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武城管“打死”瓜农调查：邓正加的11年和城管廖卫昌的12年
7月17日有网民称，当天湖南临武县城管打死瓜农，此案掀起又一轮围绕城管与小贩的舆论风暴。有的人激烈讨论各种版本的“临武城管打死人”事件“真相”；有的人在网上悼念被临武城管打死的瓜农；也有的为临武城管申辩。《东方早报》记者赶到临武，实地探访城管“打死人”事件始末。
（记者 黄芳）夜幕降临，临武县城舜峰广场前高高竖起的电子大屏幕放着夸张的香港喜剧片，嚼着槟榔的男人们目不转睛地看着，突然就哧哧地笑了起来；开着宝马、保时捷的矿主们踌躇满志地出入灯红酒绿的夜总会；伴着《爱情买卖》高调的声音，有闲的中老年在广场上翩翩起舞；从广东小市场批发来的廉价衣衫、被小车推着叫卖的现榨果汁、被小孩子们喜欢的充气城堡塞满了文昌桥四周。
最近，这一带瓜摊冒出来了不少——两个瓜农卖力扛起大秤，吊着一筐西瓜估价，生意出奇好，早上拖来的1000斤西瓜只剩下了道上的一摊。“这里出事了，几天都没见一个城管过来管。”瓜农向外地人解释。
湖南临武县瓜农邓正加几乎成为一个符号。
7天前，他在一场和城管的冲突中死亡。事发当天，赶来围观的人们守护着他的遗体在事发地点超过18个小时，愤怒的人群与赶来维稳的武警发生了冲突，多人受伤。在此之后演化的“棒打记者”、“尸检疑云”、“家属封口”令该起事件增添神秘色彩和戏剧意味。
在他死亡的地方，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记者试图找到蛛丝马迹，纳凉的人们激烈地讨论着他们所听闻的不同的死亡版本；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网上悼念他。
与此同时，廖卫昌等6名涉事城管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
一切还得从7天前说起。
临武城管打死瓜农邓正加。邓的大女儿邓素丹回忆“抢尸”事件
凌晨3点起床的庄稼人
17日凌晨3点多，像过去11年的每一天一样，南强乡莲塘村村民邓正加和妻子黄细细迅速爬起床，他们从杂物间推出三轮摩托车准备开往果园摘瓜。
2002年，邓正加从村委会承包下这片方圆50亩地的果园。他在山坡种满了西瓜、脐橙和杨梅，其中西瓜就有20多亩，不远的一片园里还有8亩香芋和十几亩水稻。春夏之交卖杨梅，夏卖西瓜，秋卖香芋，冬天卖脐橙。
为了照顾果园方便，夫妻搬离村子的老屋，直接住到距离村子3里多地的果园的土屋里，除了马路对面的一户守林人，夫妻就在这个孤岛一样的山上远离人烟住了十几年。
农药化肥是果园的主要开支，为了节省成本，夫妻俩没有请帮手，他们每天凌晨3点起床，忙到晚上11点才睡。
果园年收入十几万元，养大了他的3个儿女，结婚、上学、买房。他坚持不让在湘潭上大学的小女儿邓艳玲办理助学贷款，“自己能负担的就尽量自己来做。”他为唯一的儿子邓青强在县城买了一套婚房，150平方米，连装修要50多万；他还花了5万元在村里置了一块宅基地，留作孩子养老。
临武把他评为“脐橙种植示范户”、“县劳动模范”。湖南省农业厅把一块红牌牌钉在了他家门楣——“农业科技示范户，2012-2013年度全国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湖南省农业厅制”。
这片果林是邓正加的光荣和梦想。大女儿邓素丹拿出他的一张往年照片：绿油油的脐橙林中，正值壮年的邓正加意气风发——又是一年的柑橘丰收。照片上是他自己书写的一行字，“从奴隶到英雄。”
满满一车西瓜装上了车，足足有1000斤。黄细细看了下时间，5点11分。邓正加坐上三轮车，黄细细开车走上了17公里外的县城。
