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中国转型的路径选择与“世界历史”
中国人过去从没有过“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这个观念，也就是“即使从所有时代所有人民的经验来思考，历史都被视为唯一、一贯的演进过程”（福山语）的那个历史。这是个重大事实。将中国定义为“文明型国家”，区别于一般“民族国家”，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反而凸显了这个缺失。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数千年来中国都是“吾闻有夷变夏者，未闻以夏变夷者也”（孟子语），从未建立起“所有人民”这一视角；二是因为华夏历史始终为循环历史观所主导，从未发展出连贯“所有时代”的进化理论；如梁启超所言“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是云尔。…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史学之界说》）
在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成为全球一体化世界中重要组成部分之后，中国也在“所有时代所有人民的经验”当中占有了很大的份量。为了更深地理解中国与世界、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与世界传统的关系，以及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冲击，需要用到西方的“世界历史”这个理论框架。
关于“世界历史”，有多个流行的宏观理论模型可以套用，学界通常按“进化论全球史观”、“文化类型史观”和“世界体系史观”三分法来分类，每一类里又有细分。为了简化问题，本文选择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作为基本的考察框架，一个是黑格尔的“阶段发展”理论，一个是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理论，一个是列奥·施特劳斯的“现代性”理论。
一、理论模型简介
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一个总体过程，既有起点也有终点，且带有理性的设计和目的，所以历史也等同于阶段性的“进步”或“发展”；没有任何“进步”或“发展”的历史，就不算是历史。
这个模型强调了历史带有目的性的线性运动，否定了所有向后看的、循环的、停滞的历史。据此，会得出如下结论：在诸多社会中，只有西方社会比较完整地实现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而很多其他社会甚至“没有历史”，典型者如中国和印度。用黑格尔的原话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中国“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台，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历史哲学》）
汤因比不同意这一看法，在他区别于一般“历史叙述”的“历史研究”中，历史运动体现为文明的发展，在整个“世界历史”中，先后出现过21个（或23个）“具有文明发展进程”的社会，演变到今天，还剩下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斯兰社会、印度社会和远东社会这五大社会。所以，一部“世界历史”也就是不同文明社会的兴衰存亡史。在这个理论模型中，“阶段”概念并不重要，“线性”概念则完全没有，重要的是导致文明发展的基本因素和文明的兴衰周期。一旦文明发展的诸因素齐备了，文明就发展，进入上升阶段，而后又在另外一些因素作用下，陷入停滞，最终走向衰亡。
在汤因比的模型中，中国社会和印度社会不仅不是留在历史之外的停滞文明，而且还是21个文明社会中的胜出者，尽管文明生长的路径与西方社会不同，但却也经历了与西方文明差不多的一次次跃升，与西方文明并列为当今世界五大兴盛文明之列。
汤因比批评黑格尔的历史观是一种错觉，他说：“除了由于西方文明在物质方面的世界性胜利而产生的假象外，所谓‘历史统一’的错误观念——包括那样一种推论，认为文明的河流只有我们西方的这一条，其余所有的文明不是它的支流，便是消失在沙漠里的死河——还有三个来源：自我中心的错觉，‘东方不变论’的错觉，以及说进步是沿着一根直线发展的错觉。” （《历史研究》简写本）
列奥·施特劳斯又有所不同。在对于“西方文明”的认知上，他与汤因比的意见一样，他们两人所指的西方文明，不是通常所说的源自于古代希腊的那种文明，而是大约于公元1000年前后在北欧出现的一种文化。汤因比将这个新文明的诞生，归因于欧洲的基督教旧社会自公元8世纪先后受到来自伊比利亚半岛和安纳托利亚半岛的伊斯兰教入侵，以及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欧蛮族入侵之后，对这两个方面的巨大挑战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应战的结果。这个应战，在北方成功地使蛮族入侵者皈依了基督教，大大扩展了基督教世界的范围；在南方不仅将穆斯林赶出了伊比利亚半岛，而且将西方的胜利扩展到了整个新世界，成就了西方对全球的征服。
