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伊朗竞逐埃及革命-王丁楠

埃及7月3日政变以来，国内冲突丝毫未得缓解，反而愈演愈烈。政变三周来，埃及的政治动态并不仅限于穆尔西的支持者与反对派（或军队支持者）之间的冲突。地区大国选择、联合埃及国内势力争夺主导权，这样的局面日渐清晰地展现在埃及人面前。伊朗和沙特竞相扩展在埃及的影响力是其中一条重要线索。

沙特与伊朗之间存在明显的民族、教派、社会制度和地缘政治冲突。当地区局势稳定时，这些结构性矛盾往往处于“休眠”状态。当外部危机爆发时，潜藏的冲突会被迅速“催醒”。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掀开当地教派冲突的盖子，什叶派政府在伊拉克通过民选上台，激化沙特和伊朗的矛盾，这是一例。2011年年初以来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革命浪潮也是如此。

美国深度介入中东局势加深了沙特与伊朗之间的结构性对立：沙特感到伊朗作为异族介入阿拉伯世界，为整个地区带来安全隐患和意识形态挑战，而美国纵容伊朗在伊拉克扩张势力范围，旨在制约沙特的领导地位。反之，伊朗视美国在海湾部署兵力和对伊严酷制裁为最大威胁，认为美国通过扶植沙特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

埃及1·25革命和穆斯林兄弟会上台为伊朗扩展实力提供了机遇。近半个世纪以来，埃及的萨达特、穆巴拉克总统及其领导的武装部队与沙特密切合作，对伊朗严加防范。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日益成为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同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走上一条同西方和以色列对立的道路。

埃及在历史上（969-1171年）曾为什叶派国家，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曾经是什叶派的最高学府。如今，埃及国内的什叶派穆斯林在80万到两百万之间（没有官方统计数字）。穆巴拉克执政30年来对这一群体实施高压管制，将埃及定位成伊朗的坚定反对者，并以此巩固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合作。

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

穆尔西上台后对伊朗采取缓和政策。一年之内，两国领导借多边外交契机实现互访。穆尔西于去年8月赴伊朗参加不结盟运动峰会，成为1979年后第一位造访伊朗的埃及国家元首。内贾德步其后尘，于今年2月来到开罗，参加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成为伊斯兰革命后首位踏上埃及土地的伊朗总统。埃伊两国试图开通航线，发展旅游和经贸往来。穆尔西还提议吸纳伊朗加入由埃及、沙特、土耳其组成的对话机制，共同商讨叙利亚危机的解决方案（沙特很快退出了四方会谈）。

穆尔西上台后的埃及外交新动向遭到国内民众的质疑和声讨。出于教派分歧和保守立场，与沙特关系紧密的埃及萨拉菲派反对埃伊关系缓和，实属意料之中。除他们以外，埃及的年轻人在谈及伊朗时也十分谨慎。他们常常说：“我对那里的一切都不了解、也不感兴趣”，仿佛带着自我审查一般，生怕别人认为自己有同情什叶派的倾向。还有些大学生很肯定地说：“伊朗人来埃及旅游会泯灭我们的民族特性。他们会在埃及散播什叶派思想，愚弄无知的埃及百姓。与伊朗缓和关系是穆兄会搞垮埃及的阴谋。”

穆兄会与伊朗政权的共同利益究竟何在？首先，双方都在革命中上台，具有很强的伊斯兰属性。穆兄会通过埃及1·25革命获得政治权力，伊朗则努力将“阿拉伯之春”解读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在阿拉伯世界的延续。双方在意识形态上有共通之处，都认为此次阿拉伯革命预示着伊斯兰势力在政治上的觉醒。

第二，双方均乐见教派和解，并以此为己任。作为逊尼派穆斯林的跨国组织，穆兄会希望同什叶派联合起来，打击共同敌人，这与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外交政策不谋而合。伊朗政府强调什叶与逊尼派有共同的伊斯兰属性，并以伊斯兰的名义在阿拉伯世界扩展影响力。例如，在巴以问题上，穆兄会和伊朗政府都认为冲突的实质不是某一国或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矛盾，而是伊斯兰和整个穆斯林群体与美国、以色列的对立。

第三是政治理念上的共识。穆兄会主导的埃及政府、伊朗的伊斯兰政权、正义与发展党（AKP）领导下的土耳其，三者之间尽管存在制度差异，但都推崇民主与伊斯兰的结合。这样的理念和实践冲击着海湾国家的治理模式，削弱了沙特等国在地区的软实力。

埃及穆兄会与什叶派的伊朗政权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穆尔西执政时的主要对手是穆巴拉克势力的追随者，他们几乎都是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埃及的保守宗教势力与穆兄会若即若离，他们要求穆尔西对叙政府采取强硬姿态。在民意基础不断下滑的情况下，穆尔西向后者寻求支持，于6月15日召开集会，宣布埃及与叙利亚断交。

尽管如此，穆兄会仍然是伊朗在埃及的首要合作伙伴，双方的共同利益超过分歧。埃及军事政变发生后，埃伊关系急转直下。武装部队关闭了伊朗在埃及的媒体，并逮捕了其主管。临时政府外长、穆巴拉克时期的驻美大使宣称：穆尔西执政一年来的外交政策需要重新评估。伊朗外长Abbas Araqchi则声明7月3日穆尔西下台是一场军事政变，表示伊朗反对军队介入政治，要求埃及恢复穆尔西的合法地位。

