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化封闭观念正在阻碍改革深入-寒竹

经过了34年的改革后，社会各界呼吁凝聚改革共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声音一直很强大。但是，中国改革的阻力何在？中国学界和政界却未形成共识。笔者以为，改革遭遇的最大阻力是，某些主导中国改革话语权的人士在观念上仍然囿于僵化封闭的框架，他们对改革和发展的理解已经远远落后于现实，落后于时代。由于他们在舆论上掌握了中国改革的话语权，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严重障碍。中国的改革要想有所突破，必须要突破这种僵化封闭观念的教条主义，必须以开放、富有创新的精神来主导改革。

阻碍改革的教条之一：线性史观

僵化封闭观念的第一个突出表现是线性历史发展观，这是一种带有目的论和普世论色彩的历史观。按照这种历史观，世界各民族和国家无论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有何差异，都必然要遵循一个普世的铁律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基于这种线性历史观，中国政界和学界中一些人士不自觉地把现有西方模式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把其经济政治制度视为全人类必须追求的终极目标。他们心目中的改革目标很简单，就是要彻底摆脱中国过去的传统，最终跟西方模式全面接轨；改革的具体进程也很简单，就是用正在成长的“中国之足”不断地去适应西方的“普世之履”，如“中国之足”有不适应“西方之履”的地方，就需要削足而适履。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王汎森曾在《近代中国的线性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中很形象地描述过这种线性历史观：中国一些学者把历史发展看成一条刻度清楚的计算尺，其中每一个“阶段”都是世界万国所必须经历。所以，历史的发展不过是在这条线性刻度尺上简单的填充而已。具体说来，就是中国人按照西方的线性发展框架把填上中国发展的内容。王汎森对流行于中国学界的线性历史观的洞察，对理解中国知识界的倾向很有启迪。

线性史观发源于西方基督教，既带有浓厚的神学目的论色彩，也带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这种历史观有两个核心内容：第一，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目标的，有终结的，历史最终会达到一个理想天国而终结；第二，人类发展之路是普世的，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尽管因地域和文化不同，但都遵循一条普世的道路，世界各国最后会万流归宗，统一于一种模式。近代以来，基督教对西方世俗社会的影响逐渐消退，科学主义开始兴起。但是，基督教的历史观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披上了科学的外衣，以历史决定论和线性史观的形式继续影响着西方国家的人文学科。19世纪以来，西方大多数社会发展理论的冲突和对立，说到底并不是历史观的冲突和对立，而仅仅是各自设定的理想目标和普世模式不同而已，在理论框架上并无二致。

随着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社会进化论和线性历史发展观逐渐在中国成为学界主流。20世纪上半叶，相当多的中国学者把苏联模式视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发展模式，坚信全世界最终都会走上苏联道路。1949年建国后，中国受这种线性史观的影响，也曾一度试图全盘模仿苏联模式。在那个时代，批评苏联模式，要求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常常被扣上“反苏”、“反动”的帽子。不过，上世纪50年代中共高层也不乏清醒者提出要“以苏为鉴”，才使得中国没有全盘照搬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但是，“以苏为鉴”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而普世论和线性史观作为一种哲学和思维方式并未受到清算，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学界和政界，这是学界目前在理论上陷入混乱的最根本原因。

中国自1979年以来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在制度层面的改革，而没有从更深层的观念上和思维方式上进行彻底的变革。尽管在上世纪70年代末发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共也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是痴迷于普世论和线性史观的人还不在少数，而且他们掌握着中国社会的话语权。在这些思维方式尚停留在上世纪的人看来，改革的目标不过就是从“苏式理想国”改为“美式理想国”而已，改革的道路不过就是从苏联式的普世道路改为西方式的普世道路。改革的具体操作就是要改掉中国在制度上异于西方的特殊性，最终跟西方在经济政治制度上融为一体。从思维方式上看，这种“全盘西化”的改革观念跟上世纪50年代“全盘苏化”的革命观念并无二致，都是否定文明多元论，都是置中国数千年文明传统于不顾，都是在用理想化、普世化的刻度尺来规划中国的发展道路，都是把中国的现实发展填充普世的历史刻度。这种封闭僵化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如果不改变，中国的改革陷入僵局和困境是不可避免的。