在施特劳斯看来，也正是这个新的西方文化催生了一种新的信仰，即古老圣经信仰的世俗化和此岸化。如他所说：“最简单的表述就是：不再希冀天国的生活，而是要通过纯粹属人的手段，在尘世上建立天国。”（《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在他看来，所谓的“现代性”从此诞生，自此以后的整个“世界历史”，可以看作是一个被单一的“现代性谋划”所主导的进程，并历经了三次宏大的“现代性浪潮”。
第一个现代性浪潮，由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所开启，政治与道德被分割开来，并化约成为了一个技术问题；第二次浪潮从卢梭开始，理性与自然被分割开来，经由康德和黑格尔确立为一种理性信仰，“公意”成为道德和政治的理想，因为它合乎理性，并通过人的历史过程来实现；第三次浪潮与尼采联系在一起，他宣称，所有的理想无非都是人类的创造活动，人类可以“重估一切价值”，对未来进行全新的谋划，人类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宰。
这里需要一点说明：认为现代性起源于圣经信仰，在公元1000年前后即已形成为一种文化，在时间上，这比大多数学者所定义的要早得多。后者例如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所言，以“进步、变化、现代化、原因、启示、发展和解放”为内在价值观的现代性，直到18世纪晚期才到来。
二、近现代中国与“世界历史”的关系
纵观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大转型，可以说，上述三种“世界历史”理论模型，都有很大程度的适用性，甚至指导性。也就是说，中国的转型，既可以看作是黑格尔的，也可以看作是汤因比的，或施特劳斯的。下面分别进行考察：
1. 进化论的线性史观
在西学大潮的冲击下，至迟自梁启超开始，中国即开始接受“向前看”的、“进化”的历史观。20世纪伊始，梁启超首倡“新史学”，他在1902年发表的《史学之界说》一文中写道：“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现象者何？事物之变化也。宇宙间之现象有二种：一曰为循环之状者，二曰为进化之状者。何谓循环？其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如四时之变迁、天体之运行是也。何谓进化？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如生物界及人间世之现象是也。循环者，去而复来者也，止而不进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天然学’。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
他同时也批判了中国传统的“向后看”的、“循环”的历史观，“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
梁启超是20世纪中国第一人，他对近现代中国的学术和思想影响至深，他首倡的“新史学”的开启，客观上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举进入中国开辟了道路。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无论哪一派，都深受普世性历史叙事的影响，而整个国家也转变为一个按照“唯物史观公式”指导自身政治变革的国家。
直到今天，中国的执政党仍然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带有强烈的线性历史观色彩的表述，来统合整个官方意识形态体系。
由此可见，将中国近代以来的转型，理解为从治乱因循的循环状态转变为阶段性的、不断变革的发展状态的一个过程，并且将当前的中国理解为正处在“黑格尔历史”的某个发展阶段、将未来的中国理解为注定要进入到新的、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是可以成立的。
这就是黑格尔史观中的中国社会转型。
2. 文明的挑战和应战
与黑格尔史观在中国的命运不同，汤因比的“挑战-应战”（Challenge-Response）理论模型并未成为中国当代史学的主流，也未被官方采用作为指导思想，甚至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在我看来，应用这个模型来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其适用性和指导性，甚至更强。
根据汤因比的研究，在“世界历史”中，有一些普遍的规律，支配着各个社会的发展或衰亡。首先，一个社会一定要面临某种压力和挑战，或者来自自然界，或者是人为的，完全没有任何压力和挑战的社会终将陷入停滞。其次，压力和挑战的强度要适中，强度过大会将整个社会压垮，强度过小则起不到刺激的作用。最后，受到压力和挑战的社会奋起应战，一旦应战成功，旧社会将在应战过程中蜕变为一个新社会，文明就大踏步前进了；在很多情况下，应战不仅战胜了原来的挑战，解除了原来的压力，还会一鼓作气继续走向新的胜利。
汤因比认为，所有的“子体文明”，或新社会，“毫无例外地都在它们所继承的先驱文明的瓦解之中，遇到了人为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通常会体现为来自外部的和来自内部的两方面。
