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楠：埃及革命青年 错失的不只是机遇

【埃及乱局还在继续。据埃及官方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4日上午，埃及安全部队开始在开罗拉拜阿和纳达两处穆尔西支持者营地展开清场行动。埃及内政部称，对纳达的清场已经完成。穆兄会发言人表示，清场行动已经导致至少120人死亡。另据埃及军方控制的电视台消息，在清场行动中已有至少两名警察被打死。埃及的未来谁也看不见，但我们却见证造成埃及今天局面的起因和过程：今年5月，以28岁的记者巴德尔为核心的三位年轻人发起了名为“造反”（tama rrod）的签名收集活动，并于6月底声称集齐了超过总统竞选时得票数的2200万个反对者签名。在他们的组织号召下，6月30日穆尔西就职一周年之际，埃及各地爆发了数百万人的反政府游行。革命青年们怎么样了？观察者网驻埃及研究员王丁楠发回埃及革命观察纪实。】

革命的新一代

2013年7月3日，28岁的记者马哈茂德·巴德尔（Mahmoud Badr）来不及洗漱更衣，开着刚借来的车匆匆赶往埃及军队情报总部。在一间挤满政要的房间里，他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塞西说：“埃及人民要求你立即满足他们的愿望，提前举行总统大选。数百万人在外面等着，他们给我开的可不是空白支票，我没法跟人民说不！”

当晚，塞西通过已被军方控制的国家媒体宣布：总统穆尔西下台，宪法冻结，议会解散，最高宪法法院院长任临时总统，并尽快举行选举。话音刚落，示威者欢呼雀跃。庆祝的礼花在开罗夜空绽放，照亮穆尔西支持者的面庞，愤怒的口号声不绝于耳。

军方发动政变将总统赶下台，塞西的声明完全满足了巴德尔的要求。回想起这段经历，他说：两个28岁的记者和一个23岁的学生，我们三人为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国家定下了政治路线图，这感觉太棒了！

今年5月，这三位年轻人发起了名为“造反”（tama rrod）的签名收集活动，并于6月底声称集齐了超过总统竞选时得票数的2200万个反对者签名。在他们的组织号召下，6月30日穆尔西就职一周年之际，埃及各地爆发了数百万人的反政府游行。

在许多年轻人心中，巴德尔是埃及“1·25”革命精神的代言人。在埃及，10-35岁人口比例高达46%。这些“革命青年”（shabab-a-thawra）是指点江山、臧否时政的积极分子，也是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和主力军。其中，那些在革命和冲突中死去的人被尊为“烈士”（shouhada），享有殊荣。

从2011年年初开始，革命青年在多次政治运动中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们先是终结了穆巴拉克30年的统治，又把过渡军政府搅得动荡不安，随后借众人之力将民选总统穆尔西赶下台。两年半里，革命青年的队伍不断壮大。在穆巴拉克时代深感“政治无能”、“政治恐惧”的年轻人不再缄口不言。家庭、学校、办公室，街道、公车、咖啡馆都成了他们的“议事厅”。十几岁的孩子上街散发传单，拦截车辆行人收集反政府签名，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

在扩展人数的同时，革命青年内部的自我整合从未停止。“1·25”革命时，前政府“余孽”（al-falul）被率先清除出队。穆尔西上台后，青年们认为伊斯兰势力篡夺了革命成果，遂将后者剔除出去，并暂时吸纳了穆巴拉克的支持者，合力对付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革命青年肩负的使命是实现“1·25”革命的诉求——面包、自由、社会正义和人的尊严。有媒体评论说，如今的埃及革命青年是占人口半数的追求民主、自由和世俗的年轻人。

革命青年在抗争中建立起身份认同，但他们的差异也显而易见。**这些年轻人有的受过系统西方教育，有的则在学校混日子，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他们有的家财万贯，与穷人老死不相往来，有的则身处社会底层，一天收入不足两美元；他们一些人主张宗教平等、信仰自由，另一些则呼吁保持国家的伊斯兰特性；有的年轻人以懂英文、不会阿拉伯语为荣，认为埃及必须全盘西化以扭转落后局面，另一些则批评欧美风气堕落，期待民族文化复兴；**有些年轻人借“1·25”变革之机，凭实力和汗水迅速走上事业的正轨，但大多数则沉浸在革命的浪漫和成就中，无所事事坐享其成。还有一大批人整日站在街头打发时间，哪里出现打斗便过去声援，久之这便成了职业。