研究农业技术是邓正加唯一的爱好。在果树种植上，邓正加很有天赋和头脑。“什么时候该种什么他都清楚，一茬瓜快卖完了他会赶紧种下另一茬，看市场也很准，哪种水果好卖他种哪种。”
邓素丹记得，每年邓正加总会往农场拉几车有机肥，那种肥料的配方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种出来的瓜也总是又大又甜。
她总纳闷：一个从不上网的人怎么会懂这么多新奇技术。
到县城已经是6点多，和夫妻俩同时进城的湾丘村瓜农曾发德记得，那个时间文昌路的两个允许瓜农摆摊的自产自销点已经被占满，农贸市场里卖小菜的菜农和菜贩也已经摆到了文昌桥头。
邓正加夫妇转到县城的老摊点解放南路。这条路是临武县城的老城区，道路狭窄，人流密集，上下班时段常常交通堵塞。临武县城管执法局今年初成立后，对这条路段加强了管理，不允许流动摊贩摆摊设点。
焦虑的城管队长
前一天晚上，临武县城管执法局三大队大队长廖卫昌躺在床上突然对妻子杨丽说，干城管真的压力好大，摊贩们不好管，怎么也管不住，城管现在是危险职业，不知道哪天走在路上就被人捅了。廖2001年退伍回来进入城管，这比邓正加承包果园早了一年。
早上7点半，廖卫昌刚吃过早饭准备去上班。妻子杨丽记得，丈夫出门时就像平常一样开开心心的，这打消了她心中的疑虑。
和廖卫昌结婚七八年，当中学毕业班老师的杨丽工作忙，家中的午饭，接送五岁女儿上下幼儿园，全是由廖卫昌包办。
不过今年年初廖卫昌当上城管大队长以来，他再没有时间照顾家事，杨丽感觉他的压力增加了许多。
城管执法局从城管局中剥离，在新任的执法局长胡郴眼中，新的班子试图在“规范执法、文明执法、人性执法方面做出一定探索，想为城管系统树形象”。
一则发表在“人民城市网”上题为《湖南省临武县城管执法转变执法方式得到群众好评》的文章在邓正加事件后被广泛流传，文章中提到，作为城管执法队伍，要想根本改变外界“粗暴执法、野蛮执法”的看法，也必须从自身的一言一行做起，做到“执法让人感动”。
文昌路口旺旺商场的老板王兴（化名）注意到新任执法局的一些变化。他看到，一些城管队员会开车帮瓜农把西瓜搬运到允许摆摊的区域；而以往瓜农设摊较多的老街区有段时间交通也通畅许多。
不过这种情况仅持续了很短时间。自产自销的合法摊点太少，瓜农摆不下，就又开始和城管打起“游击战”。
廖卫昌的父亲廖天兴在看过许多新闻后，对儿子的工作总是有些担心，他一见到儿子就叮嘱说，“农民一杆秤20多元钱的，不要去折农民的秤。”
而廖卫昌多数时候也认真地回应，“不会的，我知道他们不容易，最多把他们喊走就是了。”
“以前是中队长，上面还有领导就不用怎么操心，现在当大队长要操心好多事情了。”对上级领导踌躇满志的改革目标和任务，廖卫昌不时会流露出对完成工作的不自信和焦虑。
杨丽常常看到，下班后，廖卫昌还在屋里看文件，他有时会抱怨小摊小贩们“好难管，跟他们讲不听的”。
而网上有关城管的新闻，廖卫昌也会特别关注，看完会感叹“城管难做，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
杨丽发现，廖卫昌在家只看相亲和选秀等解压型娱乐节目。
在解放南路湖南米粉店的老板邝某看来，廖还算和和气气的一个人，“不是那种呼来喝去、很凶的城管”。王兴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看起来蛮温柔的人”。
不过，邝某也遇过廖的队员里有很凶的人，一次她把桌子摆出去一点，就被勒令一张桌子交100元，“有的还会动手打人”。
杨丽的父亲是搞教育出身，“如果是别人当大队长，我父亲一定会提醒他工作中别太较真，不要惹事，但对他我父亲还很放心”。杨丽眼中，廖卫昌在朋友中是一个劝架的角色，他常常被朋友叫去调解夫妻矛盾。
“赌博输了一头牛”