关于内部的挑战，他认为，“变化是在原有的文明内部发生的，发生在这个文明开始失去创造力的时候”，这时，“它会分解为少数统治者和无产者（内部的和外部的）两大部分。这些少数统治者已经无力进行领导，只能依靠加强压迫；而无产者们对这种挑战的应战办法便是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力量，而决心使他们的精神觉醒。少数统治者的压迫意志引起了无产者的脱离意志；这两种意志之间的矛盾继续发展，同时这垂死的文明也就日渐走向灭亡，一直到它临终时，无产者终于最后摆脱了这一度是它灵魂所寄托的家乡，因为这家乡现在已经变成了它的囚牢，最后还会变成一座‘毁灭的城市’。”
关于外部的打击或压力，他说：“它们不断受到一些邻国的刺激，然后突然被一个强大得多的力量完全压倒了。这些开初的帝国缔造者在他们事业的中途就突然被推翻了的后果常常是怎样的呢？他们是像西西拉那样，常是倒下去就不再起来呢？还是像希腊神话里的巨人安泰那样，倒下以后再站起来的时候反而增加了一倍的力量呢？历史上的一般情况是后面那种情形。”（《历史研究》简写本）
汤因比的这个总结，是根据对“世界历史”中大量的兴亡案例进行分析研究而得出的。古希腊、古罗马、迦太基、西方基督教社会、奥斯曼、普鲁士、俄罗斯等等，所有这些伟大社会的诞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遵从相近的模式。
虽然在他的《历史研究》这部巨著中并没有重点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情况，但不难看出，若将他的这个一般模型应用于解释中国革命这个特殊案例，几乎是严丝合缝。下面来看一下：
晚清中国社会危机四起，恰是“变化是在原有的文明内部发生的，发生在这个文明开始失去创造力的时候”的情况。
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直到南方革命党的辛亥革命，再到共产党领导的共产革命，也很符合这个模型中的一般“定律”——“少数统治者”和“无产者”之间发生分化、无产者革命在帝国的边省兴起、无产者群体逐步发生精神觉醒并产生了脱离意志、摆脱并最终毁灭掉“这一度是它灵魂所寄托的家乡”的帝国。
历史上，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的解体，正是由基督徒这一群“内部的无产者”和作为“外部的无产者”的蛮族，借助基督教这个带有“出世”和个人得救精神的宗教，共同完成的。在汤因比看来，“帝国崩溃了，教会却留了下来，因为在帝国早已失去了领导、不能得到效忠的地方，教会正在进行领导，并且得到了人民的归心。这样，作为一个垂死的社会遗物的教会，就变成了孕育另一个行将在适当时机诞生新社会的子宫。”（《历史研究》简写本）
从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信仰，到共产革命的共产主义信仰，近现代中国的转型，也明显带有“统一国家衰落——底层宗教兴起——‘统一教会’孕育新社会诞生”这个一般公式的痕迹。
而且，也同历史上诸新社会浴火重生的情况一样，近现代中国同样经历了“不断受到一些邻国的刺激，然后突然被一个强大得多的力量完全压倒了”的外部打击。众所周知，正是二战时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入侵，让中国国内四分五裂的各派在“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号召下，实现了大团结。而后，中国也的确没有像西西拉那样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而是像希腊神话里的巨人安泰那样倒下以后又再次站了起来。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正符合“再站起来的时候反而增加了一倍的力量”这个一般规律。
汤因比没能看到中国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如果他有幸活到今天，他会认为中国的这一波针对外部压力和挑战的应战，至今仍在继续，很可能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在汤因比看来，历史上西方基督教社会最初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先锋”远航海外，走向全世界，正是“由于摩尔人的压力刺激所引起的”，“全是由于这种伊比利亚精力所创造的先例，西方基督教世界才长大起来”，“一直到它囊括了地球上的一切宜于人类居住的陆地和人类能够航行的海洋。”
综合上述，将中国近代以来的转型历史，理解为一个自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应对巨大内部压力和外部挑战的成功应战，也是可以成立的。长期的应战充分调动起了一种可与当年“伊比利亚精力”相比的“中华精力”，使之一发不可收拾，而未来的中国社会注定要取得走向世界的更大胜利，这正符合汤因比“挑战-应战”理论的推论和预测。
这就是汤因比史观中的中国社会转型。
3. “现代性”危机
再换到列奥·施特劳斯的模型上来看。首先，黑格尔的阶段性发展历史，就是施特劳斯所说的圣经信仰的世俗化和此岸化，也就是“现代性谋划”的历史，就是建立“尘世天国”的某种方案。