埃及政变一周后，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同意援助埃及120亿美元。这使穆尔西政府此前苦苦期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48亿美元）相形见绌。提供援款既是出于维护地区稳定的考虑，也进一步扩大了沙特对埃及的影响力，扭转了过去一年来埃及与伊朗关系缓和的趋向。对沙特而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动荡已经严重危及了地区稳定，埃及倘若出现内战，不仅会动摇中东格局，还会引发外部（非阿拉伯）势力的入侵和干涉。与如此严峻的后果相比，提供经济援助帮助埃及军方维稳，成本要小得多。

军政府主导埃及过渡进程为沙特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军队是沙特王室在埃及最信赖的盟友，也是埃及国内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政治势力。除此之外，无论是穆兄会还是自由、世俗派政党都对沙特政府心存戒备。埃及革命青年发起的“造反”运动更是在公开场合痛批沙特政教合一。沙特政权支持的萨拉菲党派因为在埃及政变时导向军队一方，迅速失去了民意基础，并同穆兄会一起被排除出过渡政府。投机心理非但没给萨拉菲党派带来好处，反导致其成员对领导层失去信任，大规模退党。除武装部队外，沙特在埃及的政治合作伙伴是非常有限的。

1·25革命后，埃及日益成为沙特和伊朗的争夺焦点。同时，大国博弈下的埃及军事政变也牵动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的命运。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约有30万难民迁移到埃及定居。政变发生后，武装部队和警察以叙利亚人干涉内政（支持穆兄会）为由，逮捕、拘禁埃及国内的叙利亚难民，并扬言要将他们驱逐出境，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穆兄会下台和埃及的乱局暂时转移了海湾国家和西方的注意力，为叙利亚政府军赢得了喘息时间。但另一方面，穆尔西倒台、军队主导过渡进程意味着海湾国家对埃及的控制力加强，预示着亲阿萨德的伊朗政府极有可能被排挤出解决叙危机的对话机制。对阿萨德政权来说，这场军事政变是否利大于弊，还要看埃及政治在过渡进程中的走向。

埃及政变还沉重打击了穆兄会在巴勒斯坦的分支——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并对其控制的加沙地带造成严重困难。埃及军方在政变后以维护西奈半岛安全为由，采取了罕见的严厉措施，封闭了埃及与加沙地带80%的物资走私通道，并禁止巴勒斯坦人通过拉法口岸（这是加沙与外界沟通的门户）。哈马斯政府税收锐减，领导人无法出境，成了瓮中之鳖。各地的巴勒斯坦难民无法在斋月返回家园。加沙地带生活必需品奇缺，各项工程被迫停工。当地民众感到埃及军方正借穆尔西下台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实施报复。

与加沙居民相比，埃及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更加忧心忡忡。埃及媒体一贯仇视本国的巴勒斯坦人，这样的风气在政变后愈演愈烈，引发国际舆论哗然。穆尔西执政时，许多埃及人指责政府对巴勒斯坦难民给予优待，任凭他们抢占埃及的社会资源，却不顾本国百姓死活。军事政变后，私营电视台“开罗与人民”（al-kahera wa a-nas）发布消息称：“穆尔西的祖籍在巴勒斯坦”，言下之意是穆兄会出卖埃及利益，一心为巴勒斯坦服务。7月26日，在被军队“保护”三星期后，法院正式下令拘留穆尔西，理由是1·25革命期间与哈马斯合谋越狱。

如今，一些埃及示威者与境内巴勒斯坦难民的矛盾一触即发。在ONTV频道的访谈节目中，受邀嘉宾提议“处死所有干涉埃及内政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人”。主持人附和道：“如果你们支持穆尔西，就要承担严重后果，你们会在大庭广众下被暴打，尽管这是非法的”。此外，CBC和“解放”频道（Tahrir channel）也散布谣言，激起观众对巴勒斯坦的仇视。埃及的人权组织声明谴责，巴勒斯坦记者协会恳请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亲自与埃方交涉。从前极力炮轰穆尔西政府的Bassem Youssef也在节目中批评政变后的埃及媒体成了“种族主义”和“法西斯”的代言。

从2006年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立法机构选举开始，该组织曾长期依靠伊朗提供的财政和军事支持（据当地学者估计，每月援助达两千万美元）。双方关系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开始下滑。埃及穆兄会的失利使哈马斯陷入孤立无援的险境。但同时，这场军事政变也使哈马斯和伊朗找到了反对埃及军人干政的共同立场，增进了双方重启财政、军事合作的意愿。在土耳其示威不断、埃及军队封锁加沙、卡塔尔权力交接的背景下，哈马斯唯有依靠伊朗。而伊朗也看重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的组织和影响力，尽管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仍然各执一词。鉴于盟友叙利亚已陷入内战不能自拔、缓和埃伊关系的契机一去不返，伊朗政府愿意通过对哈马斯的支持维系在中东日渐衰退的影响力，避免成为地区大国博弈的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