怨气与霸气

“1·25”革命后，青年成了国家的主人，心甘情愿为社会奉献。解放广场上，大学生自发打扫卫生；街道两侧和旅游景点，孩子们修补地面、粉刷栏杆；公益社团扶贫助残、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活动更加频繁。

但这种协力奉献的建设热情赶不上人们对国家的高期待。动荡过后，埃及政治权力出现真空，利益争夺激烈，吸引投资、重振旅游、改善民生和治安都无法在短期内实现。革命后埃及各项事业不见好转、国际地位下滑，青年人感到困惑和愤怒，一股“怨气”驱散了他们的自主、自决和自信心态。整个社会陷入空谈、指责和猜疑中。过渡军政府和后来当选的穆尔西成了众矢之的。

谈起社会问题和各自的人生规划，革命青年不再意气风发。集体出游或公益活动时，一些人开始自嘲道：“我们用一切办法消磨时间，参加这样那样的活动，因为我们没有工作，无可作为！”家境富足的大学生叹气说：“我现在想方设法离开这个没有前途的国家，但请你相信，我尝试过改变我的祖国，却发现无能为力。”一种不愿付出个人努力却又急于求成、忙于抱怨的心态在革命后的埃及各行各业迅速蔓延：企业职工每天用近一半的工时打电话、玩游戏，却说工作太累、薪水太低；大学生在校园里靠闲聊度日，甚至不能有效掌握本国的书面语言，毕业后便愤怒地抗议国家不为他们提供工作；因嫌工资低而选择在家待业的年轻人说：去年我把选票投给了穆尔西，我给了他机会，可现在我还是没钱！

与这股怨气相伴的是年轻人在革命中的全新体验：体制外的声音终将压过体制内，“街头运动”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穆尔西执政一年里，埃及记录在案的示威游行达9400多次。**当法院决定惩治塞得港足球案凶手时，当政府试图改革补贴制度时，当总统越位扩充行政职权时，革命青年的这一招屡试不爽。他们反对哪位官员便冲击他的办公地点，迫使后者辞职。两年半来，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大学，学生冲击办公楼，与保安械斗，最终把校长、院长赶下台的例子不胜枚举。7月3日的军事政变更是令年轻人深信，一旦民众占领了街头，军队也必须唯革命青年马首是瞻。

民主万能和民主无用

革命青年坚信自己“永远代表人民的意志”，不会被任何势力压服——是民主的力量帮他们控制了街道，占据了解放广场，直至对武装部队“发号施令”。穆兄会选举上台警示他们：选举制度和程序民主是信不得的，最大限度发动群众才是取得政治合法性、实现“1•25”革命目标的唯一途径。埃及青年作家玛丽•穆拉德（Mary Mourad）在政变后为《金字塔报》撰文指出：政府的合法性来自民主，而民主要靠数字说话——穆尔西竞选期间和宪法公投时有1000多万人投支持票，而“造反”运动收集到2200万个签名，后面的数字一经公布，总统和宪法就失去了合法性！

6月30日当天究竟有多少人上街要求穆尔西下台？埃及媒体说3300万，军方说1700万，BBC在比较世界多地的大规模集会后说，全国示威总人数小于500万。在游行人数上，革命青年与反对者存在分歧。但更触动前者神经的是外媒和穆尔西的支持者把这次“民主革命”定性为“军事政变”。政变意味着军队上层别有用心地利用了民众，意味着主动权掌握在部队手中，与“民主万能”的逻辑大相径庭。如今，在革命青年阵营里，政变成了谈话禁忌。有时记者的“政变”一词刚出口，对方便会暴跳如雷。

