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纳非法淘金与中非“黄金”时代-张春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黄金价格快速上涨。在有着“黄金海岸”之称的非洲第二大黄金出产国加纳，黄金开采特别是非法开采也因此发展迅速。

非法淘金导致的市场秩序混乱、环境破坏及腐败滋生等问题，迫使加纳政府自2011年以来不断加大打击力度。由于加纳非法淘金者多为中国人，因此中国非法淘金者往往首当其冲。尽管相关报道早已出现，但真正引起重视却是不久前刚结束的加纳扣押124名中国非法淘金者事件。

迄今为止，加上更早些时候被羁押的45名中国人共计有169名中国人已经得以释放并陆续回国。尽管如此，加纳打击非法淘金活动及其对中非关系的影响仍暴露出更多更为深层次的问题。

非法淘金利益链

尽管对此次中国人在加纳非法淘金的相关报道和评论相当多，但总体仍不够全面和客观。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中国人非法淘金及其社会和环境后果的确需要检讨，同时也需要指出其背后的诸多利益环节。

首先，需要回顾加纳清查非法淘金者的表面原因和历史发展。

如前所述，自2008年以来加纳的非法黄金开采发展迅速。尽管难以统计到底有多少非法小金矿在运作，但仍可从以下数据一窥端倪：加纳黄金产量的23%是由小金矿生产的，而据估计有95%的小金矿都是非法的。

自2011年起，加纳政府便加大了对非法淘金的清查和打击力度。在2011年的打击中，20余名中国非法淘金者被捕。2012年10月，加纳政府加大清查非法淘金的力度，90余名中国非法淘金者被捕，另有一名16岁中国少年被军警打死；而在此之前，加纳政府刚遣返38名中国非法淘金者。

事实上，今年6月初的打击活动自3月便已启动，但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中国非法淘金者的重视。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加纳非法淘金的获利相当丰厚。随着国际黄金价格上涨，大量非法采矿的中国人都因此而暴富，进而引发到加纳淘金的热潮，特别是在相当贫困的广西上林县。在约1.5万名来自中国的非法淘金者中，大多数都是广西上林人。

其次，需要考察的是中国人的非法淘金活动是如何得以生存的。

根据加纳的法律规定，25英亩以上的金矿为大矿，可由国外公司开采；25英亩以下的为小矿，只能由加纳本地人开采。之所以出台这一政策，原因在于加纳的两个相互矛盾的政策规定：一方面，包括黄金在内的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另一方面，出产各类自然资源的土地归当地人所有。

换句话说，拥有土地的人并不拥有土地之下的资源。作为对这一政策矛盾的补救措施，允许加纳公民小规模采矿的政策便得以产生。

同时，为了避免资源落入外国人之手，加纳政府在2006年3月制订了第703号法令，其中第83（a）款规定，小规模采矿（包括淘金）许可证不得颁发给加纳公民外的任何人，也不得雇佣外籍劳工。也就是说，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一样，不具备在加纳合法从事淘金业的资格——不论当老板或打工都不行。

如果严格执行这一法令，那么非法淘金的行为是没有生存余地的。但考虑到加纳人的资金、技术等困难，加纳政府又对上述法令开了另一个口子，即允许租用外国人设备和聘请外国技术工人。

上述复杂的政策设置并不容易让人明白具体哪些行为属于合法，哪些属于非法，特别是对语言不通的外国人来说。正是在这一复杂的政策环境中，中国人来到了加纳，一开始是为持有小规模采矿许可的加纳公民（以下称作“矿主”）提供技术、设备等支持。但很快，这种合作关系被另外一种更为便捷的合作方式所取代，即中国人从加纳矿主手中承包矿区并开采；而加纳矿主则坐享其成，通过抽成获益，一般最低的抽成比例为10%，高的多达20%-30%。这样，包括中国人在内的非法淘金活动便正式出现了。

第三，还需要考察在非法淘金活动出现后的利益链条发展。

对于和当地人沟通存在严重问题的中国非法淘金者而言，与加纳矿主达成承包协议并依据合同缴纳提成、租金甚至一些私下的好处费之后，便堂而皇之地开始了非法淘金。在他们看来，“只要和酋长们说好条件，就能采。因为土地是酋长的，矿产证也在他手里，我们可以说，这是本国酋长的矿，我只是帮他开采而已。”

殊不知，加纳的腐败非常严重，由非法淘金本身会滋生诸多的利益环节。由于非法淘金的获益相当高，尽管中国非法淘金者自认为缴足了各种费用，甚至在当地警察和地痞来敲诈时也都给钱解决，但事实上在此过程中还有很多患红眼病的势力存在。为了满足各方利益，它们往往形成一个利益链条，共同从中国非法淘金者身上获取利益。