马基雅维利指出了将政治化约为技术这条道路，康德和黑格尔指出了理性与历史这条道路，尼采寄希望于超人行使权力意志带领全人类抵达目的地，马克思则寄希望于奴隶通过消灭阶级带领全人类抵达目的地，在“现代性谋划”中，他们全都是同路人。所以，施特劳斯指出，法西斯主义政治，其实也正是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必然结果。很显然，这个极端政治，无非就是马基雅维利加康德加黑格尔加尼采再减去马克思的那个方案，没有什么不合理。
这就是他所说的“现代性危机”，“现代的西方人不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不再相信他可以知道什么是好和坏，什么是对和错”，“对尼采来说，关于未来，只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对如其迄今为止所是的人（man as he was hitherto）来说，终点已经到来了；将来的，要么是超人，要么是末人。末人，最低下和最败坏的人，没有任何理想和热望，却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在普通医生和精神病医生那里得到很好照料的畜群似的人，也就是马克思的未来的人。”他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写道。
或借用福山的解释，“末人毫无要他人承认自己比别人杰出的欲望。没有欲望，人就不可能有任何优越性和成就。这种人只满足于自己的幸福，对自己不能超越小小的欲望一点也不觉得羞耻，总之，‘末人’放弃作为一个人。”（《历史的终结》）
这个危机是深刻的，现代西方文明失去了目标，“现代性”时代开启一千年后，尘世天国已近在眼前，但人类却并没有胜利，理性破产了，历史终结了，人类成了没有道德、没有理想和热望、甚至没有廉耻的“末人”。
在这个危机中，中国不幸陷入了一个特殊的困境：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无论是并入了“黑格尔历史”的发展阶段，还是进入了“汤因比历史”的应战阶段，都同时也遭遇了西方文明自身的“现代性危机”。因为“黑格尔历史”不是别的，正是一条以西方文明为主流的江河，“汤因比历史”也不是别的，正是一座以西方文明为主峰的高山。江河的主流正在稀散，高山的主峰正在崩塌，对于后来的追随者，它们不再提供方向和目标。
更要命的，源自西方的“现代性危机”，又反过来不分主次、不分先后地冲击了所有“后发”的、努力进行现代化转型和赶超的非西方国家，在同遭此劫的列国当中，中国甚至首当其冲。
这就是今日中国的现实：既接受了创建人间天国的现代性信仰，同时也陷入了失去信仰、失去目标的现代性危机。特别是，作为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在坚定地走上依靠奴隶革命实现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道路”的同时，也更深地陷入了“末人时代”的陷阱，巨大的“末人”人群充斥全社会。
这就是施特劳斯史观中的中国社会转型。
4. “世界历史”的尺度
归纳上述，在被迫进入“世界历史”大局之后，中国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同时获得了多个历史角色。今日之中国，既是“黑格尔历史”中的那个按阶段向前发展的国家，也是“汤因比历史”中那个起而应战西方文明巨大挑战的后起国家，还是“施特劳斯历史”中那个在卷入“现代传统”之后遭遇了现代性危机的国家。
这些角色对于中国是新角色，与中国自身传统基本无关，完全是由于西方的冲击，这就是中国在“世界历史”大局中的遭遇和挑战。
有些观点认为，中国不必在乎这个所谓的“世界历史”大局，西方已经衰落了，“西方中心论”破产了，中国的崛起将颠覆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未来的世界将以中国为主导依照中国传统重新塑造。
其他暂且不论，这种观点至少是低估了“世界历史”的“重量”、轻看了“世界历史”的尺度。
以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为例，在他创立中国将要超越西方、重新成为世界中心这一理论时，他主要用了中国和西方这两种文明的两两比较，并主要使用了18世纪晚期之后的时间框架，故而得出“文明国家”vs“民族国家”、“中国现代性”vs“西方现代性”这个带结论性的对比。
他没有使用施特劳斯关于“现代性”的长时段定义，也没有进入汤因比的大历史图景，他借助新闻记者式的短期观察，处理了一个很大的历史课题。在我看来，这是造成他的结论流于偏颇和牵强的主要原因。
18世纪晚期至今不过两百多年时间，而“世界历史”的真实尺度，按汤因比的“文明”概念算，至少8000年；按黑格尔的“阶段”概念算，至少4000年；按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概念算，也至少有1000年。相比之下，两百多年的历史尺度，不足以得出“中国统治世界”这样一个重大结论。
他在书中引用白鲁恂的话，认为“中国现代史可以描述为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把一种文明强行挤压进现代民族国家专制、强迫性框架之中的过程，这种机制性的创造源于西方世界自身文明的裂变。”此言不谬，但这在“汤因比历史”不同文明之间的“挑战-应战”互动中，并不新鲜。斯巴达将雅典强行挤压进自己的框架，罗马将埃及和高卢强行挤压进自己的框架，摩尔人将西班牙人强行挤压进自己的框架，在挤压过程中，挤压者和被挤压者也都曾发生“自身文明的裂变”。
