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全球动荡背后的经济腐败问题

最近土耳其、巴西、和埃及等国纷纷陷入社会动乱，但是问题背后的导火线都是经济问题。按照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所提供的数据，土耳其的通胀率是7.1%， 失业率为10.1%；巴西的通胀率是6.5%， 失业率为5.8%；埃及的问题最严重，其通胀率达8.4%， 失业率更是高达13.2%。目前，国内也有不少声音惊呼：“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改革到了深水区”；那么造成全球乱象的经济问题背后的原因究竟何在？我认为，是经济腐败导致了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在全球的蔓延。

我们先来观察已有的国际可比数据，再来调查经济腐败的表现和原因。

一、大国宏观数据的观察比较

到目前为止，中国是金融危机以来在经济上表现最好的国家。 目前，人们普遍预测中国2013年的GDP增长率将为7.8%，为世界各大国中最高；高于其他金砖国家如印度的6.2%、巴西的3.0%、俄国的2.8%、南非的2.4%；当然更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2.0%、 日本的1.6%、德国的0.4%，以及欧元区整体的-0.6%。中国的通胀水平也控制的较好，而西方国家目前还处在通缩的阴影之下：日本通胀率为0.5%、美国为1.7%、欧元区为2.4%；而中国的通胀率为3.0%、低于南非的5.8%、俄国的6.3%、印度的9.1%。中国的失业率与日本持平，都是4.1%，低于美国的7.6%、欧元区12.2%，以及其他金砖国家如俄国的5.2%、印度9.9%、南非25.2%。

不要忘记，中国人口总数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之和。有了这组数据，我们再讨论中国的经济腐败，就可以避免感情用事的态度了。

二、观察腐败的不同视角和含义

现在国内、国外反腐败的呼声都很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所说的内容差距很大，根本不是一回事。

为了说明西方标准下国际比较的困难，我还要介绍一组墨西哥的数据，因为专门测量腐败程度的国际透明组织（TI），给中国的评分与拉美大国墨西哥相当。墨西哥的人口1.2亿，接近日本。墨西哥的GDP增长率为3.2%，通胀率为4.0%，失业率为5.1%； 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墨西哥的人均国民收入GNI为$9,740 美元，是中国 $5,740 美元的1.7 倍。按照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国家”分类，墨西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是世行给中国推荐的赶超榜样。 而我把国际透明组织的评分告诉几个既熟悉中国、也熟悉墨西哥的美国朋友，大家都以为差得太离谱。

西方的国际组织，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及名义是独立的非政府组织、但是实际上是西方国家支持的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国际透明组织，主要关注的是政府腐败，评估方法主要依据西方的价值判断，而非完全依据客观的事实。国际透明组织的创始人是原世界银行的高管。**他们的观察标准是试图从结果出发，把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生活水准和政府的低腐败程度联系起来。把透明即程序民主作为反腐败的标准，这就造成一个问题：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在西方视角下必然至少是中等腐败国家。这也就是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根据之一。**用一位西方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的话说：“没有政府就没有腐败，废除政府就废除腐败。”但是，金融危机笼罩下的美国，反对贪婪华尔街示威运动的民众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腐败的根源是金融寡头和垄断企业。他们绑架了政府，掏空了百姓。两者结合，就是制度腐败。

我碰到过一位西方经济学家，他有一个吸引眼球的理论：叫“腐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为什么？因为他发现增长快的发展中国家，照西方标准都是不民主的，也就是腐败的。那为什么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呢？他的逻辑是：贿赂一个强势市长，要比贿赂上百个议员效率高得多，因为即省钱又省时间！我对中国和美国的观察至少证明程序民主不等于效率。美国一个中等城市修个立交桥花了7年时间，北京、上海修个环城高速公路也就2-3年，中国修建高铁的速度更快。美国媒体经常抱怨的是议会博弈拖延基础设施拨款，中国媒体喜欢报道的是则是高增长下的贪污腐败。商业媒体关注的究竟是客观事实，还是投读者群的心理需求，有待于检验。

