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反腐同样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编者按：近日，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会同马达利亚加基金会举行反腐败议题的国际研讨会，讨论中国反腐败经验，促进国际间的反腐败交流。李世默先生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反腐同样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演讲，本文系根据主办方提供的会议记录翻译，**由观察者网独家刊发。

李世默在他的讲座开始便指出，当代腐败成为全球舆论和学术关注的热点其实仅20多年时间。冷战时期，世界上很多国家腐败十分猖獗，但在当时意识形态对峙的时代主题下，反腐败屈从于两大阵营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印尼的苏哈托和菲律宾的马科斯都非常腐败，但他们凭借着西方阵营盟友的身份而得到长期庇护。在苏东阵营中，情形亦然。自冷战结束以来，对腐败的研究和著作大量增加。非常有趣的是，在对腐败问题的认知上，学术研究和决策层一直被一项先入为主的“共识”所劫持。这项“共识”在起初阶段缺乏足够的经验数据支持，但自冷战结束以来却一直大行其道。根据这项“共识”，各个国家的腐败症状都可以推导出一份标准化的病历：没有推行彻底的经济自由化；缺乏多党竞争；没有建立独立的司法；缺少新闻自由；没有强大的公民社会。这项“共识”进而设计出一套测量腐败程度的标准化体系，大多基于一个单维而武断的指标，即将腐败等同于贿赂。根据这一衡量标准，腐败仅仅在程度上有区别(《腐败征候群:财富权力和民主》Syndromes of Corruption: Wealth, Power, and Democracy，迈克尔·约翰斯顿Michael Johnston著，2005年)。

在这类单维指标的测量报告中，透明国际发布的廉洁指数最具权威性。根据上述“共识”，既然腐败程度可以直接测量，而腐败原因千篇一律，对症的药方也必然如出一辙，即建议各国推行以下政策：经济进一步市场化，即私有化；政治开放，即多党竞争选举；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成熟的公民社会。基于这一“共识”创建的病历、指标和药方，过去20年来，大批题为“反腐败秘诀”的鸿篇巨制上市，其泛滥程度绝不逊于传授发财秘诀的致富书。比如，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发表了《反腐败手册》；世界银行推出了《帮助政府反腐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了《发展中国家反腐行动计划》；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写了《腐败与良政》。尽管香港、墨西哥、坦桑尼亚腐败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却并不妨碍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开出同样的药方。这可谓标准化思维的绝佳案例。

然而，这些标准化的药方屡屡被现实证明几无疗效。近年来，学术界的专家已注意到这一情况，并开始对上述长期流行的“共识”进行反思。李世默举出印度尼西亚的案例：在苏加诺－苏哈托统治的40年里，腐败泛滥沉疴难起，以至于催生了一个专有名词“KKN”（印尼语中腐败、串通、裙带三个词的首字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印尼民众走上雅加达街头，高呼“KKN!”的口号抗议示威。从1998年开始，印尼根据“反腐败秘诀”鸿篇巨制中的药方，启动改革。几乎在一夜之间，印尼涌现出60多个政党加入竞选；总统第一次由国会选出，到现在已进一步改为普选；政府推动激进的经济私有化改革，大批公共企业售予私人；法律保障新闻自由；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大大提高(迈克尔·约翰斯顿，2005年)。但很多研究表明，1 99 8年以后，“KKN”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进一步恶化。在苏加诺－苏哈托时代形成的裙带联盟，以及专业集团（印尼独立后事实上的执政党）的纪律及规则被彻底废弃，但没有新的有效政治力量取而代之。2003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院长安德鲁·麦金太尔教授在一本书中指出，印尼的改革事实上不过是“一个苏哈托裂变成千千万万个小苏哈托”。与其近似，肯尼亚也经历了类似的命运。类似的“反腐败秘诀”的失败案例还有很多，而成功者却寥寥无几。

**迄今为止，学术界已经认识到，腐败问题极其复杂，其在各个维度和层面的衍生变异，远不是一个单向维度的贿赂所能涵盖的。**此外，在不同领域，腐败造成的不同影响也很难进行量化比较（见《贿赂的交易：全球化，经济自由化，以及腐败“问题”》Business of Bribery:Globalizatio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orruption，詹姆斯·W·威廉姆斯James W. Williams和玛格丽特·E·比尔Margaret E.Beare合著，1999年；《政府腐败与民主》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Democracy，苏珊·罗斯·阿克曼Susan Rose-Ackerman著，1999年）。最后，政治和制度上的反腐措施，其效果由于场合和条件的区别也千差万别。

李世默讨论了两个标准化思维失灵的案例。第一，关于腐败，接受度最高的定义是“滥用公信以牟取私利”。这一定义的关键是“公”和“私”的界定，研究已经发现，在成熟的经济体和转型的经济体中，界定方法和标准大不一样。西方发达国家是成熟的经济体，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之间界限十分清晰，已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但在中国，情况并非如此。中国正经历快速的经济结构转型，这意味着对“公”和“私”的界定也在随时调整。当下属于“公”很快就可能属于“私”。既然“公”和“私”的界限调整如此频繁，就很难准确定义腐败，更遑论精确量化。

程度近似的腐败，在不同社会造成的危害却可能有天壤之别。在成熟的经济体中，“公”、“私”界限清晰，程度较轻的腐败就会造成严重损害；在转型经济体中，“公”、“私”界限在快速调整，一定程度的腐败造成的损害就很难确定。

