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失业：失业队伍里将会有你么？-张车伟
就业对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压力减弱
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中国的劳动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就业对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压力减弱。2012年新增城镇就业1266万人，是过去9年来的最高水平。在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情况下，城镇新增就业与往年相比不减反增，既说明就业对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压力减小了，也表明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从劳动供给来看，现在每年新增劳动力数量大概为1500万-1600万人（未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中职毕业生，本、专科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复员军人），每年大约有500万-600万农业转移劳动力，二者合在一起，每年需要新安排就业的人员数量大约为2000万-2200万左右。从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来看，每年新增城镇就业机会在1200万左右，新增非农业就业机会在1500万-2000万之间，这样算来，劳动供求关系就呈现供给略大于需求的格局。
不过，考虑到每年农业转移劳动力数量的不确定性，以及新增劳动力也不会全部参与劳动力市场等因素，实际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与每年新增岗位数量之间最终就会呈现基本平衡的局面，这实际上也是当前就业形势稳定的客观基础。
劳动参与率下降，真实失业率偏高
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呈现稳定下降趋势，目前维持在5%-6%左右，这一水平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似乎并不高，然而，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的变化则揭示我国城镇失业问题依然严重。
2000-2009年，城镇劳动参与率从64.5%下降到61.3%，下降超过3个百分点，就业率则从59.6%下降到58.3%，下降超过一个百分点。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意味着更多的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而就业率下降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中有工作人口的比重下降。
我国曾是以劳动参与率高而著称的国家，1990年时，城镇劳动参与率仍然高达70%左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水平。但自此之后，劳动参与率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我国目前城镇劳动参与率已经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如英国（62.2%）、美国（65%）、加拿大（67.8%）、澳大利亚（67.8%）等国家的水平。我国城镇劳动参与率下降固然有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如教育年限的延长尤其是大学入学率的快速提高，以及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但更根本的原因则是由于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很多人不得不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之故。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参与率下降意味着真实失业率的上升。
如果假定保持劳动参与率不变，我国城镇失业率自2000年以来就会呈现上升而不是下降趋势。图1是我们假定城镇劳动参与率不变而计算的城镇可能的真实失业率与名义上的调查失业率对比。从该图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来，如果维持劳动参与率不变，城镇的真实失业率一直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最近5年来基本维持在9.5%-9.8%的水平，2009年的城镇失业率会是9.5%，而不是名义上的5.17%，真实失业率高于名义调查失业率近一倍。
对于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形势，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切不可因失业率统计数字较低而对劳动力市场形势过于乐观。扩大就业，让更多的人拥有工作仍然是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要挑战。
雇员化水平滞后于非农化
传统上来看，中国是一个农业就业和自雇就业为主的国家，而从农业就业转变为非农业就业，从自雇就业转变为雇员化就业是任何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须经历的过程。一个社会的发展，从就业角度来看其实就是不断实现就业的非农化和雇员化的过程。当然，雇员化需要以非农化为前提，因为要想成为雇员，就必须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但非农化并不必然导致雇员化，因为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既可以受雇就业，也可以通过自雇而就业；当无法找到合适的受雇工作时，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就只有在城镇选择从事个体工商业活动而成为自雇就业者。因此，通过观察就业非农化和雇员化的过程，可以判断出一个国家就业水平的发展是否健康。在就业非农化过程中如果就业雇员化水平同步提高，那么，这就是一种健康的发展状态；如果就业非农化过程中就业雇员化水平停滞，则意味着优质就业岗位匮乏，社会发展受阻。
比较中国就业非农化与雇员化进程可以发现，1978-2010年间，就业呈现快速非农化趋势，非农就业占就业比例从30%左右增加到63%，年平均增加超过一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雇员就业虽然也呈现增长趋势，但增长速度却大大滞后于非农化；雇员就业比例仅从30%左右增加到50%左右，年均增加0.6个百分点，雇员化趋势大大滞后于非农化趋势。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就业雇员化滞后于非农化的状况最近几年正变得越来越严重。在1990年之前，就业非农化和雇员化几乎完全同步，非农就业比例和雇员就业比例基本没有差别，但此后，非农就业比例开始高于雇员就业比例。1990年，非农就业比例高于雇员就业比例3.62%，此后二者的差异逐渐加大，而1997-1998年间又出现了突然增加的状况，二者之间的差异从相差7.9%增加到相差12.07%。2000年后，二者之间的差距基本上维持在13%左右的水平，截止到2010年，非农就业比例高于雇员就业比例13.27%。就业雇员化严重滞后非农化的后果是，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虽然实现了在非农部门就业，但很多就业采取了自雇或者灵活就业的形式，并没有转变为雇员化就业，显示出优质就业岗位不足，就业质量不高。