我接触过一些西方投资者，他们的抱怨和西方记者完全不同，他们喜欢中国政府决策的效率，头疼的却是中国的商业文化。他们干脆音译中文的“关系”一词，说在中国做生意太费时间，要花许多时间吃饭喝酒“搞关系”，否则什么生意也做不成。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西方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攻击东亚小龙的崛起是“裙带资本主义”。 等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才开始有西方经济学家承认，金融危机的源头是金融寡头的过度投机。西方大企业和政府间的不正当关系，不一定是东亚的家族裙带关系，更多的是权钱勾结，但是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社会网络”。

我回到国内，舆论更是多元。中国俗话叫“无商不奸”。环境污染也好，有毒奶粉也好，老百姓要求的不是什么“小政府”，而是“强监管”。但是，监管标准只要提高，例如汽车排气标准向欧洲靠拢，跨国名牌企业立刻利润大涨，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就抱怨生存难，因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偏好世界五百强，即使民间企业的服务好、价位低，就是进不了政府扶持的工业园区和商业区。大学生难以就业，难以买房，怪罪政府政策不力；等待拆迁的居民期望拆迁致富，怪政府补偿不公。显然，不同人群眼中的腐败不是一回事，治理的诉求也不同。

我在90年代初访问台湾的时候，台湾经济发展很快，同时台北的交通秩序很乱，2股道的路上跑着3股道的车。近年去台湾的时候发现台北的交通秩序变好了，但是市面清淡许多。我问出租车司机怎么回事？回答是闹民主、闹环保，搞得台湾企业都跑到大陆去了。在大陆人看来值得羡慕的进步，台湾人看来却是机会的失去。

我在世界各国出席学术交流，在法制方面最佩服的国家是德国。我有一次和一位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比较美国和德国的法制，得到的回答很是意想不到。那位德国经济学家说，德国的法律比美国严得多，结果是保护了德国的大企业。你看德国的股市指数，几乎都是百年老店，没有美国那么多年轻的公司；所以，德国工业强的是机械、化工等传统产业，但是计算机、软件就不如美国。我听了很受启发。中国乡镇企业刚出现时，国内舆论一片指责乡镇企业，说他们制造假冒伪劣和环境污染。但是，谁也想不到有的乡镇企业也能做大做强，不但挑战国企，还挑战跨国公司。回头来看，初期的乡镇企业不违规是难以生存的，因为规则通常保护既得利益的强者，而非初生的弱者。

以我的观察，经济腐败的程度和商业化的程度有关。毛泽东时代，即使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很少见到经济犯罪。东西掉了，马上旁边有人提醒。车站商店大家自动排队。扶老爱幼尊重妇女是社会风气。有人行为粗鲁，立即受到大众指责。文革期间，我从北京徒步长征走到太原，一路穿过抗日时期的根据地。虽然沿途农村小城异常贫困，但是民风淳朴。我一位朋友的妹妹初中生到边远的四川西昌插队，遇到武斗徒步走回成都，沿路都是当地居民帮助，没有遇到任何不轨之事。我到过少数民族地区，最近去过柬埔寨，民风的淳朴和生活的简单令人惊奇。我的观察是，商业化越高的地区，人的贪欲越高，如无法治约束，经济腐败的程度就越高。有人把保护私有产权作为理想社会的基础；而我的观察相反，越是经济生活简单，财富积聚和分化越小的社区，经济腐败越小。

在市场经济为主的社会，经济腐败就分为两种形式：合法的和非法的。我有一次在美国的商学院旁听，教授给学生讲商业法和商业道德时直截了当地说：赚钱就是把别人口袋的钱拿到自己口袋里，条件是“要用合法的方式”。经济学家讲公平靠的是竞争，法学家讲公平靠的是法律。问题是如何判断竞争的合理和法律的公平？我的观察法律是双刃剑。假如犯法的是少数，不执法显然是政府有关部门的问题。可能是腐败（例如接收贿赂而不执法），也可能是执法的人力经费不足。但是，如果犯法者太多屡禁不止，就得反思法律本身是否合理。比如税率太高引起逃税，关税太高引起走私，进入门槛太高引起假冒，等等。不同时改革不合理的法律，不但不能减少腐败，还可能诱导更多的腐败。