冲突发生前的一个小时，邓正加的外甥女、在县城居住的邓湘英曾叫邓正加到家里来吃早餐。他回说，“等卖完西瓜再来”。
今年至今，邓家的西瓜已经卖了2万多元。那天生意出奇的好，摆摊没多久500多斤西瓜就卖出去了，两口子想一鼓作气多做点生意。
对邓正加夫妇来说，这样的辛苦日子再坚持一年半载就到头了：小女儿快要大学毕业；儿子也快娶媳妇，城里买的房子债快要还清了。
今年5月一个潮热的午后，邓的堂外甥邓红刚去池塘捕鱼路过邓正加的果园，邓喊住了他。给他看满手的黄茧，“手掌中几乎没有肉，全是厚厚的一层茧。”
“外甥啊，再过一年我就不用过这种苦日子了，到时候咱们两个好好坐下来喝杯酒。”邓红刚记得堂舅说这句话时表情很兴奋，可是他听起来有点想哭。
8点多，廖卫昌和他的几名队员走向邓正加的摊子。
邓正加是莲塘村一户农家两子四女家庭中的老五。在他的弟弟邓永才所拟的悼词中，邓正加自幼勤苦耐劳、精打细算、脑袋精明，且在年轻时就学会了砌墙砌屋的手艺，却“身染恶习，沉迷赌博，致使家庭吵闹不休，负载累累”。
在发小邓良金眼中，少年时的邓正加会打篮球、爱开玩笑、脾气直率、爱喝酒、抽两块钱一包的相思鸟，这是当地一种味道很冲的卷烟。
据邓素丹讲述，邓正加脑子灵活，养过猪、牛，做过倒卖牲畜、果产品的生意，也曾南下广东做些小本买卖，不过因为早年好赌，进来的钱都流水般出去了。
邓素丹听亲戚讲，邓正加曾经拎着一头牛直接到赌桌前，跟别人掷骰子比大小，一把定输赢，赢了的人牛牵走，那是一头牛市值3000元的时节。
结果，邓正加输了，他爽快地让对方牵走了牛。
1988年，邓正加与文溪村的姑娘黄细细结婚，对方小他3岁，同样精明能干。因为邓的赌性未改，家里的钱几乎都被输光且欠下了一笔不小的债务。
在邓素丹童年的记忆中，父母两人总是吵，无数次闹离婚。她记得，吵得激烈时，黄细细把邓正加的脖子、身体都抓出一道道血痕，但邓并不还手。
邓家媳妇下了狠心要治丈夫的赌病，她悄悄地找村子里借给过邓正加赌债的、曾与邓正加是赌友的每户人家，说服人家，立下字条不要再与丈夫赌博，不要借他赌债。
黄细细请来了邓正加有威望的叔叔，劝说丈夫不再赌。
日子从承包下那座荒山建果园开始发生转机。邓正加为人实在，电缆店的王老板看着他在门口摆摊十几年，“一块钱的西瓜别人喊九毛他也给，结账少个五毛一块的他也不计较。”
曾经的优秀士兵
廖卫昌和他的队员们一步步走来。在杨丽看来，丈夫豪爽、乐观又有担当，他是靠自己的努力才走到今天。这也是生长在教师家庭、条件优越的杨丽放弃诸多追求者而选择他这个农家子弟的原因。
廖卫昌是在浙江的武警部队当了三年兵之后，退伍后2001年分配到城管队的，服兵役的那几年，父亲廖天兴每年都能收到从部队邮来的“优秀士兵”证书。
1977年出生的廖卫昌出生在一个退伍军人家庭，是三个儿子中的老二。他的母亲是农民，父亲廖天兴早年在云南、贵州等地当过铁道兵、警卫，押送过炸药包，看守过油库。上世纪70年代从部队退伍后被分配到郴州市东波有色金属矿厂做会计，在此后为了与妻儿团聚回到老家临武，并在某粮站工作，不过因为粮站在改革中破产，廖天兴以普通职工的身份内退。
廖卫昌的叔叔廖细兴也是一位军人，在入伍参军后不久，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
这样的家庭仍保留了军队的习惯，纪律要求严格。尽管家庭不富裕，但廖父本身热爱读书，自学历史，他也希望三个儿子都能好好求学。儿子们没考好时，廖父会用筷子敲打他们掌心，廖卫昌并不回嘴。
与同龄人相比，廖卫昌乖巧有礼貌。他的中学班主任刘老师记得在很多年后，两人偶遇街头，廖卫昌远远地就冲他招手，并大声地问好。
廖父至今住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单位家属院，57平方米，设施简陋没有独立卫浴，屋内唯一的电器是电风扇，这也是廖卫昌和他的兄弟一起长大的家。