若将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高速崛起看作是应对西方挑战成功之后的反攻，在排除掉地理扩张这个因素后，也与多个历史先例类似，如“伊比利亚先锋”对摩尔人的反攻，或俄罗斯东正教社会对拔都可汗金帐汗国的反攻。
“这个应战非同小可，其结果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和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它不仅使一个涣散无力的社会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坚守阵地抵抗了欧亚游牧民族的入侵，不仅是多次远征挫败了敌人的锐气，而且还一点也不含糊地永远占领了游牧民族的土地，改变了这一带地方的面貌。”若将汤因比这个描述用于说明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这一个“挑战-应战”回合，只需要把土地换成市场和财富，就颇为适用了。
然而，汤因比所讲的这段历史，若从1235年蒙古国“长子西征”在俄罗斯创立金帐汗国算起，直到俄罗斯社会大反攻，沙皇利用哥萨克军团向东方扩张，纵贯约五个世纪，时间上长了数倍。
结论是：“世界历史”这个大局的历史尺度很大，已经身处其中的中国，所面临着的挑战是复杂的。从两百年左右的历史中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将凭借“文明国家-中国现代性”的特有能量冲破西方以“民族国家-西方现代性”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这个预测也许过于简单了。
三、未来中国与“世界历史”的关系
如施特劳斯所述，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随着法西斯主义政治的崛起达到高潮，作为一种自救，西方凭借了“自由民主”与之对抗。然而，正如施特劳斯所指出的，成功抵抗住法西斯主义的自由民主，却不是现代性浪潮之后的现代思想，而是源自古希腊传统的西方前现代思想。
这就是说，自“现代性危机”以来，西方传统分成了两个部分，一是近一千年来随着西方基督教社会的扩张而兴起的、自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以来历经三次浪潮的“现代传统”，二是源自古希腊古罗马的、在与法西斯主义等“现代传统”产物的对抗中被重新复活的“前现代传统”。
**在中国学界，很多人将现代性等同于自由民主，认为中国完成现代化转型需要实现人的现代性，也就是自由民主，这从根本上误读了西方文明和西方历史。**简要地说，中国是在西方“现代传统”的高潮中被卷入“世界历史”的，国门被撞开之时，迎面扑来的几大浪潮，分别是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马基雅维利—黑格尔—尼采—马克思这一脉“现代传统”的产物，而不是自由民主传统。辛亥革命借助自由民主立国，遭遇了失败，几乎亡国，终还是通过在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和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实现了现代国家的建国。
这个路径选择有着很强的必然性。中国在应战西方文明的过程中进入“世界历史”，就相当于是从“汤因比历史”进入“黑格尔历史”。如果认为进入“黑格尔历史”是中国应战取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必然选择（没有进化的历史观，也就没有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自觉性和迫切性，从这一点来看，的确是必要和必然的），那么，接受整个西方“现代传统”也是必然的，而最终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做出选择，而不是选择“前现代传统”的自由民主，也是必然的。
至于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又选择了后者，而没有选择前者，同样有其历史之必然，因为在尼采的“超人/贵族道路”和马克思的“末人/奴隶道路”之间，中国并没有什么先天的条件选择前者，反之，中国自身王朝循环历史中的农民造反运动，却正好与马克思的奴隶革命运动相一致。
于是，未来中国与“世界历史”的关系的问题，也就归结为：自1840年之后，被迫进入了“黑格尔历史”、直接卷入了西方“现代传统”、又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的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将会与“世界历史”发生怎样的关系？
1. 自由民主“元叙事”
自由民主，一种政治实践，本不足以支撑一个历史观，没有任何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会将庞杂纷纭的人类历史解读为动画片似的自由民主史。然而，西方在借助自由民主对抗各种“现代传统”的极权主义的斗争中，产生了一个意外的结果：自由民主本身也越来越变身为一种“元叙事”，越来越具有了关于自由本身的线性的、甚至是目的论的大历史，也就是英国学界所说的“历史的辉格解释”。