我们在下面讨论腐败的具体形式和克服办法的时候，要时刻提醒自己：你说的腐败究竟对谁不利？产生腐败的土壤，究竟是商业、消费者、还是监管者？到目前为止，连欧洲议会都承认，没有普遍接受的腐败定义。中国人民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反腐方式，一定要兼顾两个目标：就是国家发展和人民安康。离开国强民安的反腐运动，恰恰可能陷入受西方列强摆布，或受少数利益集团控制的陷阱中，就如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

三、经济腐败的表现和原因

经济学有几个概念对分析腐败很有帮助。**第一，经济学区分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我们可以相应地区分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判断腐败的标准不是法律的程序，而是经济活动的结果，是否导致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使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受损。**第二，从经济秩序的健康程度可以观察出各个行业的竞争方式和竞争水平。**美国金融危机的起源就是金融寡头的过度投机；美国就业危机的深层原因也是其国内各行各业都是垄断竞争，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远比中国为小。

经济腐败的程度可以用灰色经济的比例来估计，灰色经济的定义是不受国家监管的经济活动，包括走私、色情、贩毒、洗钱、逃税和有组织的犯罪。据西方经济学家估算，俄国经济活动的90% 都让灰色经济和黑手党控制，印度灰色经济的比例也很高，估计约70%。即使美国这样号称法治的发达国家，灰色经济的比例也在30% 左右。我个人的猜测，中国灰色经济的比例大约在美国与印度之间，即50% 左右。主要原因是，**中国转型期间只重视硬件的投资，不重视软件的管理，有关财产登记、报税、金融、信用、人口管理等基本制度极不健全。**对此，我们会在后面的转型腐败中做专门讨论。

不同国家或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经济腐败的标准大不相同。中国人有句俗语：“端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在各地旅行，中国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也是老百姓抱怨腐败最多的国家。究竟如何观察中国真实的经济腐败呢？俗话说：“旁观者清”。我先问在中国工作过的外国人和海外回归的中国人，了解他们对国内经济腐败的看法，然后再去了解国内普通民众的感受。

许多去过中国的外国朋友，我一有机会就会问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而我听到的回答，和中国人自己的感觉大相径庭。最近一个美国朋友刚去了北京和上海，比较了纽约和芝加哥的机场后，回来对我说：美国简直像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才是发达国家。你要是在旅游中住过欧美国家大城市的旅馆，再和中国沿海城市和旅游地的同类旅馆比较，你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更别说高铁了。我们更常听到的经济学家的说法是：中国比美国还资本主义，欧洲才是社会主义。我问他们的印象从何而来？回答倒是多种多样。

吴敬琏有个观点：中国没有自己的创新，中国模式就是日本模式。我拿这个说法向一位日本著名经济学家请教，他并不赞同。他说，日本有两条和中国不一样：第一，日本绝不会把这么多跨国公司放进来；第二，日本经济起飞时的收入差距没有中国大。韩国经济学家也有类似看法。

确实，跨国公司不但控制了中国出口的一半以上，而且中国大城市的机场、地铁、商业广场、电视和杂志，充满了跨国公司的广告。汽车、手机、日用品、百货零售业和餐饮都是跨国公司占统治地位。最令人不解的是，就连广告上的形象也都是西方的俊男靓女，种族偏见的程度超过美国广告，至少他们还十分注意有黑人和拉美人的平衡形象。国内城市中青年的消费者对西方名牌趋之若鹜，他们熟悉西方名牌的程度，连我们久住西方的人也自叹弗如。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都以坐西方豪华车为荣，这使中国的民族品牌难以成长。尽管最近新任的中国领导人开始带头乘坐自主品牌的轿车，但能否上行下效还有待时间检验。**世界银行建议中国，要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学习对象是日本和韩国，但是绝口不提上面日本经济学家所总结的那两条重要经验。**原因是中国“摸石头过河”的赶超目标是美国而非日本和欧洲，因此中国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偏爱世界五百强，以为跨国公司会带来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却忘记了跨国公司的目标是垄断盈利和占领中国市场。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和中国转型期间的政策失误有关，这一点我也会在未来关于转型腐败的讨论中再深入展开。

