一课程的特点之一是“老师没工分，学生没学分”。

一边看着这本书，一边感受着久违了的那种阅读与思考的力量，一边羡慕着这些老师和他们的学生——那不也是自己当初一门心思想在大学教书所想象的情景吗？尽管早已明白，除非发生奇迹，自己当下所处的那种“吆喝自助餐”的角色不会有什么变化，但希望书中呈现的在国内大学课堂里发出的星星之光，有机会得以发扬光大。

毛尖为此书所作的“代序”写得好。将其最后一段话，抄录在此，借光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常常，上课开始的时候是一天中阳光最灿烂的时辰，课程结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黄昏的太阳投进教室，给每个人勾一个轮廓，大家围坐在一起，听王老师讲契诃夫的《草原》，莫名奇妙，我感觉特别幸福。是的，这就是我想象的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我理解的大学意义青春形状。而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最低也最高的纲领：希望这文学课堂成为生活的意志，成为修正生活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