自由民主变身为一个具有自身元叙事的新的“现代传统”，不仅具有了线性历史的“通史图式”，而且具有了基于理性的未来谋划（自由市场经济学），这是二十世纪的新事物。事实上，二战中美英法对德意日的战争胜利，在“历史哲学”上，也标志着自由民主对法西斯的胜利、新元叙事对老元叙事的胜利，不仅如此，获得了元叙事道义性和合法性的自由民主，挟政治和军事胜利之威，继法西斯主义之后，又将马克思主义锁定成为了新的敌人。
冷战以西方再次获胜而结束，同时，自由民主元叙事对现代传统元叙事的胜利也被推向了高潮，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到达了它的顶峰。正如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所宣称的，“自由民主已克服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这类相对的意识形态。可是，我更进一步指出，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他认为，“除了自由民主，人类再也找不到更高层次的社会组织方式”，而正是黑格尔式的“一贯而定向”的“普遍历史”，引导人类到达了这个层次。
然而，**自由民主元叙事毕竟是在政治斗争中诞生的，其政治性始终高于学术性，这一点，甚至自由主义者们当中的清醒人士自己也不否认。**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就曾揭穿这其中的虚幻，终结了自由主义元叙事的学术追求。在他那本被评价为“终结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写作”的《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中，他写道：“辉格派的历史学家们会画出一些串联特定历史事件的线索，例如，有的线索可以经由马丁·路德以及一长串的辉格派，最终达到当代的自由。如果他没有足够的谨慎，他就会忘记了那条线索仅仅是他头脑中的一个把戏，他会逐渐地认为这一线索正是类似于‘因果链条’的东西。这种方法的全部结果，将是把一种特定的形式强加于整个历史情节之上，并且产生一个表现整个历史必然美好地汇聚于今日的通史图式。所有的一切都显示了数个世代以来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原则在起作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是进步原则永远的盟友，而天主教徒和托利党人则永远对这一原则产生阻碍。”
**如沃勒斯坦所说，自由主义在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获得了历史动力，也终将随着共产主义的退潮而失去其历史动力。**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巨变，很快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也等于是宣告了自由主义元叙事的不成立。伊拉克战争后期，小布什政府承认发动战争的主要考虑是石油，但仍然坚持，无论如何，世界需要一个自由民主的伊拉克，解放伊拉克仍是“Freedom Agenda”的一个步骤。这差不多就是自由主义元叙事的一次回光返照了。
2. 中国的多重困境
由于身陷黑格尔-马克思元叙事与自由民主元叙事这一对局当中，在前述的多个“历史角色”之外，中国又多了一个角色——被虚构的自由民主元叙事锁定为“自由进程”主要敌人的那个国家。
中国有没有可能摆脱这一困境呢？比如，放弃黑格尔-马克思史观？或接受自由民主元叙事？结论是：都不可能。
前一个问题，实际上，黑格尔-马克思史观并不只是一个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基础，其国家权力源于带领全体人民向前迈进这一观念之上，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给全体人民美好未来这一承诺之上。无论是回到循环的历史，还是转向超人/贵族的道路，都将从根本上瓦解新中国的立国基础。
这就意味着，基于黑格尔-马克思史观的阶段论元叙事，也与自由主义元叙事一样，蜕变成了一种政治，并在政治斗争中获得历史动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两种元叙事之间的斗争，虽然不大会重回冷战时期那种全面的意识形态对抗，但仍然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不难想象，一旦中美开战，美国一定还是会以自由民主之名，而中国一定会以自主道路之名。自由民主是个“进程”，自主道路也是个“进程”，背后的哲学基础，都是元叙事。
后一个问题，自由主义元叙事与中国没有关联。一方面，中国历史本来就没有什么连贯叙事，被迫套进马克思史观的阶段论公式中已很勉强，要想套进自由主义的通史图式中几乎没有可能；中国古代历史上本没有人民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历史事件，更不用说将一系列具有自由民主色彩的事件串接起来成为一个连贯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大会以自由民主作为未来的终极目标，数千年的家国传统仍将长时期伴随着中国的未来，无论何时，“中国梦”都一定包含国家的强大，甚至如马丁等人所言，还隐含了恢复以“中央之国”为中心、以“朝贡体系”为主体的天下秩序。