阻碍改革的教条之二：泛政治化观念

僵化封闭思维的第二个表现是泛政治化，即把所有经济、社会问题都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试图用政治挂帅的方式来解决所有问题。泛政治化在现代中国有很深的社会根源。由于现代中国是在平民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的，而战争不过是政治最激烈的冲突形式，所以政治在现代中国曾经长期主导着社会生活，泛政治化或政治挂帅成了上世纪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在一个政治挂帅的社会，政治正确是高于一切的。无论是经济的发展、科技的探索、文化的创作，都必须坚持政治正确的原则。这种政治统帅一切的思维走到僵化封闭的极端，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中国社会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陷入困境，泛政治化的僵化封闭思维难辞其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建设成了执政党的中心任务。但是，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并未真正从人们头脑中退出，这一点在中国的学界和政界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严重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却擅长于把国家、政府、改革、主义、普世、体制、民主、自由、市场等一些抽象的概念无机地拼凑在一起，形成一套政治正确的话语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

近几年中国舆论有一个奇怪趋势，许多政府部门和媒体界的经济论坛，所讨论的问题几乎都是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许多经济学家致力于描绘粗陋的政治图腾，却很少讨论现实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也大多脱离了经济学的范畴。在当下的中国，泛政治化和政治正确的泛滥，比起上世纪的政治挂帅已是不遑多让。

这种泛政治化的僵化封闭观念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政治挂帅，即把政治问题看成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认为政治问题解决了，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在改革前的革命年代里，泛政治化的表现是把政治当做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把阶级斗争当做一抓就灵的灵丹妙药；而当前改革中的泛政治化思维则是以自己主观设定的政治正确为纲，认为只有高举政治大旗才能纲举目张。一些人深信，只要中国建立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国就会理所当然地进入理想王国；否则，中国的改革无论如何改都没有出路。

泛政治化思维的第二个特点，是用政治理念来解读所有的社会现象，政治成了一个无限大的筐，任何社会问题都可以往里装。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如果出现低落现象，就被解读为陈旧的政治体制无法推动经济发展；如果经济发展持续高速增长，则会被解读为政治体制只求速度，不求质量；铁路出现交通事故，被解读为政治体制必然产生的恶果；社会上出现变态杀人犯，被解读为政治体制引发了社会报复心理；农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到城镇居民生活，被解读为政治体制造成通货膨胀，农产品价格下跌影响到农民生活水平，就被解读为政治体制对农民进行掠夺。总而言之，政治制度成了一些人口中的万能解读器，可以用来解读中国社会的一切，是当前中国社会一切罪恶的总根源。

政治挂帅和泛政治化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普通中国人都有深切体会。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摈弃了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僵化观念。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决定论和泛政治化的幽灵再次重返中国社会，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改革的话语权。这种情形如不改变，中国的改革很难迈出新的步伐。

阻碍改革的教条之三：迷信理性设计

僵化封闭思维在当下中国的第三个表现，是迷信理性设计的乌托邦情结。近年来，相当多的官员和学者认为，仅凭各地方、各部门各行其是的努力已经无法继续推动改革，中央必须尽快建立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全国改革委员会来制定中国改革的总方案、总路线图、总时间表。有的学者如张维迎甚至认为，中央成不成立一个由总书记或总理领衔的“国家改革委员会”来统筹全国改革事务，是中央愿不愿意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就是说，中央不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就是拒绝改革。这种呼吁是如此的急迫，以至于在每一次与经济发展和改革有关的会议上，几乎都有一些人士出来大声疾呼立即成立“国家改革委员会”。

对于中国改革需要理性设计的理由，吴敬琏先生最近解释得很清楚。他认为，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精心“设计”，因为从技术上说，现代市场经济是非常复杂、巨大和精巧的系统。这样一个精巧、复杂的系统，仅仅是靠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是无法建立起来的，所以，中国必须再建一个高于各个部门之上的中央改革委员会，由这个中央改革委员会来设计和构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众所周知，设计、统筹这些概念本来是跟受自发规律支配的市场经济相对立的，断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要由中央改革委员会来设计和构建，这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理论创新。

