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中国必须跨过鸭绿江-吴俊

孟子有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大约同一时代的兵家孙膑也说过：“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可见这三个要素，对于一国的安全环境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从常理可知，“天时”与“人和”，时时都在变化，而唯独地利是千古不破的，换句话说，占据险要的地利屏障，对于一国家或者一民族的后世安危而言，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反之，如果失去了地利依托，不仅是贻害当代，而且祸及后世绵延无穷。

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横亘北方的山系庇护。绵延一千余公里长的燕山——阴山山脉，加上东面多山的朝鲜半岛，就是一道完整的屏障。各朝代的长城虽然路线不一，但是基本都是占据这些山脉的险要而建。如果没有石敬瑭或者吴三桂这样的人物出现，北方的游牧民族很难逾越这些地理上的屏障，进入中原腹地。当然，事情也并不是这么简单，在群山与渤海之间有一条平坦地带，被称作辽西走廊，这是一条非常适宜骑兵和机械化部队行进的通道，一直延伸到雄伟的山海关。如果对手控制了朝鲜，就可以如同日本陆军在甲午战争时走的路线一样，直接穿越辽东半岛，进入辽西走廊，不仅一下子隔断了东北与华北的联系；如果要沿着这条走廊继续南下进入华北，也绝非难事。

由于险要地利的缺失，山海关的城墙修的格外高大。因为，天下第一关的厚重城墙背后，实际上是无险可守的华北平原。回顾历史，这座雄关每一次向北敞开大门，都引发了中华民族命运的剧烈动荡。常常有人不解，为什么清朝在甲午战败后赔了日本人那么多银子？其实，北洋水师的覆亡并未动摇国本，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当时日军兵锋已经越过海城，进入了辽西走廊。**可以说，除了几条河流和扛不住近代火炮轰击的山海关城头以外，整个华北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地理屏障。日军总大将伊藤博文精通中外古今历史、更看得懂形势，所以才有狮子大开口的底气。**光绪皇帝和那些主战的清流们，固然昏聩，却还不至于不懂得“地利尽失、形势大凶”的道理；毕竟，当年的八旗铁骑就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问鼎中原。最终，朝廷把老迈的李鸿章推出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从后来发生的一切来看，尽管赔了那么多银两，《马关条约》其实也只是至多延缓了日本的全盘入侵计划。日本占据了朝鲜，那么吞并整个东北、然后沿着辽西走廊再次进入华北，就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什么时候动手，也只取决于他们的时间表而已。果然，到了1933年，日军继“柳条沟事件”后，又用几乎同样的剧本策划了一次栽赃中国军队的爆炸案，随后借口华北守军无交涉诚意，很快就攻占了关口；“七七事变”前，“两国”的边界其实已经到了北京郊外的卢沟桥。

今天，我们固然可以认为少帅张学良对东北丢失负有直接的责任，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早在39年前，叶志超从平壤狂奔五百里逃回来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野心家之野心，或者说战略家之战略，都是长远谋划的。

很多人在谈论半个多世纪前的朝鲜战争必要性的时候，往往只强调东北工业的重要。诚然，日本人留下的近现代化工业底子，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而言，确实极为的重要。但是，这点家底真能成为“非打不可”的理由吗？

一个大国所需要争到的安全环境，绝对不是国境线一隅的平静，因为这样的平静是注定不会长远的。**虽已改朝换代，但此时的英美并不认同中国的大国地位，毕竟就一年以前，他们的炮舰还在长江里横冲直撞；而承认对方是一个大国，就意味着需要用大国的游戏规则来划定各自缓冲区，**这显然是绝难接受的。事实上，“大国”地位，也从来没见过会从天上掉下来。

从中国军队入朝算起，抗美援朝历时两年零九个月，战线从鸭绿江推到了今天的三八线附近，真真切切地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大国的气势。**不但打赢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向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大国传递了强有力的信息：中国虽然积贫，但也是一个不能轻忽其安全需求的大国。**用毛泽东的话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事情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日本退出东亚舞台后，中国急需得到的，其实就是两样：地缘屏障和大国间的游戏规则。**这些数千年来原本都属于我们，只是在近代百年战败中被一路丢失。上述战略利益经抗美援朝这一战，全都拿回来了，这是何等了不起的壮举？当然，如果不放开眼界，是不容易看到其中利害的。中美间的交流固然因为此战推迟了十多年，不过这样的“损失”与战争获得的地缘利益一比较，就显得不值一提了。也正是有了此战，中美之后的交流才会更加的平等；所谓大国之间的互相尊重，都是建立在实力均衡基础上的，就是这么简单直接。

