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大陆：新加坡迷途知返，香港回头是岸-德斯蒙

8月20日，观察者网以“三任总理齐担忧‘新加坡模式’” 为题报道了李显龙、吴作栋和李光耀等三任新老总理对新加坡国家发展的评价和规划。无独有偶，香港媒体也热情刊载了李显龙对新加坡未来发展蓝图的描绘，尤为特殊的是将其与同为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做了一番对比，最终得出香港近年大幅落后新加坡的原因在于“政府弱势无远见，不敢违逆利益集团，也不敢背‘民意’而行”。

的确，同为东亚区域的城市经济体，新加坡近年的发展远超有大陆做后盾的香港。不仅十年之间，人均GDP被新加坡从香港的93%反超至134%，扣除通胀和汇率影响的家庭收入中位数，香港下降了2.9%，新加坡却增加了18.1%。今天，新加坡已有85%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李显龙更宣布要在未来增加各种购屋津贴，让月入一千坡币（约六千港元）的家庭可以仅凭公积金就买得起两房式组屋。

反观香港住宅供应量长期不足，导致楼价居高不下，港人置业相当困难。究其原因，正如香港媒体报道所引述经济学者的看法一样：领袖的控制能力是新加坡及香港的分水岭。由于新加坡政府极其强势，推行政策时极少受阻挠；相反港府属弱势，不同利益集团“对撼”，令政府难以推行持续性的措施。

长期以来，新加坡一直由一党独大的强势政府执政，甚至其政府首脑（总理）都由同一家庭的父子传承。同时新政府也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和独断的权力，能够制定长远政策并持续执行，也能排除政府外私人资本和利益集团的影响，推行利于普通民众的政策。例如最近计划将空军基地迁移到樟宜机场附近，目前现时约八百公顷的基地原址，将用以兴建新住屋、办公室、工厂及公园。在香港也有类似的启德机场旧址重建工作，却从1998年开始计划，历经多次争议和修改，2007年才正式启动；直至今日，仍有多方提出修正意见，即使是最顺利的情况下，也要2021年才能完工。

**其实当年香港能够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同样也得益于强势政府的连续执政。**港英时代，香港流行一种说法——香港的管治权力，依次序由马会、怡和洋行、汇丰银行及总督所掌握——概括了殖民地的管治面貌：总督与商界联合治港，行政局全面吸纳英资财团，成为“官商联盟”的最高运作平台。由于英资财团是政府以外最重要的社会力量，政府只要取得洋行大班背书，施政基本上畅通无阻；而当时立法局议员全部由港督委任，其中大部分是商界精英，行政立法之间存在高度共识；经济上，1970 年前香港经济由数个英资财团垄断，在“英资财团=商界”的结构下，港督与英资代表在行政局作出决定，已足以在社会上发挥一锤定音作用（注）。

这种颇为类似新加坡的政经联合模式，使当时港府作出的任何决策都在事先获得了垄断资本的谅解与支持，能够轻松在所谓“立法局”中通过，亦不会在执行中受到阻挠，来自大英帝国任命而非民选的港督又保证了政策的长期持续。，最终才造就香港成为“东方明珠”。

1997香港回归之后，新成立的特区政府和立法会却未能继承曾经行之有效的管治体制，政府权威不立，推行政策长期受到“反对派”的阻挠。回归后的董建华、曾荫权三任政府15 年来的平均“立法成功率”只有57%，搁置或押后了超过204 项法案，当中绝大部分涉及经济民生政策（见下表）。如此无效的体制，焉能发展经济，焉能为市民带来福祉，焉能为香港创造美好未来？

然而香港媒体终究不肯放弃“民主自由”的政治正确，同为三代总理的声音，李光耀对两党制的批评未见香港媒体有所关注。即使是清楚港英体制来龙去脉的政论家，也要把特区政府举步维艰归咎于没有实施“普选”。

但正如埃及的“民主”带来开罗广场上的血流成河，港督的独裁使香港成功挤进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威权体制效果远好于香港的民主尝试一样，民主自由本来就不必然带来大众幸福，何况香港所谓的“民主派”们早已堕落到至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们可以花钱雇人打官司来拖延港珠澳大桥的修建，致使纳税人多承担200亿施工成本；他们可以无视数十万低收入家庭无房可住，为几十家原住户而阻挠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修建；他们甚至还为了反对特区行政长官，通过不间断发言而非表决强行阻挡财政预算案通过，完全无视民主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如此“民主”显然已不再是普罗大众当家作主，彻底蜕变为个别人和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

诚然，香港行政官员比起新加坡的李氏家族缺少了远见卓识和强力施政的魄力，更像是谨小慎微从事案牍工作的官僚。当2002年香港楼市陷入低潮时，政府竟然被部分利益受损的炒房者和地产公司裹挟做出了停建公屋保房价的荒谬决定，终于造成了今天数十万港人蜗居“狗笼”的悲惨现实。可若不是言必称“民主”，事必逆中央的“反对派”，特区政府也未必没有在中央支持下将香港发展拉回快车道的机会。时至今日，“反对派”手持英国护照，高举殖民地旗帜，喊着“香港独立”的口号要求普选，甚至还声称要把深圳东莞并入成立所谓城邦国家，充分暴露出他们以所谓“普选”争私利，为夺权不惜牺牲普通港人根本利益的丑恶嘴脸。

归根究底，新加坡政府所谓的“远见”依靠的是强势政府的连续执政，香港若想有效借鉴，其实也未必需要远赴狮城，港英政府行之有效的模式完全可以拿来参考，大陆发展的成功经验也近在眼前，一切无非取决于香港政商精英是否愿意少许放下个人私心，承认香港的发展已经误入歧途罢了。

（注）《以行政会议为平台建立“联盟政府”》，2013年5月31日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