在廖天兴的印象里，廖卫昌少年仅有的调皮是和幺弟撕扯被子打闹。而在杨丽眼中，比他大3岁的丈夫显露出超年龄的老练。“我带女儿出去，他总要提醒不让陌生人拍照，小心坏人用照相机喷出迷药。”廖卫昌会念叨杨丽要小心各种社会和人情陷阱。
18岁，廖卫昌兴冲冲地报名征兵，各种体检关均通过，最后以指标不够落选；而条件不如他的某些干部子弟却成功入选，如此三次，直到20岁，他第三次征兵，廖极力要求父亲去托老领导说情，这一次顺利入伍。
在廖天兴眼中，儿子并不显露出特别的争强好胜，不过遇到挑战时，他也不肯轻易认输。
廖天兴对一件事情记忆深刻，廖卫昌刚入伍没多久，表现优秀被班长看中重点培养，这让比他早几年入伍的老兵很不服气，并有意无意地找茬。“廖卫昌找到那个老兵，跟他打赌，比几项技能，如果廖卫昌赢了就别再找麻烦。” 那一次，廖卫昌赢了。
“这样子打人要不得”
廖天兴家离儿子的单位不远，老人每天探过窗口就听到儿子在催促流动小贩搬离的声音。
事发当天8点多，廖天兴又听到了这个声音。家里的电表坏了，他想让略懂电工常识的儿子顺道上来帮忙修理一下。电话打过去，那头是急促有些不耐烦的声音，“我现在在忙，没时间过去，一会下班帮你叫个电工吧”。
当时走在路上的陈英（化名）目击了廖卫昌和邓氏夫妇第一次冲突的一幕。
她看到，城管在大声催促黄细细搬走。其中一名城管“拿起了四个瓜就走”。黄细细上前理论，随后双方发生了争执，有城管折断了她的秤杆，并要将她抬进执法车。“周围的人在呼叫，他们才把黄细细放下。”
陈英记得，城管走的时候，黄细细又骂了一句，有两名城管折返，其中一人打了黄细细一巴掌。
正在附近购买抽水机的邓正加赶忙返回，也参与了争执，后被周围的人劝离。
随后，邓正加和黄细细把瓜摊挪到了文昌路与临武大道路口，那里有两块允许摆摊的“自产自销农副产品临时销售区”。在路上，夫妻俩花22元钱重新买了一杆秤。
将近11点，廖卫昌、邝亚平、袁诚6人又开着面包车再度巡逻到了邓的摊子前。
接送小孩回家补课的郭五英听到路边的争吵声。“女的（黄细细）骂得很难听，当时城管在摄像，她说你再摄像，我就用西瓜砸你们。”
黄细细事后承认，当时的确骂了一句“你们是土匪”。她解释，这是因为城管队员要求交100元罚款，她交了但对方没有开具发票。
在郭五英看来，黄举起那个西瓜只是做做样子。
当时，邓正加正在吃饭，他把饭碗放下去拿秤，秤还没拿起来，执法车里跳下来几个人，肢体冲突开始。
有围观的人看到，五六个人围着打夫妻两个，很快黄细细就昏厥了。
郭五英看到，邓正加苦撑在地上，脸上很痛苦，有摩托车司机劝城管人员：“这样子打人要不得。”城管人员回说：“兄弟你不要管，不关你的事情。”
也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目击者称，在冲突中黄细细撕扯得很厉害，把几名队员的胳膊和胸都撕伤，他还看到，黄细细咬住了其中一名城管的胳膊，“咬得很厉害，差点把肉都咬下来。”
邓正加在冲突中死亡，黄细细在撕扯中扯下了一名城管的胸牌，写着“廖卫昌，执法三大队大队长”。
冲突到底是如何爆发的？至今没人能说清楚。
临武城管打死瓜农事件：瓜农邓正加家属展示秤砣和铁棍
“他怎么可能打死人？”
中午在接到朋友的电话时，杨丽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消息，“他怎么可能打死人？”
在她的眼里，廖卫昌连小鸟都舍不得伤害。他们家阳台上前不久结了一个鸟窝，常有鸟粪掉下来把衣服弄脏，杨丽曾经建议把鸟窝移除，但廖反对，“他在鸟窝下面铺了一层薄膜，他说这样既不会影响小鸟，也不会弄脏衣服。”
而当天官方通报的，“邓正加在争执中突然倒地死亡”的说法也让邓家人不能接受。邓素丹认为，父亲一向身体强壮，不然也不可能种这么多地。