中国的公司文化业不如日本和韩国。不少新企业加入竞争不是靠自己研发，而是高薪从竞争企业内部挖人。这使得中国企业的员工、技术人员、和高管的跳槽率很高，大大影响了中国产业的升级可能。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桃园三结义的忠义，如今反倒是韩国企业保留更多的儒家精神。中国引进美国的期权激励机制，短期内增加了企业绩效，但长期看来却可能削弱了核心团队的忠诚感和使命感。中国企业的管理和用人制度，如何兼顾人才竞争和人才道德，是一大问题。日本和韩国企业得以和西方竞争，在企业文化上值得中国学习。

改革开放让大量中国人走出国门。而他们除了把勤奋好学的形象带给各国人民之外，也把国内的不正之风带到海外，令许多人对中国产生负面印象。早期出国的中国人都低调谦虚，而最近十年出国的中国人常招摇炫富，甚至成为各国小偷强盗的袭击目标，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游客喜欢带现金，而非信用卡。除了中国老百姓缺乏商业知识以外，大量的现金交易也是造成经济腐败的体制原因。

国内喜欢现金交易的原因主要不是节省交易费用，而是隐瞒真实收入以便逃税。中国民间的大规模非法集资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逃税。国内许多餐馆和商店都不收信用卡。国内媒体喜欢报道拾金不昧的故事，包括装有几十万元人民币的提包，却不好奇为什么失主不从银行转账或付工资。

逃税的另一形式是大量存在的灰色市场，无证小贩、黑车不但逃税，也是小型欺诈的温床。我们到北京、上海的郊区，经常发现许多没有牌照的“黑车”和有牌照的出租车抢生意。按照法律，逃税的黑车显然应当打击，但实际上屡禁不止。以我的观察，有许多原因给黑车提供了生存空间。例如，出租车缴纳的管理费太高，使得出租司机拒载短途或没有回程的顾客；公车班次太少或出租车太贵，使城郊居民宁可做便宜的黑三轮车或黑摩托车。因此，警察知道黑车有市场需求后也就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在西方国家也会发现类似的矛盾：执法严的国家没有什么黑车，但是什么都贵；穷困地区小贩和黑车到处都是，便宜方便，但是否坐黑车取决于你是否敢冒安全的风险。因此，实际上喜不喜欢法治取决于你是否有钱。

在西方发达国家，灰色经济主要存在于低收入和贫困阶层；而中国的灰色经济却从基层蔓延到高层。中国所有的政府部门和国企都存在小金库；官员、医生、教师接受红包成为风气，即使民营也盛行回扣等灰色收入。

市场腐败的常见形式是欺诈。中国的水货市场学自台湾和香港，但是市场规模更大。西方国家的媒体经常声讨中国的盗版产品，但是西方旅游者和中国民众一样喜欢买假冒的名牌产品。一个原因是西方名牌产品的垄断利润太高，老百姓有心理需求，却没有经济能力，盗版商品自然有了生存空间。我听说一些意大利名牌的制造商发现中国仿冒产品质高价廉，干脆找到仿冒厂家代工生产。法国号称是自由的发源地，但是在旅游区的景点只要稍不留神，就会被各种骗子强迫收费；有的餐馆也是先拉人用餐，然后给出莫名其妙的账单强迫客人付款。中国某些旅游区也有出租车或商店欺骗外地、外国游客的事件。究其原因，却是十分复杂。当地的监管部门当然负有监督和改进的责任，但是国外厂商的定价过高，也是诱使消费者喜欢廉价盗版的原因。西方青少年使用盗版软件、盗版音像产品的灰色市场也极大。日本企业升级的初期阶段，也是大量仿冒西方产品，从仿制到改进、最后到自主创新必然要有一个历史过程。