发达国家由于完成了城镇化和工业化，经济格局趋于稳定，雇员化就业程度都处于较高水平，并保持基本稳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最新数据，2008年发达国家和欧盟经济体雇员就业比例平均为86.2%，有的国家甚至高达90%以上，其中澳大利亚88.2%，法国89.5%，德国88.4%，日本86.5%，英国86.6%，美国93%。
反观发展中国家，它们大都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之中，雇员化程度往往较低，例如2008年印度尼西亚雇员就业比例只有33.4%，越南2004年该比例为25.6%，印度2005年该比例低至15.8%，体现了这些国家经济形态仍然比较原始、发展阶段相对初级的特征。
从就业雇员化程度来看，中国目前仍然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截至到2010年，中国雇员就业比例仅有50%，与发达国家平均86%左右的水平相去甚远。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先进的发达国家，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必须不断提高就业的雇员化程度，把大量仍然处于自雇或者灵活就业状态的低层次就业岗位转变为公司化、有保障的高质量就业岗位。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经济在加快发展的同时，还必须不断提高经济的正规化和组织化程度，在此基础上实现劳动力市场的雇员化和正规化。
劳动报酬增长偏慢
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下降是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但这也是一个常常被误读的问题。由于劳动报酬存在统计口径差异，使用不同口径数据进行国际比较常常会导致认识上的混乱。我们使用雇员劳动报酬这一可比口径数据进行国际比较发现，中国劳动报酬份额水平确实很低，但这主要是就业雇员化程度低所决定的。
当然，在使用雇员劳动报酬衡量劳动报酬的情况下，劳动报酬份额变动不仅反映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而且还和雇员数量变化密切相关，在给定工资水平不变条件下，劳动报酬份额会因雇员数量增加而上升。然而，自2003年以来，我国就业雇员化程度不断提高，但雇员劳动报酬份额却保持相对稳定，这意味着工薪劳动者实际工资水平在下降，劳动者分享经济增长程度不足；与此同时，工薪劳动者内部工资水平也出现分化，越是低收入的劳动者工资增长速度越慢，而高收入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相对快。
2003年以来，我国就业雇员化程度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从2003年的38.5%快速上升到2008年的45.6%；与此相对应，雇员劳动报酬份额却完全没有反映就业格局的变化趋势，雇员劳动报酬份额在1992-2008年间基本上保持相对稳定状态。根据资金流量表数据推算，雇员劳动报酬份额在2003年为30.33%，2008年为30.25%。在雇员就业比例不断上升的情况下，雇员劳动报酬份额保持相对稳定意味着雇员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城乡居民收入调查数据，我们估算了我国雇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从平均货币工资水平来看，全部雇员平均工资1985年为1098元，到2010年增长到28397元，共增长了25.85倍。而同一期间人均GDP从857元增加到29991元，增加了34.96倍；雇员平均货币工资增长速度低于人均GDP增长速度。使用平均货币工资与人均GDP之比来看，2003年全部雇员平均货币工资与人均GDP之比为1.34，到2010年下降到0.94，这意味着实际工资水平在此期间下降了接近30%。
不仅如此，雇员工薪水平的下降还表现出越是低收入和相对弱势的劳动者，工薪报酬水平下降得越快的特征。在全部雇员中，城镇职工是收入水平相对高，保障程度好，同时也是相对强势的劳动群体，而除城镇职工之外的其他雇员劳动者则基本上都是收入水平相对低、保障程度较差的相对弱势劳动者。自2003年以来，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与人均GDP之比从1.33下降到1.24，而除城镇单位职工外的其他雇员平均工资与人均GDP之比则从1.35下降到0.8，下降了0.55，这意味着后者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了40%左右（见图2）。
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加剧
在总量矛盾有所减轻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这种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体现为对熟练工人、中高级技术工人的需求无法及时满足，目前农村转移劳动力中，约83%只受过初中及初中以下教育，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比例仅有15%左右，缺乏技能使得很多企业难以招到合格的技术工人，而另一方面则是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
过去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大学毛入学率从1990年代末的不足10%增加到现在的25%左右，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学的毛入学率的差距仍很大。发达国家的大学毛入学率一般都在50%以上，例如法国为56%，日本为55%，英国为59%，美国为82%，韩国更是高达91%。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需要质量的提高，而且仍然需要数量规模的继续扩张。与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要求相比，中国大学生数量并没有过剩。
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一是大学生教育体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严重脱节，高等教育改革确实给了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并没有带来同样多的市场需要的人才；二是我国经济内生增长能力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经济目前仍然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部位，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与之对应的工作岗位主要为制造部门的生产性工人；而与微笑曲线两端对应的创新性服务性岗位都是适合大学生就业的岗位，无法实现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造成我国经济增长创造适合大学生就业岗位的能力不足。当然，大学生就业难与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并不是一种单向关系，而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