第二，除贿赂外，腐败还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比如，在发达民主国家，约翰斯顿教授定义的“权势市场腐败”就泛滥成灾。但是这种腐败如政治竞选捐款，利益集团游说，“旋转门”等已被合法化，换言之就是法制化的腐败。比如说，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指数排名上，美国相当靠前，但是在美国公众的印象中，远不是这么一回事(迈克尔·约翰斯顿，2005年)。77%的美国人相信民选官员为捐款人服务，仅有19%的美国人相信他们是为美国的根本利益服务（盖洛普）；59%的美国人认为选举不过是一场价高者得的拍卖游戏，仅有37%的美国人相信候选人的素质和能力决定胜负（盖洛普）；70%的美国人认为整个政府完全被利益集团操纵，根本不反映国民的真正意愿（《新闻周刊》民调）；83%的美国人相信大企业在幕后操控政府(Harris Survey)；93%的美国人认为政客会照顾竞选资金的捐助者(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报道)。在通常意义下，这些数字必然证明公众认为腐败严重泛滥，但是任何评级体系都不会予以收录，仅仅因为这些行为都是合法的。这就能解释为何美国的廉洁排名如此之高。

根据这一理论化思路继续展开，李世默再将中国的腐败问题置诸于历史视野下考察。腐败对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历朝各代都曾遭遇过严重的腐败。然而，中国有一项独一无二的制度，即儒家文官制度，或者说士大夫管理的政府。士大夫的精英地位并非来自于等级制，而是通过文化学习和科举考试取得。农民的儿子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就有机会跻身帝国的文官阶层。儒家文官必须恪守克己复礼、以致大同的道德理想，这一理想被北宋杰出的士大夫范仲淹提炼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而将儒家文官架上了圣人的道德高地。千百年来，中国民众按照这一道德标准来要求他们视为“百姓父母”的文武百官。与此相对，儒家经典也推崇安定祥和富足的家庭社会理想，即“小康”，让所有人包括官员的私欲和利益都能适得其所。数千年来，中国主流文化一直传承着这两种充满张力却又矛盾的理想，这也是中国式腐败千年泛滥的深层根源。统治者做不到“先忧后乐”，而“小康”之利却日益膨胀，王朝治乱循环即不可避免。

李世默谈起明朝的御史海瑞，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海瑞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明朝官员的俸禄很低，反腐的法律十分严酷，但腐败泛滥到极点。海瑞为官十分廉洁，合法的俸禄很低，以至于无法维持家庭的生计。据说，一年之中，海瑞只在母亲寿辰日吃一次肉。当下中国也有类似的困境，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人民普遍富裕起来，政治权力却仍要恪守超越常人的道德理想，这种矛盾和张力可能是腐败的深层根源之一。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月薪，可能仅相当于富人一餐的花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前30年，腐败程度相对较低，因为当时经济是公有制，几乎没有私人财产。**根据研究，主要的“腐败”行为是弄虚作假以逃避惩罚。市场化改革启动后，私人领域发展起来，腐败也随之泛滥。**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财富落差，成为腐败问题严重化的主要诱因。中国共产党保有了儒家士大夫的道德理想，同时又是现代国家的管理者，导致很多官员陷入不为圣徒便为窃贼的尴尬困境。在“反腐败秘诀”之类的大作中，根本不可能找到解决这一困境的药方。**这种源于文化传统的深刻困境，决定了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政策，或美国的“旋转门”模式，都不可能获得中国民众的认同。**必须正视官员身上每天都在发生的这种“灵与肉”的冲突，现在70后，甚至80后的精英都开始进入官员队伍，抵抗这种内在冲突的能力不会更高，要为保护好他们想到办法。

李世默认为未来控制腐败的政策选择必须基于中国悠久、独特的传统。对各国来说，都不可能指望依靠预先定制的，舶来的，但脱离本国制度、司法、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的药方来遏制腐败。决策者应致力于强化既有的制度，而不是盲目求医于舶来的药方。中国共产党保有了“先忧后乐”的儒家士大夫的道德观，同时从自身利益出发将反腐败上升到攸关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高度，这决定了中共自身的反腐机制依旧是遏制腐败最有效的药方。

展望未来，**更大程度的党内竞争是必要的。**通过网络反腐等形式吸纳社会力量的参与，已成中共的反腐新举措。经济发展本身就是遏制腐败的有力保证。如果按照透明国际的计算标准，单独考察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如上海，李世默估计其廉洁程度很可能高于希腊或芝加哥。李世默认为在反腐败的具体行动中，许多流传甚广的抽象观念实际上并不会有效果。很多专家鼓吹中国应推动政治改革，引进三权分立、制约平衡的政治体制，李世默猜测这一药方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成倍的腐败（也许会是现在的腐败量乘个三！）。此外，中国特殊的反腐道路尽管被很多人指责为缺乏持久的制度保证，治标不治本，但事实上却有一定的效果。比如中国当前的反腐风暴，将在未来几年中明显遏制腐败。当然，风暴之后腐败会死灰复燃，到时又必须启动另一次反腐风暴。这一做法当然不是理想的，但比那些纸上谈兵的“共识类”抽象药方要强多了。“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哲学，反腐败同样需要实事求是的“过河”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