还必须提到的是，大国与小国的安全需求，显然是不一样的。通常来说，只有大国间需要保持一定的缓冲地带，**两个大国紧贴在边境上大眼瞪小眼，对全世界的安全和稳定，都是很不利的。古语有云，一山不容二虎，它们之间的地盘界线必须清晰、且相距足够远；**而野猪、鬣狗之类的，虽然也有领地意识、也有安全需要，但是他们的游戏规则与老虎之间的规则觉不可同日而语。经此一役，中美固然继续敌对了很多年，但是美国仍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此后美军再次用兵越南时，面对中国隔空喊话所划定的17°线，也基本做到了“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就是老虎与老虎的规则。在回顾1895年起，日本对中国的步步绞杀，或者1945年后美国对日本本土的全面占领，那其实是老虎强加给死猫的游戏规则。

**一国的工业，自然可以从一穷二白中建立起来，经济可以在安定环境中慢慢恢复元气，但是丧失有利的地缘格局，所有这一切都只是空中楼阁，**历史也在不断地证明这样的结论。抗美援朝这一战，中国虽然不能算是全胜，但是毕竟守住了一半的地利，而半岛最狭窄的蜂腰处仍然在三八线以北，即使进攻方已经高度机械化，但要突破一条正面只有170公里宽的大纵深防御地带，远比在宽广的平原上高歌猛进来的困难。据说，艾森豪威尔当年从望远镜里看了三八线对面，中朝军队依山而建的防御工事，终于认识到了继续进攻是不可能的，这才痛下决心，签订了停战条约。

艾森豪威尔将军是二战盟军总司令，策划过西线所有重大行动，包括意大利战役，而当年的经验还历历在目：**德国人只用了少量的二线部队，就在亚平宁半岛上构建了“窄正面、大纵深”的古斯塔夫防线，直到德国投降时，美军仍然没有占领意大利全境；反倒是在中欧平原上，漫长而昂贵的“龙齿”齐格菲防线，在巴顿的坦克部队面前犹如纸糊。**这些军事常识的背后，就是地缘利益此消彼长的博弈。

很多人喜欢往微小处探究大历史，诸如朝鲜战争是谁打的第一枪？背后是否存在苏联阴谋？或者凡此种种的细枝末节，并由此来证明中国加入这场战争是“错”的、是可以避免的。这种研究路径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毕竟有些时候也能“以小见大”；但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出发，就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即：半岛有事，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

实际上，从明末起的四百年间，中国曾三次大规模援朝，稍微分析一下其中背景，就不难发现“大历史”背后的规律。

从结果上来看，万历年间的两次“倭乱”最终以明朝的全面胜利告终。曾经对朝鲜国王狂言：“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而直入于明”的丰成秀吉，也因侵朝失败暴毙于京都。

但这场胜利背后，却容易让人们忘记战略层面的得失，这与抗美援朝的情况何其相似！**400多年前丰臣秀吉的那句：“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不正是甲午战争后，日本对中国百年侵略史的最好注解吗？**朝鲜半岛的山川险要之于中华民族，是何等的要紧。那么，就从那场丢失了朝鲜的甲午战争说起，看看半岛上的藩篱尽失，是如何让中国长期笼罩与日本阴影下的。

朝鲜之于中国，是化外的缓冲地带，之于外强则是最理想的跳板，当然外强也可以从大沽登陆直下京城，但是两栖作战没有后方，势不能持久；而控制朝鲜全境，则利于长期经营，同时也为登陆塘沽和胶东半岛提供了良好的前进基地。

从万历抗倭战争的故事中不难发现，**其实“假道朝鲜，超越山海直入中原”的计划，是日本人亘古不变的计划；这与欧洲战争史上，普鲁士军队和德军总是从荷兰、比利时等低地国家包抄法国，当他们夺下色当后，巴黎或不战而降、或几日就宣告陷落的情景惊人的类似。**一切侵略者都善于学习历史和地理，毛奇能够找到的捷径、希特勒也能从地图上找到；同样，丰成秀吉能看明白的道理，后世的伊藤博文、石原莞尔也看得明白，反倒是一部分被侵略的中国人的后代既不看历史、也不看地图，想当然地认为朝鲜只是一块贫瘠的山地。他们或认为，抗美援朝是中国领导人中了苏联的“奸计”；更有轻佻者，觉得只是中美之间缺少一部电话沟通。可是，正如抗战历史一样，纵使东京与南京之间有一万部直通热线，东条英机们会停下他们侵略的脚步吗？大国地位从来不是靠通电话寒暄出来的，而是在战场上较量出来的。

