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说说那些无人知晓的文革道歉

最近，媒体上关于“文革道歉”的消息不少，有集中出现的趋势。这可能是因为文革期间被打者一般年纪较大，打人者相对年纪要小一点。算起来，当年的被打者不少已经去世，当年的打人者，如今也大都到了耄耋之年。老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能他们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想起当年打人的经历，良心上有所不安，因此将道歉作为一个对自己最后的交待。至于“文革道歉”是否真的属于集中出现，背后是否真的有人操作以达到其他目的，我觉得没必要深究，这应该是人之常情。

对于这个话题，我说点自己的经历。

文革开始时，我还在寄宿制幼儿园上学。那时候的很多事情已经记不住了，但有一些至今依然记得很清楚。有一天，幼儿园老师领着小朋友排队离开幼儿园，去参加一项活动。其实，小朋友也不知道是什么活动，只是能够到幼儿园外面去，大家都很高兴。但是，一位老师将我和另一个女孩留下，不让我俩跟别人一起出去。我俩不知道为什么，很委屈地留在幼儿园，由一个老妈妈照看。那是一个下午，我觉得很孤单。那个小女孩的家离我家很近，两家都认识，关系不错。那天，我们俩和老妈妈一起，度过了一个非常沉默的下午，不知道为什么被特殊对待。

小朋友们回来后，叽叽喳喳，原因渐渐清楚了。小朋友们说：他们看到我和那个小女孩的父母了。我父亲当时在外地，我母亲和那个女孩的父亲都在中学教书，女孩的母亲则在小学教书。那天下午召开了批斗会，被批斗的有我母亲和她的父母。小朋友们把批斗会上的情景描述了一番，断断续续、零零碎碎。我记得有戴高帽、挂牌子、喊口号等情节。我想，应该是幼儿园老师事先知道了批斗会的内容，所以才没有让我俩去。现在想起来，多少也有点疑惑：这算人性化吗？

此后，我俩在幼儿园的特殊待遇越来越多。幼儿园里晚上到了固定时间，小朋友们都应该上床睡觉。但是有一天，老师只让我和那个女孩按时睡觉，其他小朋友那天晚上可以晚点睡觉。我听说那天晚上天空中会有一个中国造的、叫做人造卫星的东西，还会播出《东方红》。幼儿园老师领着其他小朋友一起等着人造卫星和《东方红》，我俩没有这个待遇，只好按时睡觉。我躺在床上想：如果天上有个大喇叭播放《东方红》，他们在外面，我俩在屋里，应该也能听到，最多声音小一点。因此，我一个劲地让那个女孩别睡着，等着听《东方红》。最后，谁都熬不住睡着了，也没听到《东方红》。第二天，我拐弯抹角地问小朋友，又问老师，最后才知道，《东方红》是在收音机里听的，不是人造卫星上有个大喇叭播放。我当时很宽慰地对那个女孩说：收音机里听《东方红》与平常听应该没什么两样，所以没必要遗憾。

我父母当年都是右派，从上海下放到劳改农场。到了文革时期，“地富反坏右”中的老右派又被拎出来批斗，很常见。虽然我没见到文革第一次批斗会，但在此以后，我的确见过不少打人的场景，也听说过不少打人的事情。住在我家隔壁的是一个孤身老太太，原先是小学校长，因为曾经留学苏联，被说成是苏联特务，和我母亲一样属于“关牛棚”的对象。加上她儿子替刘少奇辩护，老太太脾气又倔，经常被打。我当时所在的小学没有食堂，要去中学食堂吃饭，吃饭前，那位老太太经常被端着饭碗的中学生呵斥、勒令，弯腰、鞠躬，折腾半天才让她吃饭。推推搡搡的也有，一般不太严重。

我自己因为成分不好，也被大同学欺负过。我上幼儿园之前，因我母亲意外受伤，有一段时间我被寄养在别人家。那家人是工人出身，家里有五个孩子，都比我大，我管他们都叫哥哥姐姐。我上小学时，他们有的也上小学，年级比我高，有的上中学。小学、中学离得不远，所以，如果有人欺负我，他们经常会跑来帮我。仗着他们工人阶级的身份，别人也不敢胡来，让我少吃了不少苦头。对此，我至今都感激他们。但是，我需要别人向我道歉吗？我记得，当年曾经打过我的一个中学生，后来参军了，在对越反击战中牺牲了。我还需要他道歉吗？

我有时会从母亲那里听到一点事情，比如谁打过人，后来提干了，谁打过谁，后来当了学校领导。我从小学到中学，有几个关系一直很好的同学，后来我才知道，其中一个的父母当年都打过我母亲。后来，他父母分别成了小学和中学的领导。但我母亲对我说过别人打人的事情，没对我说过他父母打人的事情。我知道这些事情是在很久以后。

文革结束后，我父母平反，回到了上海。我在上海的一个寄宿中学读书。我的那个关系不错的同学与他的父母依然留在农场。为了考大学，他经常给我写信，想要一点上海学校的学习资料，我尽量提供给他。有一次周末回家，我发现我那位同学的父母住在我家。母亲告诉我，他们是到上海来看病的，没地方住，我母亲便让他们暂时住在我家。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反正我只有周末才回家。只是觉得他们对我特别好，特别客气。两个大人，两个曾经的学校领导，对我这么客气，反倒让我有点别扭。

后来他们离开了。再后来，我那位同学也考到了上海。又过了很多年，他们都去世了。有一次，我母亲以前在劳改农场的一位学生来看她，说起那对夫妇。学生问我母亲：“他们当年那样打你，你还让他们住在你家？”母亲说：“人家生病了，帮个忙也应该。”直到那时我才知道，那对夫妇住在我家时，曾经向我母亲下跪道歉。但在他们去世之前，我母亲从来没有对人说过。

除此之外，还有当年打过我母亲的人特地来我家向她道歉。这些人主要是我母亲当年的学生，他们那时年纪小，后来工作了，已经到了提干、升职的时候。他们的道歉出于各种目的，有的是真心后悔，有的其实是希望我母亲不要反映他们当年的行为，以免影响他们现在的工作。对此，我母亲心里很清楚。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母亲的确都原谅了他们。

我认为，这种当面道歉，比写文章登报道歉更实在些。即便有各种目的，那也确实是道歉。如果不登门，只是登报道歉，我反而会觉得是在炒作。我还认为，担心自己的前途而较早向我母亲道歉的人，比那些退休以后没有后顾之忧再道歉的人，也要真实一些。当然，如果找不到道歉对象，只能写文章、登报道歉，则另当别论。我知道，关于文革期间的打人，有很多毫不张扬的道歉。这种道歉的分量并不比写文章道歉轻。我认为，道歉与否只关乎良心，不关乎政治。反之，如果当下跟风道歉的人是出于政治目的，那么，这种道歉的意义也不大，我不希望看到道歉成为一场缺乏良心、缺乏诚意的政治秀。

我曾经想把我在劳改农场十几年的经历写下来，从一个孩子的视角看文革，看各色人等。写了个开头，没时间写完。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时间、有兴趣写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