革命也好，政变也罢，借“民主”之力取得政治收益的并非只有“造反”运动一家。穆尔西下台前，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党派曾在6次全国性投票（包括总统、议会选举和宪法公投等）中获得压倒多数。民主与伊斯兰结合所释放的能量一度令埃及国内、海湾地区乃至西方惶恐不已。面对此起彼伏的抗议声浪，穆尔西曾多次要求议会选举，试图将反对派纳入民主体制。革命青年拒绝了这些提议，理由是总统不下台，选举就不可能公正民主。

革命青年向伊斯兰势力传递的零和思维与穆巴拉克追随者的行动如出一辙。后者是穆兄会的强劲政敌：埃及的警察、情报系统和武装部队是穆巴拉克长期经营的私家军，一直试图把穆尔西赶下台；穆巴拉克的支持者还主导着外交、司法，操控大众传媒和各级公务员。革命青年发起“造反”运动后，多家财团立即予以资助，司法部门主动为其提供法律支持。

穆兄会上台得益于下层民众投票支持。但自今年5月起，埃及停水停电时常发生（一天2-3次，每次两个小时是家常便饭）；汽油短缺使加油站前排起长龙；警察不见踪影，任凭治安恶化——穆尔西的支持率因此直线下滑，革命青年则借助这股民怨壮大声势，直到7月3日政变。

耐人寻味的是，民生难题在军事政变后的第二天立即得到缓解：警察开始执法，加油站储油充足，股市上涨，埃镑升值，断水断电再也不见，电力首次出现盈余（电力部门给出的原因是“民众节电意识增强”）。埃及百姓说：“仿佛一觉醒来，一切都变好了，但又觉得很奇怪！”是不是有幕后黑手暗中操控？大家众说纷纭。

政变一周后，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同意援助埃及120亿美元。这使穆尔西政府此前殷切期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48亿美元）相形见绌。提供援款既是出于维护地区稳定的考虑，也进一步扩大了沙特对埃及的影响力，扭转了穆尔西执政时埃及与伊朗关系缓和的趋向。美国兰德公司的专家评论道：美国高兴地看到过去在埃及的老朋友重登政治舞台，但另一方面，鉴于海湾国家注资，美国的军援和贷款对埃及政府的牵制力已很有限。

7月17日，埃及临时政府组建完成。内阁成员由自由派、纳赛尔派和穆巴拉克前政府官员组成，伊斯兰势力被完全排除出局。纵观每位成员的履历，他们或是在美欧留学，或曾在海外工作，或者是子承父业、出身名门。这些资历和背景是占人口90%以上的埃及人想都不敢想的。新政府的民意基础如何，能否得到众多革命青年的认可还尚待观察。

与此同时，一些正在创业的年轻人开始担忧：如果穆尔西执政时的私有化改革停滞，军队和亲穆巴拉克的财团借机扩展经济地盘，一切又会恢复到从前，他们的企划和憧憬将瞬间变成泡影。著名经济学家Hernando deSoto曾在2004年受埃及政府委托深入考察当地经济。他们的团队发现：在埃及得到开面包店的经营许可需500天，开公司需获得56个政府部门批准，批一块土地要超过10年。政治精英操纵审批程序，轻而易举地剥夺了那些不属于穆巴拉克政权的平民百姓的致富机会，使穆兄会之类的地下组织变成穷人维系生存的最后屏障。

然而穆兄会等伊斯兰团体由反政府组织通过民主程序上台，却感到自己用两年多的时间走进了前政府布下的圈套。半年前，如果埃及的革命青年与穆巴拉克势力划清界限，摒弃零和思维，接受穆尔西的议会选举提议，拿出收集反政府签名的干劲使穆兄会在选举中惨败，或许还能把埃及政治带上包容、多元的正轨。这样的机遇失不再来。

如今，革命青年仍占据着解放广场，要求把穆兄会从埃及彻底清除出去，不达目的绝不撤退。我身边一些穆兄会的朋友则陆续从支持穆尔西的游行中走出来，转而考虑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政变和民主能否兼容？西方民主制度在埃及有用吗？是否还有必要尊重所谓的民主规则？这些穆尔西的支持者也是埃及的年轻人。一年前，他们被革命青年剔除出阵营，政变后又被同龄人称作“恐怖分子”。此刻，他们正陷入前所未有的沉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