而莲塘村的赤脚医生邓中文（音）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记得近几年都没有给邓正加看过病，他印象中此前对邓正加的一次接诊记录是农药中毒，邓“一个人有点晃地走了过来，打了一天点滴就走了”。
“城管打死人”的消息在小县城里迅速传播，邓的家属通过微博发布消息，许多媒体赶到了现场。几百个莲塘村村民赶到现场围住遗体。
邓正加的侄女说守住遗体的目的是“引起政府重视，说清楚解决办法”。在湖南民间，这种“拿死人压活人”的方式被称作“打人命”或“打命案”，这样做通常是为了向社会陈诉冤苦，或是针对“仇家”，向对方施压以满足己方要求。
当天，邓正加的遗体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上千名群众堵住了临武大道文昌路口，交通一度瘫痪。这让官方有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恐慌。
摩的司机郑志（化名）正在附近等待生意，他看到官方前后有4次试图“抢尸”。
对于官方如此着急将遗体移除，有网络流传的解释为 “2009年石首事件后，全国性的维稳工作培训中，将移除遗体作为防止群体性事件的标准操作”。尽管未得到证实，但却能在一些政府文件中得到印证。
据媒体报道，2010年四川广安市的一份经验介绍中指出：“及时转移遗体，是县级人民政府妥善处理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关键。在非正常死亡事件中，遗体最为敏感，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如果不及时转移遗体，就无法进入处置秩序，随时引发群体性事件。要把遗体转移到殡仪馆作为处理非正常死亡事件一道法定程序，确保一旦出现非正常死亡突发事件，遗体能无条件及时转移到殡仪馆。”
郑志看到，11点多，四五辆警车远远地停着，有警察试图过来移尸，被围观的群众拦住。21点多，事发周围的路灯全部被断掉。此时，已经有好几辆客车的武警到达了现场，这次针对遗体的移除仍未成功。
一名该县的县委副书记到了现场，郑志听到前面有人在讨论，家属代表正和这位书记谈判，随后，谈判似乎不成功。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家属要求公开事发时的监控录像，但官方并未答应。
在23点多，一次规模较大的官民对峙行动又开始了，郑志看到围观群众中有人向武警扔啤酒瓶，武警举着盾牌挡住，“啤酒瓶满天飞，就像手榴弹一样，气氛很吓人。”郑志看到，有几名警察头上、胳膊被玻璃碎片划伤。
而在这前后，有两名湖南某电视台的记者试图采访，但其采访车被砸，记者在冲突中受伤。
风波后一阵令人窒息的平静，围观的群众渐渐散去，有村民回去休息了，郑志看到，现场只留了百来人。
18日凌晨4点多，官方的又一次移除遗体行动开始。郑志看到，百名武警敲着伸缩警棍，朝着遗体方向冲来，所有挡在遗体周围的人都被打，他清晰地听到，有人在喊“妈了个*，不让路就去死”。警方追着人群一直打到文昌桥头，郑志的一位刚从路边网吧出来的朋友头部也被砸伤。
18日下午，官方对外否认“抢尸”一说，而称是为防止交通阻塞，“协助遗体运送”。邓的遗体在18日凌晨被安放在莲塘村口。
在事发后的第三日，邓正加的遗体被下葬。官方在此后表示，已对邓正加的家属给予各种赔偿共计89.7万元。针对记者提出的公开赔偿明细的申请，官方未予回应；而对于“赔付过快”的质疑，官方给出“死者为大，人道主义”的回应。
而邓的家属当天对早报记者也承认，“这个事情县里已经处理好了，不让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