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在中国：媒体上的病人们-俞冰夏

【观察者按：今日中国媒体上的社会新闻可谓五彩斑斓，弱势群体和矫情艺人比翼齐飞，无论是真实的悲情还是造作的表演都成为媒体的利用对象。从常艳、纪英男到唐慧吴虹飞，从十恶不赦的陈水总到绝望自残的冀中星，到了媒体上都是一片乱舞。本文作者俞冰夏从对冀中星的同情出发，深感今日媒体炒作实际忽略了他们真实的疼痛，从精神分析角度探讨中国的社会心理障碍问题，别具一格。】

既然我们发明了“中国梦”这个词语，几乎迫使我们总会碰到要用弗洛伊德的方式解梦的时候。多年来，精神分析学在东方不成任何理论系统，普遍认为的原因是弗洛伊德把学科建立在了古代西方神话和基督教的基础上，而显然，有点文化意识的人都会认为，你不能用古代西方神话和基督教的主题来破解中国人。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弗洛伊德也好，拉康和结构主义者也好，全球化以后的各路后拉康精神分析学派（无论是搞性别研究的还是临床精神病的）也好，都一点也不了解东方人的精神性格构成——这点不难理解，西方学界99%都是西方人。

但精神分析流行了一个多世纪，我们中国人自己似乎也没有兴趣理解我们的精神构成。很有意思，我在网上找到一篇出处不详，某位中国学者写的叫做《中国路上的精神分析学》（Psychoanalysis on the China Road, by Q Wang）的英语论文，各种语法错误与跳跃感很强的中式思维之外（这两者当然本身可以构成精神分析派文学批评的基础），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奇妙的观点：我们在过去的几千年里经历了各种严重的创伤和挫败，以至于我们不想面对它们，因此，会唤起创伤感与挫败感的精神分析自然不适合我们。这篇论文引用了余华的一句话：“如果中国人能忍耐，他们一定会忍耐，这是我眼里的中国特色。”——我找了很久，没有找到这句话的出处，但我们姑且当作余华说过这样的话——作者接下来说，中国人的忍耐，好像余华《活着》的书名，是种生存意识（作者在这里特意用了全大写的字母，SURVIVAL）。

**看完这篇论文我想，在西方精神分析学者眼里，如果这位名叫Q Wang的中国精神分析学者对中国人的理解有那么一点正确的地方，那么中国的精神人格很可能会是一个典型的不肯去看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患者，**由于长期对伤痛和挫败的“忍耐”，也即压抑（Repression），产生了诸如极度忧郁、记忆断片、不断做噩梦、闪回到某种伤痛状态等等症状。但是，就算这些症状再教科书，我们就是不吃药，就是不看病，且我们仍然活着，像一个真正的勇士一样，把眼泪当激素吃下去，再伤痛再挫败，怎么也要扛过去。我这么形容可能有点英雄主义，实际上这是大部分中国人每天都在经历的过程。

你看，我在这里已经做了一个主流西方精神分析的尝试，这种尝试自然是缺乏任何意义上的合法性的，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无论在临床医学上还是哲学理论上，还没有打下任何精神分析的基础。如果你去看看国家心理咨询师考试的题目，里面充满了诸如“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是——A集体主义，B爱国主义，C个人主义，D利己主义”这样的题目。**心理咨询与理论精神分析虽然是完全不同的学科，但这已经很能代表我们的社会选择对此类问题的理解。简单得说，信仰朴素唯物主义的中国人，从来就无法理解精神病。**当然，我们也有精神病院，至少认为狂躁症（学名叫武疯子）和严重的抑郁症（学名叫文疯子）是病，但除此以外，神经质（Neurosis）、歇斯底里（Hysteria）、自恋症（Narcissism）、轻度精神分裂、轻度孤独症、强迫症、俄狄浦斯／伊拉克特拉情结、童年阴影、性变态等等，对我们来说都是可以“忍耐”过去的东西，因此我们不必接受任何心理治疗，相反，中国人通常寻找朴素唯物主义的方法解决我们面对的情绪困扰——打个比方，强迫症性的上访和强迫症性地发微博艾特各大媒体是第一步，自杀性炸机场是第二步，拿刀子上街捅别人肯定是最后一步了。