熟悉计划经济理论的人一定不会对吴敬琏先生的观点感到陌生。中国在上世纪模仿苏联建立计划体系时依据的理论根据与此差不多。当时建立计划经济体系的理由是，现代国民经济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巨大和精巧的系统，这个系统仅仅靠企业、个人各自为政的努力是无法建立起来的。中国要想建立起工业化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一定要有一个居于各个经济体之上的计划委员会来设计和统筹安排。这个计划委员会不能够跟各个部委和地方政府起平坐，一定要高于各个部委和所有的地方政府。基于这个理论，国家计委在计划经济中一直扮演核心角色。显然，吴敬琏先生不过是把他在计划经济年代惯用的那一套思维模式用来套在今天的改革之上。

但是，吴敬琏先生对理性设计的迷信即使放在改革前，也是显得过于僵化。中共在1949年建国后虽然模仿苏联建立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构架，但中共高层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就开始反思和怀疑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毛泽东在1956年2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在很大程度就是对苏联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模式反思的结果。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形成中央的“条条”与地方的“块块”相结合的经济结构。后来虽有反复和调整，但是到了70年代后期，原来中央的许多直属经济部都已经逐渐融入地方经济，而地方基层社会的经济活动也日益活跃。即使在改革开放前，江苏南部的社队企业和浙江温州等地的家庭作坊已经在强有力地成长，全国基本上形成了以地方经济为基础的经济构架。中国当时虽然也有计委，计委的权力虽然也很大，但中国从未像前苏联那样用一个中央计委来统筹和设计全国所有的经济活动，这是中国在后来的经济改革中能够逐渐走出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

从中国改革的进程上看，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事实上一直是改革的开拓者。1978年中央组织的真理检验标准大讨论和1979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破除了原来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教条，放松或取消了过去中央控制地方经济发展的限制，而并没有用中央计划的方式来进行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破冰之旅始于家庭联产承包制，而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并非是出自中央政府的主观意志，而是来自农民自发性的创造，中央政府不过是在民间社会的创新后给予认可和推广而已。

其实，不仅仅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几乎中国改革的每一个创新和突破都是来自地方经济第一线的劳动者和经营者。从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从个体户到民营企业，从长途贩运到商品流通和地区间贸易，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创新的每一步几乎都是来自民间社会，中央政府不过是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而给出推广的政策而已。即使是最有特色的经济特区模式，归根到底也是由地方政府和民众推动。从形式上看，经济特区是中央政府批准和设立，但在实质上，中央设立经济特区仅仅是让特区政府比其他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政策优惠，而不是由中央给特区地方发展提供发展的总方案和总路线图。

没有人能否认，中国的改革是由政府主导的。但是政府主导改革并不等于是说全国的改革是在中央政府的行政指令下进行。事实上，经过30多年的改革实践，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地区之间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机制。所谓政府主导，主要是指政府的宏观调控，而不是理性设计。如前所述，中国在改革前形成的地方性“块块”经济是改革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基础，而30多年来的改革则进一步把这种地方经济发展为一种地区性的竞争。省与省、市与市、县与县、乡镇与乡镇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最强大的动力和源泉。张五常说县域竞争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源泉，也是中国实现经济奇迹的关键，实为一种真知灼见。

吴敬琏先生提出的由中央改革委员会来设计和构建市场经济体系的说法在逻辑上显然无法自洽。中国改革引进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部门的设计和统筹无法满足经济领域瞬息万变的要求。正是因为政府无法用理性设计和计划来有效地管理经济，所以才会引进市场机制。如果说中央政府连市场经济体系都可以设计和构建出来，那就是说人的理性能力远在自由市场之上，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必要建立市场经济呢？如果自由市场体系是由中央政府的理性设计出来的，那还叫做自由市场吗？按照吴敬琏先生的这个理性逻辑，中国的经济模式应该再次回到计划经济的年代方能更好地彰显政府对经济的设计能力。

综上所述，线性史观、泛政治化和迷信理性设计这三个改革前遗留下来的僵化观念，现在正在严重地阻碍中国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在改革之前的30年，上述僵化封闭的观念曾经给新建立的共和国带来了很大祸害，民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中共十八大所指出的老路和邪路在理论本质上并无二致，都是建立在僵化封闭的观念基础之上，都是由线性史观、泛政治化和迷信理性设计这样的观念催生出来的。今天的中国改革如果再听任这些陈旧教条的误导，中国将有可能再次陷入老路的覆辙，改革将会功亏一篑。但愿中国的知识界、舆论界和政界能够真正解放思想，破除一切教条，以一种开放的、富有创新的精神来主导改革。如能如此，改革有望，中国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