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楠：“清场”之后，埃及各派往何处去？

武装部队稳操胜券

从效果上看，埃及武装部队及其主导的临时政府以反恐为名清剿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成效显著。军队自建国以来一直是埃及实力最强的政治经济集团。2012年7月穆尔西就职，成为埃及历史上首位没有军队背景的总统。但他上台后无法有效掌控前政权遗留的国家机构，并在困局中慌乱扩权、寻求突破，引起军方警惕。在经济领域，穆尔西清算穆巴拉克政权高官及其裙带，尝试改革审批制度，触动了军界精英的经济特权。军方在总统执政第一年末制造民生危机，并借媒体发动宣传攻势，穆尔西的支持率直线下滑。

**除经济外，穆尔西对西奈半岛的反政府宗教武装采取缓和态度，倡导和解对话，与军方一贯坚持的高压遏制政策大相径庭。这不仅威胁到西奈半岛稳定和以色列的安全，还冲击了埃及军队与美国、以色列的既定利益格局。**国防部长塞西据此认为穆尔西把伊斯兰团体的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质疑他对埃及的忠诚度。在清场前后，塞西充分调动起埃及人的民族情绪，指责穆兄会与美国勾结，试图搞垮埃及，进而控制整个阿拉伯世界。许多人因此感激军队打击穆兄会捍卫了埃及的民族特性。面对清场后的国际舆论压力，军队支持者愤怒谴责西方国家支持恐怖主义，干涉埃及内政。

埃及民众对军队充满信任和期待。经历了两年半的政治动荡、经济衰退和社会暴力，一种怀念革命前的安定生活、希望政治强人横空出世的心态在埃及社会蔓延。“塞西，埃及是你的后盾”、“塞西是纳赛尔之子”、“支持塞西作总统”的标语、传单屡见不鲜。在这种心态驱使下，支持者们极力将塞西塑造成纳赛尔的接班人和提升国家尊严的救世主。塞西也努力向埃及人表明自己是处事果断、敢对西方说“不”的大国领袖。

清场行动后，埃及军方顺利度过了外交和经济上的难关。在对外关系上，塞西深知反恐、运河航运和以色列安全是美国和西方的利益关切。以反恐为旗号，埃以军事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海湾国家是埃及军方长期信赖的伙伴。穆兄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缓和埃及与伊朗关系，威胁到沙特等国的政治制度和外交战略。来自海湾国家的丰厚援助在穆尔西下台后迅速到位，过渡时期埃及民众的基本生活可保持平稳。

前朝余党翻身做主

“1·25”革命后，埃及禁止穆巴拉克领导的民族民主党要员参政。但事实上，支持穆巴拉克的内政、情报、军队高层，司法系统，商界精英和媒体负责人从没有真正失去对国家的控制。穆尔西下台后，穆巴拉克政府官员进入临时内阁。新任命的25位省长中，17名是军队将官，两人是武装警察长官，其余6人是穆巴拉克幕僚。埃及人曾经恨之入骨的武装警察因参与政变有功，一夜之间变成和人民心连心的民族英雄。“1·25”革命时下令枪杀示威者的内政部副部长又被提拔上来。任用军内和前政府人马有助于塞西控制政局，顺利推行过渡时期路线图。

除人事任免外，“1·25”革命前的旧制度也被重新搬上台面。新宪法修改建议包括“恢复前政府官员的参政权”、“禁止宗教团体组党”、“只允许独立候选人参加议会竞选”等条款，其表述与1971年宪法十分接近。在穆巴拉克支持者看来，“1·25”事件是导致国家陷入混乱的政治意外，“6·30”反对穆尔西的大游行才是真正的革命。这样的提法引起军方人士共鸣。

如今，军队和内政部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和清查。穆巴拉克和军队的支持者自发设立关卡，盘查行人，将可疑人士扭送公安机关。人们在街头和社交媒体上议论政治时更加谨慎，担心被便衣警察逮捕。革命前的政治高压重新笼罩在埃及上空。

伊斯兰团体遭遇重挫

8月14日清场后，穆兄会高层被捕，一些成员或潜伏或撤离，组织行动更加隐秘。有领导的大规模游行减少，自发的暴力袭击在各省频发。政府虽许诺对非暴力示威者网开一面，但深入基层的逮捕仍在进行。中间党、伊斯兰集团、萨拉菲党团等组织均难幸免。

临时政府很有可能取缔穆兄会。但这种做法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埃及穆兄会拥有20-30万会员，响应其号召的支持者达数百万，外围还有数量庞大的同情者。穆兄会是一个集宗教、政治、经济、武装、文教、卫生、扶贫等领域于一身的社团组织，其基层单位纷繁复杂。1928年创立后，穆兄会一直没有正式注册。从1948年起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是被官方禁止的。“1·25”革命后被承认的仅仅是其政治分支。