我们能明白这些现象是对某种具体的暴力“创伤”的具体的暴力回应，但我们其实不能理解这些现象背后更细微的精神元素——比如，唐慧不仅是个强迫症性的上访人，她同时也是个有强迫症性撒谎倾向的人。在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当中，无论左右，前者都可以轻易找到叙事框架，后者则完全不能。同样，纪英男、常艳和吴虹飞似乎都有某种程度较高的神经性自恋症，而可怜的冀中星，说抑郁症当然是说轻了——不开玩笑，在中国缺乏完善司法秩序的情况下（这本身值得另一轮精神分析），舆论在哪里划一条粗暴的“神经病”线，这样的案例就会在哪里定论。我举这些例子，并不是说这些人的反面——所谓的当权者，就没有精神问题了，认识他们的精神问题更为重要，很可惜我没有多少一手资料可以拿来解析，但从新闻事件当中大概猜测，警察/城管系统当中，狂躁症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形式。

余华的《第七天》可以当作一个解析的对象。余华是中国少数有精神分析意识的小说家，任何有过的针对中国文学的精神分析派批评无一不把余华的小说当作最主要的文本分析对象，虽然可能有点荒诞的是，我看不出余华本人对西方精神分析有多么深入的研究，最终仍然是个中国式的朴素唯物主义者。读者普遍认为《第七天》是余华把近年来的社会新闻炒成的一盘菜，但至少在我眼里，《第七天》是把近年来致死的隐性精神病案例融合成的一个噩梦。

《第七天》里的人物大抵是具备中国性的，因为这些人物里很多有现实生活当中的原型。杨飞有抑郁症，且有潜意识里的，复杂纠结的恋父情结；杨飞的养父杨金彪为了他终身不娶，压抑欲望一辈子，我们根本无需赘述这里面的利比多问题；开餐馆的谭家鑫是拉康“重复”概念的好例子，他被不肯买单的公职人员羞辱的伤痛感每天不断重复，最后导致他不仅有收钱强迫症，里面甚至有些幻觉的成分；因为男朋友买了个假iPhone跳楼的“鼠妹”则是经典的“客体转移”病例，在自知却无法自控的情况下，把情感全部转移到了个iPhone上。

余华用了圣经的隐喻给这本书起标题，我不清楚除了简单的噱头以外有什么其它意味——好像精神分析对中国人不适用，基督教的概念显然更不适用。如果一个西方人写《第七天》这样的故事（这里我说的西方人包括拉丁美洲和东欧，并非阶级上的分割，匈牙利人拉斯洛•克劳斯瑙霍尔凯的《撒旦探戈》是《第七天》很好的参照比较），他一定会认为这一切荒诞的起点在所谓“人性”本身精神性的荒诞上——与“生存”无关的荒诞。说得简单点，西方人习惯的社会批判通常从个人开始，而我们习惯的社会批判通常从抽象的社会开始。我说余华仍然是个朴素唯物主义者，是因为他虽然叙述了这些精神病例，却还是把整本书的道德批判点定在了中国人对“死无葬身之地”的执念上，这种执念，好像中国民间风俗当中的很多执念，其基础是最朴素唯物主义的——它既不是为了升天，也不是为了超度，仅仅是为了入土。

最后我要说，我并不认为中国人对自己的精神构成缺乏好奇心必然是件“坏事”，我认为Q Wang的看法是正确——选择不面对问题，可能确实是我们面对问题的最好方法。毕竟，西方精神分析再发达，真正能最有效改变精神状态的治疗方式，除了吃药没有别的。鸦片之后，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决然把这类药给戒了，而事到如今，至少在大意义上，我们还好好活了下来，并且做什么都不误，最多偶尔发作一下，发作完还是能冷静下来，且似乎没有严重的积郁。我们不相信精神病，不相信西方人正在死磕的那些“快乐小药丸”，我们也不分析自己——很可能，这是我们尚能维系正常生活的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