国际政治的大舞台上固然深藏各种阴谋，但是得失计算，都是摆在明面上的。苏联不愿意直接出兵（实际上出动了空军），无非是朝鲜对于苏联的战略意义，远不如其对于中国的那么大，自然地更希望中国出兵抵挡美国。即使苏联确实存在一个一厢情愿的阴谋，那么中国是否就应该冲冠一怒，将本民族在近代时受伤最深、最重要的地利之险丢弃的一干二净？这样的决策者，比之吴三桂又能高明出多少？

如果只是放眼于本国的核心利益，用“以我为主”的立场看待朝鲜问题。那么朝鲜李朝的党争倾轧，东学党起义的是非区直，或者南北朝鲜谁先开的第一枪，苏联有无算计等等，根本不值一提。当然，很多持反对意见的人，并不认同将美国于德国或者日本这样侵略成性的帝国等同起来，这实际上也是很多人认为，朝鲜战争无意义的一个凭空设置的论据。

美国是否有过侵略别国记录，这里姑且不谈，我们也必须承认美国确实大大不同于德、日这样侵略成性的国家。但是至少在1950年，美国并没有尊重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安全需求，美国对周恩来连续发出的警告置若罔闻。那么从道理上讲，这是美国践踏规则在前；而作为中国人，也大可不必用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善恶观，来判断国家的行为。

同理，如果我们抛开任何的偏见，使用同样的地缘政治观点来分析古巴导弹危机的是非曲直，就不难对1962年肯尼迪总统对赫鲁晓夫空前的热核战争威胁持赞赏态度：这场危机，是苏联先行践踏了大国间的游戏规则。苏联作为一个大国，她的核力量过分靠近了另一个大国，是一种严重的挑衅行为；尽管苏联可以辩解说他没有任何的恶意，或者从法理上，古巴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有权选择部署苏联的导弹，就如同很多人认为的，美军陈兵鸭绿江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一样。但是不要忘记，老虎与老虎之间的规则是不同的，保持敬畏和距离，对谁也没有坏处。当然，如果在“中国是否应该是一个大国”的前提上，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得完全出颠倒的结论，也属正常。或者，如果一个中国人总是觉得美国的做法，天生合乎情理；而中国同样的行为则缺乏道义基础，那么我也无话可说。

**如果古巴导弹危机的最后关头，肯尼迪由于胆怯而退缩了，那么他不仅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美国总统、更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罪人：美国人不仅将在家门口面对着数以百计的核弹头，更是放纵了对手侵门踏户的冲动——历史上奉行绥靖主义领袖，有谁没有收获苦果？**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1950年选择直面挑战，为后来60年的安全环境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向世界传递了不同以往的信息：“西方殖民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线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回过头来，再说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意义，也不过是这三样：

其一，将后来历史证明了的、全世界最好战的军事集团推到了足够远的距离以外，在朝鲜半岛上守住了半壁藩篱。

其二，是拼着一股精神气、以整个国家的意志，顽强地将战争进行到底，为自己打出了大国地位；虽然此后美国小动作不断，但是始终对中国有所忌惮。而中美关系的改善，表面上看确实姗姗来迟，但是这一战却为这种关系，提前定下了互相尊重的基调。

第三，这一战大大振奋了国内的民心士气。中国人一扫百年外战失败的屈辱，迎来了空前的自信与自尊，与过去那种萎靡不正，逆来顺受的民族面貌截然不同；“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国士之风重新回到了人民的心中。

以上三点之后，再其次的，大概就是保住了东北的工业基地。不过，对于一个历经5000年风雨不倒、从伤痕累累的百年屈辱中爬起来的民族来说，还有什么能比重振民族信心更为重要的呢？

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时，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们用声音告诉全世界：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当战火在朝鲜半岛的三千里锦绣江山上骤然停止时，240万中国军人让全世界都猛然醒悟：一个沉寂已久的东方大国，以“新中国”之名回归了！

1950年10月19日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从安东跨过鸭绿江大桥进入朝鲜；而这张照片拍摄的，是23日第二批入朝的38军，也就是后来在朝鲜战场上重创美军骑兵第一师、扬名天下的“万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