穆兄会虽未取得合法身份，却在80多年来始终深度介入埃及政局，这与革命前不问政事的萨拉菲团体和一心搞恐怖袭击的极端组织区别显著。纳赛尔和萨达特都曾利用穆兄会攫取、扩展政治权力。穆巴拉克允许穆兄会成员以个人名义参加议会选举。2005年，穆兄会成为埃及议会史上第一个反对派团体。它在革命后积累了执政经验，扩展了组织规模，并得到一定的国际舆论支持。这增加了临时政府的清剿难度。

更大的隐患在于伊斯兰党派的支持者向极端、恐怖组织靠拢。在遭受外力打击后，穆兄会内部的激进势力抬头；温和派倾向改革组织结构和参政理念，但时机不成熟；游离在穆兄会外围的一些恐怖组织声势壮大。上世纪90年代，穆兄会领导层认为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民主选举迫使独裁者下台。其内部的激进派和一些宗教极端团体则不以为然，他们坚信圣战才是对抗军人专制、打破美国霸权的唯一出路；和平和民主只是假象，不可能带来实质变革、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政权。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西里就曾多次抨击穆兄会放弃暴力抵抗的“天真”做法，并预言温和道路注定失败。埃及政变和清场行动证实了扎瓦西里的预测，极有可能激起恐怖主义在埃及乃至整个地区的新一轮增殖。

造反运动分崩离析

穆尔西执政一年时，由革命青年创建的“造反运动”配合军队发动大规模游行。在反对穆尔西的共同目标指引下，造反运动吸纳了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政党、纳赛尔派、青年组织以及穆巴拉克和军队支持者。他们分别收集反政府签名，并联合起来敦促穆尔西下台。临时政府成立后，上述各派力量对军方扩权、暴力清场、前政府官员参政、穆巴拉克释放等问题立场不一，而造反运动的领导层则始终为军队辩护，导致阵营破裂。纳赛尔派坚定追随军队，社会主义政党和一部分自由主义者选择退出。

一些青年团体脱离造反运动，走上既反对穆兄会又反对塞西的第三条道路。“自由运动”和“4月6号青年”谴责军警使用暴力。他们认为造反运动和军方联合起来压制民意：“军队告诉埃及人，要么拥护我们，要么你就是恐怖分子”；“旧政权复辟，一切回到原点，未来或许比穆巴拉克在位时还要糟。”“4月6号青年运动”的核心成员现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

处于分裂中的造反运动只能继续借批判穆兄会取得民众支持。清场后，该组织以抗击恐怖主义、抗议西方干涉内政、反对美国军援和埃以和平协定为名多次号召游行，但参与者寥寥。在审判穆巴拉克问题上，造反运动声明：穆巴拉克被释放，责任在穆尔西；前者必须接受人民审判，否则穆尔西有可能依循先例、逃脱罪责。上述言论发表后，造反运动的三位创始人被指控制造混乱、干预司法、危害和平，目前正接受调查。

自由主义阵营分裂，社会主义者沦为边缘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奉行世俗政策，坚决反对伊斯兰势力，在穆尔西下台时一致倒向军队。来自自由主义阵营的宪法党、社会民主党、新华夫脱党党员被军方委以临时政府要职，但外界认为他们脱离塞西的独立决策能力有限。

清场行动后，一些自由主义者开始对塞西保持警惕，担心埃及正朝民主自由的反方向倒退。宪法党党首巴拉迪以反对流血冲突为由辞去副总统职务，遭到阵营内同僚的言辞谴责。曾经力推巴拉迪的造反运动指责他为讨好西方不惜出卖国家利益。9月，巴拉迪将以背叛国家信任罪出庭受审。

与自由派的分裂相比，“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境遇更不容乐观。**作为代表工人利益的社会主义政党联盟，该团体曾全力支持造反运动。但政变发生后，社会主义者被排除出军队主导的政治进程，其地位与穆巴拉克和穆尔西执政时别无两样。**清场开始后，革命社会主义者与造反运动决裂，声称后者变成了军队、旧政权、纳赛尔派和自由派相互勾结的反革命组织，目的是搞旧制度复辟。也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政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其领导层已蜕变为资产阶级，因而建议发动内部革命。目前，革命社会主义者内外交困、处境艰难。

埃及革命两年半以来，各政治派别围绕“是否支持穆巴拉克政权”、“是否支持伊斯兰党派”、“是否支持军队”等问题持续分化组合。国家在内斗中濒临崩溃，最终招来军方的暴烈一击。清场后，军队一家独大，伊斯兰势力收缩，从反穆兄会阵营独立出来的各派政党相互为战，民众呼唤政治强人收拾残局。塞西虽具备坚实的民意基础，但国内政治文化和民主意识毕竟与革命前大不相同，埃及当前的外交路线和经济依赖态势也与倡导独立自主的纳赛尔时代相距甚远。在充满坎坷的过渡进程中，埃及人对军队的热情和信心能否保持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路线图的顺利执行。其中的关键是武装部队能否在“功成名就”后给手中的权力“减负”，把埃及政治带上一条不同于“1·25”革命前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