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的出路在“红色保守主义”-文扬

关于宪政的争论，引出了一个问题，正如甘阳教授所总结的：要宪政，就是在法治和革命两者之间选择法治，不要革命；但是法治需要某种稳定性，总是和历史、传统这些古老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从根本上讲，法治是保守主义的，而不是激进主义的，是秩序主义的，而不是运动主义的。

有些人想要求助自由主义，通过否定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来实现宪政，正好是把问题搞反了，至少是缘木求鱼。

到《联邦党人文集》里找出关于政府基于人性之恶的假定，到阿克顿那里找出关于权力和腐败的论述，到西方历史中找出从13世纪的英国大宪章直到20世纪的马丁路德金所有貌似同类的自由主义叙事，自以为发现了真理之泉，浑然不觉其实一直在徒劳无功地爬树，浑然不觉那些树不仅不长活鱼只长树叶，而且很多都早已是枯树、朽木。

宪政，作为一种制度，也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设计出来的。决定它能否在一个国家中生长出来，并且生长得很好，只能是这个国家特定的历史和传统，没有其他。抛开本国历史和传统去考察这个问题，无论什么别的途径，是通过“瞧瞧人家”式的胡乱照搬，还是通过“理性假设”类的学理思辨，都属于缘木求鱼，不会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钓鱼岛没有GDP，可有可无”、“人民民主专政逻辑不通，反科学”、“宪政就是限政，就是限制权力”，这些言论之所以一语惊人，其实既不在大胆，也不在洞见，无非是比“缘木求鱼”更甚的无知和荒诞。

回归到中国自身的历史和传统中，专注于中国历史自身的内在逻辑，很多重大问题，其实并没有在喧哗和争论中看起来那么复杂。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法治需要稳定性，需要对既往历史和既定秩序的承认和尊重，在此基础上，才可能确立共同认可的宪法原则，建立起适用于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的法律体系。如果今年否定去年，明年又推翻今年，无论流不流血，都是革命，不可能有任何法治的东西建立起来。

那么，今日中国的既往历史和既定秩序到底是什么呢？

无法回避的现实是：这就是一个通过红色革命建国的红色国家，一个红色政党主政的红色政权，甚至还是一个以红色传统、红色文化为主流的红色社会。

不愿意承认吗？连贵族都只有“红色贵族”，连宪法都写着“人民民主”，连国名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连痞子演员、杂耍小丑、贫嘴作家都成了资产阶级，甚至还参政议政，怎么还能有假？

我一直在强调，不正视这个基本现实，这个将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从根本上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最大的脱离实际。那些直接移植而来、照搬而来的制度设计和改革方案，之所以全无意义，问题就在这里。

当然，人们也明白自由派人士的企图，他们希望通过直接引入西方制度，反过来倒逼中国改变颜色，让中国变得不那么红，变得在他们眼里更好看一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不知道他们明白了一些没有。事实证明，引入市场经济也好，与国际接轨也好，哪怕就是学习接受西方政治文明，所有这些，都不能让中国改变掉红色这个基本底色。

而且恰恰相反，事实证明，中国涉入世界体系越深，与世界结合得越紧密，中国这个红色国家、人民国家的角色也就越明确，越不会更改！因为在世界体系内，中国的地位和角色，不仅由自身的近代历史所决定的，更由世界的等级结构所决定的。你中国是个什么国家，华人社会是个什么社会，整个世界都有定论，岂会因少数学者们的一厢情愿所改变？

持续的经济的发展，虽然造就了大批的富人，但仍是“富裕的人民”，而不是贵族集团；虽然形成了两极分化，但仍是“社会分层”，没有产生出“私权社会”；虽然诞生了资本势力，但仍然依附于政治，没有超越权力。

弄明白这几条很困难吗？

三十多年时间不短了，但愿中国的学界能够在确定基本现实方面形成起码的共识：中国政治的基本颜色是红色，基本定位是左翼，基本属性是人民。这都无法改变。

这就意味着，除非是革命，而且是大革命，任何渐进改革都不能脱离这个实际，包括宪政改革。

而宪政改革需要一个保守主义的、秩序主义的政治环境，具体到中国的现实，就是红色保守主义，左翼保守主义，人民保守主义，“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治现实之下的保守主义。听起来很怪？历史上没有？西方更没有？那没办法，只能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