中国市场的恶性竞争主要在价格战，而且从国内打到国外。为此，西方媒体甚至创造了一个词，叫“中国价格”。中国产品能大量进入美欧，靠的就是低价打响了第一炮。当然，**价格竞争好的一面是中国有大量中小企业，同美国大企业垄断几乎所有的行业相比更能创造就业。而不好的一面是中小企业产品的质量差别很大，导致老百姓崇拜洋品牌的心理严重，使优秀民族企业的生长不如日本韩国。**企业之间大打价格战，表面是便宜了顾客，其实对企业和顾客都未必有利。因为只有创新型企业的成长才能提高企业的利润，从而增加职工的收入。没有创新竞争下的收入增长，老百姓的福利从何而来？

中国市场的恶性竞争与中国消费文化还处在初级阶段也有一定关系。中国的老百姓和媒体一边抱怨经济腐败，一边又不知不觉地助长腐败。民众近来最痛恨的市场腐败是假冒伪劣或偷工减料，尤其是食品和药品中的问题。但是，媒体在报道产品质量问题的同时，却很少质疑中国的消费文化，**因为中国老百姓很多希望“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不愿为优质产品的成本付费。**不少中国人打麻将输钱不心痛，却舍不得花钱买绿色食品，旅游市场也如此。绿色食品、有机餐馆和文化旅游，在中国都有潜在市场，但是发展缓慢。**民众如不改变消费观念，用实际行为支持优质优价的产品，单靠政府打击不法商贩，也可能是治标不治本。要知道，质量标准也与生产监督的成本是正相关。**中国除了教育和监督商家以外，也要教育和鼓励消费者健康的消费文化。不改变消费文化，单靠政府监管，培育不出良性市场。现代企业的竞争是多方面的。中国企业要升级，必须学会拼质量、拼服务、拼创新；企业要培育优质产品的市场，也必须和政府与媒体合作，投资消费者的观念教育。

中国流行的商业欺诈中比较高级的，是从美国学来的虚假广告。不但电视、报纸、杂志和互联网上有，而且遍布机场、车站、旅馆。广告宣传的内容夸张、失实，以致有明显的欺骗性。中国广告业的立法和监管是大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媒体的自律能力比美国差得多，据说，有记者用制造假新闻的办法谋利或诈骗；假如媒体不能自律，就必须立法处罚制造和刊登虚假广告的企业和媒体，否则中国市场的竞争会造成逆向淘汰。

中国将要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应对更复杂的商业欺诈。台湾传入国内的传销，是灰色经济的重要营销手段。更危险的是目前国内尚未开放，但已在美国盛行的金融衍生工具。

西方的虚拟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世界GDP的10倍，美国GDP的近50倍，它还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根源。**中国目前处于两难的局面：不开放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中国可以稳住国内金融市场，但在国际金融市场，尤其是货币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上没有定价权；如果贸然开放，则中国可能陷入和拉美国家一样的金融陷阱，让美国的金融寡头抵消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我们将来可以单独讨论，如何破解美国的金融霸权。但是，中国的金融产业必须改革，才能对内更好地服务实业，在国际上更具打硬仗的能力。目前，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远在制造业之下。

总而言之，**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腐败，有的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有的是开放带来的外部风险、有的是转型期间“摸石头过河”所付的代价。**比较而言，中国的经济腐败问题，在“金砖国家”中是较少的，情况也好于南欧国家，但是和先进发达国家相比确实还存在差距，不能掉以轻心。如果能实事求是、对症下药，我认为中国克服经济腐败的速度，完全可以赶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在今后讨论转型腐败的过程中，谈一谈改革的具体措施和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