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仍将深陷在被自由民主元叙事所制造的困局当中。张维为教授提到一位美国学者所勾画的民主vs专制大历史：古代时斯巴达战胜雅典是1∶0，专制获胜；二战后西方阵营打败了苏联阵营，是l∶0，民主获胜；两千多年民主与专制的对抗打成了平手，下一波会怎样? 可能就是专制的中国和民主的西方之间的对决。这种虚构就是一个典型，虽然明显是政治而非学术，但对中国来说的确是困局。
最后来看一下“现代性危机”的困境。
中国依靠全盘接受西方的现代性，成功应对了西方的挑战，并成为了西方现代传统的一部分。如今，面对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以及因此而导致的衰落，中国的未来出路无非是两条：一是作为西方现代传统的一部分（甚至是更现代性的一部分），与西方社会一起陷入越来越深的现代性危机；二是凭借中国自有传统中的前现代特质，例如儒家传统，消解西方现代性的危机。
有一种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说法，但论者们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论据。马丁在突出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时，主要强调中国自身的悠久历史和独特传统，而在提出“东亚现代性”、“日本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性”这些新观念时，也仍然认为这些现代性更多地源于东亚国家本土，是“与生俱来的现代性”，“扎根并形成于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中”。果真如此吗？现代性最为核心的信仰——“不再希冀天国的生活，而是要通过纯粹属人的手段，在尘世上建立天国”，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能找到一丝一毫的影子吗？
人们可以相信，中国和日本在接受西方现代性的同时，也都保存了自身的传统文化，包括传统的儒家政治哲学。但这显然不是现代性，而是典型的前现代传统。正如西方在对抗现代性危机时会借助古希腊的前现代传统一样，中国等东亚国家也在借助自身的前现代传统应对危机。
前现代传统就是“现代传统”这个特殊传统之外、之前的所有传统，那里才是真正的汪洋大海。亚里士多德也相信历史的循环，在这一点上，他与中国的儒家士大夫一样。当今世界的现代性危机昭示出了前现代传统的合理性：在循环的历史中，秩序信仰高于变革信仰，道德政治高于权术政治，人文主义高于技术主义，只有这样，才会产生对于现代性危机的有效抵抗，使人类逃脱集体沦为“末人”的命运。
如此看来，所谓中华文化拯救世界、中央王国统治世界，真正的含义，就是凭借中国的前现代传统来对抗整个世界的现代传统。因为随着现代性危机越来越深，中国的前现代传统已成为了唯一的指望。西方自身的前现代传统已经废掉了，正如福山所看到的，自由民主在成为现代传统的一部分并获得了自身的元叙事之后，也就陷入了自身的危机。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社会之时，也就是“末人”布满大地之日，福山跳跃着欢呼前者，却跌倒在了后者身上。
中国能成为世界的拯救者吗？尤其是，假如中国的前现代传统还没等真正挑起世界的重担，就早被现代传统中的中国人和西方人一起联手摧残至死了，中国的前现代超人在挺身而出拯救世界之前，就先在现代性大潮中被淘洗成低贱的末人了，哪还能有什么指望？
可悲的是，从当前的大趋势上看，这种可能性极大，甚至难以避免。就这样，中国的多重困境，也同时成了世界的多重困境。
四、结语
从1840年算起，中国通过转型并入“世界历史”还不到两百年时间，无论从哪一种“世界历史”的尺度上看，两百年的时间都是一个较小的时间段，不足以得出大的结论。即使考虑到整个世界已进入了高速发展变化的时代，也仍然如此。
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国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力冲击，以拼死应战的急救方式做出了一系列的路径选择。当今天的中国人终于可以比较从容地回顾这段历史，并重新审视这些选择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时，会发现这些选择基本正确，且具有很强的必然性——应战是必然的，并入西方“现代传统”是必然的，接受西方现代性是必然的，包括拥抱马克思主义也是必然的。
但这些必然选择，同时也令中国陷入了多个困境，包括自由民主元叙事带来的困境、现代性危机带来的困境，以及由于自身前现代传统被摧毁从而失去自救机会这个更大的困境。
认清中国的这些路径选择以及所处困境，极为重要。林肯当年针对美国道路说过：如果首先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正要去哪里，我们就会更好地判断要做什么和如何做。
面对巨大的机会和严重的困境，需要的是冷静细致的思考，过于乐观和过于悲观，都可能妨碍中国做出正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