尽管难以述其具体流程，但可以大致概括为：加纳矿主限于合同规定，无法再要求更多收益，因此与地痞或其他力量联手，游手者不时关照非法矿点，敲诈钱财，中国的非法淘金者也往往乐于用钱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一操作方法将大多数政府部门排除在外，因此当有人到警察局报案时，警察会建议非法淘金者采取自我保护措施，其直接结果之一便是警察可以向非法淘金者出售武器装备；这一措施的“好处”在于，一是使警察人员从中牟利，二是在发生冲突时警察更有理由介入，进而可获得更大的利益；再到后来，警察自身也逐渐卷入敲诈非法淘金者的活动中，因为这样获利更快更直接，今年4月初就有5名警察因敲诈中国非法淘金者被曝光而被逮捕。

上述流程的结果是非法淘金与当地利益的纠结越来越难以理清，最终不只是非法淘金引发严重的环境问题（这是加纳清理非法采矿的最主要理由），更重要的是严重的社会后果，而这也是缘何加纳政府出动军警结合来清理非法采矿的原因，因为警察本身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但军警结合的办法能否有效解决问题，答案或许也是否定的。因为在一个高度腐败的国家，军队也未必是纯洁的。而这一点在清理过程中也得到证明，在执法过程中出现了大肆的野蛮执法和趁火打劫行为，因为在一场有利可图的行动中，不这样做似乎才是可笑的。

需要指出的是，加纳对非法采矿的打击及由此牵带出的中国人非法淘金问题，与中国和加纳的总体关系没有直接关联，但的确对中加关系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中加关系，或更为一般的中非关系中的一些潜在危机。

中非关系潜在危机

在此次中国人非法淘金事件曝光后，国内的讨论远比国际上的讨论更为激烈，网络上甚至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上纲上线的攻击。当然，这本身也反映出中国内部对于中非关系的更深层次的认知，反映出中国日益迈向全球强国过程中对国人素质和国家形象的更大关注。总体而言，这一事件的确暴露出中非关系的长期发展所面临的一些潜在危机。

第一，中非传统友谊正面临日渐削弱的危机。

20世纪50、60年代由中国与非洲的老一代领导人所建立的传统友谊，曾经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中非关系、特别是中非经贸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双方经济利益的联系日益紧密，中非人员交往的日益增多，这种传统友谊正遭到重大破坏。

一方面，由于经济关系日益发展，无论是中国人还是非洲人，对于双方关系的思考都更多用经济收益来衡量。这也是加纳矿主和中国非法淘金者都喜欢用钱解决问题的原因。

另一方面，中非人员交往的增多，使得先前因距离产生的“美”逐渐消失，双方看到的都是对方的不足，缺乏相互欣赏的眼光。对非洲人而言，除西方白人外，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态度更多是不卑不亢，对中国人甚至还有因“民主化”而来的某种优越感。对中国人而言，同样除了西方白人外，对其他国家人民往往有一种莫名的种族优越感，特别是随中国自身经济地位上升而来的某种暴发户心理。这样，才会导致中国人在非洲包括在加纳包“二奶”引发外交问题，同时也有不少中国人因对非洲人的美并不欣赏而被非洲人质疑在出国前是否打过“禁欲针”。

诸如此类，中国人在非洲的形象日渐面临危机，同样非洲人在中国人中的形象也正出现危机。但与此同时，双方、特别是民间和社会层面的人们仍怡然自得或不以为意。

第二，中非现有经济交流模式面临着可持续发展乏力的危机。

尽管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中非双边贸易额从100亿美元猛增至2012年的近2000亿美元，中国对非洲投资额也快速增加。但必须承认的是，双方经贸关系发展水平仍相对较低。与此同时，中非双方却都没有明显和迫切的升级欲望。

对非洲人而言，中国人来到非洲的最重要意义并不在于提升中非经贸关系或其经济意义，更在于其战略意义，特别是对非洲国家在与西方国家及其他国家作交易时的筹码作用。中国某种程度上正成为非洲国家与其他国家做交易时的一个砝码。反过来也一样，非洲也正用其他国家来作为与中国交易的砝码。尽管必须承认，中非关系的积极面远大于消极面，但这消极面某种意义上正在上升。

对在非的中国人而言，则存在一种“小富即安”和不思进取的心理。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尝试到非洲“淘金”，另一方面这些人在度过资本原始积累期后并不试图实现升级转型，而是想怎么样保住这些既得利益，特别是面临在整个非洲都日益普遍的针对中国人的抢劫、敲诈等事件时，宁愿出钱解决也不去寻找更为高级同时风险更小的投资方式。

第三，中国内部政策和行动协调面临的危机。

加纳中国非法淘金者问题凸显了中国内部政策与行动的协调困难，既包括政府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也包括政府与非政府的行为体间的沟通与协调。更为重要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支持下，中非关系得到了快速发展。但这一快速发展本身也带来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即在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或水平的时候会产生“不进则退”的问题，中非关系必须寻找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期的新的发展动力。

这可能包括升级中非经贸关系，提升中国在非洲海外利益的保护能力，加大中非人文交流以改善相互认知，等等。但在寻找新的发展动力的同时，也需要解决一些基本的政策协调问题，如中国海外投资的政治与安全风险预警，中国在非洲投资与中国外交布局的配合，中国在非洲安全问题上的介入与经济和外交利益的协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