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哈尼的胜出和土耳其的骚乱-魏峰

伊朗总统选举既出人意料又合乎规律

本月15日，最新一届伊朗总统爆出冷门，唯一的温和派候选人鲁哈尼在首轮选举中，就以过半优势直接当选。而选前绝大多数外部的预测都声称，由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强势，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取消了主要改革派人士的参选资格，这次选举几乎成了强硬保守派的内战，温和派已经被边缘化，不过是“陪太子读书”的装饰。这种预测与现实的结果相对照，再次反映出了外界对于伊朗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被西方媒体塑造的“专制伊朗”形象所操控。

其实，虽然伊朗是世界上极少数政教合一的国家之一，但与沙特等君主国家完全不同，它的基本制度具有很强的民主性，而且在实际运作中也得到了相当规范的遵守。自1997年以来的五次总统选举，伊朗选出的三位总统哈塔米、内贾德和鲁哈尼在首次当选时，都是原本不被看好的候选人，然而却又都以压倒性的优势脱颖而出。尤其是这次，鲁哈尼的过半优势相当微弱，而其他候选人政见相近，互相分散了选票，如果进入第二轮，鹿死谁手仍难预料。在这种情况下，与伊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为首的主流保守派政见不同的他，第一时间就被毫不拖泥带水的宣布获胜，有力的打碎了西方传媒一贯断言的伊朗官方制造舞弊、操纵选举论。

高达72%的投票率和平静的过程表明，鲁哈尼之所以大胜，与其说受中东“阿拉伯之春”的影响，是伊朗民众对于体制根本性反对的表现，不如说是因为近年来伊朗的经济困难，导致选民向现执政的强硬保守派发泄不满。事实上，近十多年来，代表改革派的哈塔米、代表强硬派的内贾德和被认为代表温和派的鲁哈尼轮流上台，都是主要依靠着批判原执政派施政无能，承诺改革而赢得了广泛支持，前二者在任期完成时，又都因为无法兑现承诺而威望不再。这与西方的政治周期规律几乎如出一辙，与小布什和奥巴马，布莱尔、布朗和卡梅仑的轮替并无二致。

划分伊朗内部派别尤需谨慎

实际上，外界对于伊朗内部总是以所谓“改革派”、“温和派”和“保守派”、“强硬派”的标签，进行简单归类，本身就是极其武断和粗糙的，伊朗各种组合的复杂程度，远远不是这种非黑即白的描绘手法所能容纳的。

举例来说，被打上极端强硬保守派烙印的伊朗现总统内贾德，在任内却大力推行了多项改革，打击腐败、减少管制，尤其是大胆废除了国内油气价格的长期冻结，终止了伊朗财政上最大的黑洞，为此甚至不惜付出了严重伤害自己支持基础的代价。而他的前任，被誉为改革派领袖的哈塔米，执政期间对这些众所周知的经济难题一直是避而不谈的。另一位改革派和温和派最主要的支持者拉夫桑贾尼，则被大多数伊朗人认为，其家族就是伊朗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又例如，伊朗温和派的重要领袖，2009年主要的“反对派总统候选人”，曾被西方寄以厚望的“绿色革命领袖手”穆萨维，不仅是伊朗伊斯兰革命资历极深的元老，而且在外界最关心的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其实比内贾德等人还要强硬，在竞选中他甚至批评时任的伊核问题谈判代表，向外国做出任何妥协退让都是“卖国行径”。而内贾德最重要的助手和力推的接班人马沙埃（这次被伊宪监会取消了竞选资格）却曾经冒伊朗政治之大不讳，公然表示“以色列人也是伊朗的朋友”，令伊斯兰保守派几乎抓狂。

伊朗面临的主要挑战将转向经济

鲁哈尼获胜后，外界普遍认为伊朗的主要政策，包括外界最关心的，在核问题上的立场，都不会有太大变化，原因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还在，而他才有最后决定权。

这种伊朗不会突然有剧烈变化的估计没错，但是理由却偏颇了。在内政上，伊朗的经济社会政策重心，几乎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方向性的调整，在世界上也算是变化相当频繁的了，本来就称不上僵化。而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伊朗绝大多数人都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争取区域大国地位的浓厚意识，在标志性的核问题上，伊朗坚持绝不放弃核开发权利的立场，根本不是哈梅内伊，或以其为首的强硬派单独的看法，而是伊朗全国上下几乎完全一致的决心，有分歧的只是对于谈判的态度和方式。这才是伊朗政策不会突兀转变的基础所在。

由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失败，美国在中东暂时处于收缩状态，加上伊拉克日趋为什叶派所主导，伊朗的安全环境其实大有改善。虽然叙利亚的盟友受到了欧美和逊尼派国家的猛烈攻击，但即使巴沙尔政权崩溃，伊朗也主要是在地区影响力上会严重受创，本身受到大规模入侵的危险仍然极低。但是，自去年欧美发动全面经济制裁以来，伊朗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也导致了民众的不满情绪迅速上升。**现在就可以看出，这种经济战争对于动摇伊朗体制的基础，威胁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以色列多次恐吓的空中打击。如何应对这种西方最擅长的手段，避免最终被“波斯之春”的命运，将是伊朗未来一段时间里最大的挑战。**是“土耳其之春”还是又一场“颜色革命”？ 非常巧合，几乎与伊朗平静的完成了又一次权力过渡同时，近年一直被树为伊斯兰国家民主标杆的土耳其，却由一件原来并不起眼的公园拆迁事件，引爆针对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和总理埃尔多安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又迅速演变成了全国性的骚乱。几天内，原来亮丽无限的“土耳其模式”就在国际媒体上完全风光扫地，仿佛“中东之春”的风终于在几年后吹进了土耳其。

众所周知，土耳其的这次抗议与骚乱，公园拆迁与否本其实无关紧要，而是土世俗派对于被认为有宗教倾向的正发党和埃尔多安，执政以来的诸多政策愤恨至极，但又对其无可奈何，只好转而诉求于街头政治，企图用这种“盘外招”逼迫正发党政府垮台，重建世俗派政权。由此其实也就能理解，埃尔多安为何几乎寸步不让，除非一让到底，鞠躬下台，否则再多的让步也不可能让反对派满意，只会给他们增添胜利在望的信心。

与埃及等国情况不同的是，土耳其世俗派也不得不承认，正发党政府是在公正的选举中赢得了多数选民的授权，而且这届任期还尚未过半，合法性无从质疑。埃尔多安强硬应对抗议者的底气正是来自于此，但正是这点遭到了极为强烈的批评，无论是土国内的亲世俗派，还是国际上多数主流媒体，纷纷批评他拒绝听从抗议者的要求，是“假借民主面具的独裁”，呼吁他“响应民意”辞职下野的声音此起彼伏。

从企图强迫合法政府提前下台，并在不正常的氛围中迅速举行新选举，这条反对派显而易见的路线图来看，土耳其这次事件的性质，与埃及等国推翻原专制政权的中东之春并不相同，反而更接近于颜色革命，尤其是反对派的主要支持者群体，高度集中在少数中心城市，并与西方媒体配合彰宜的特征，更是尤其相符。

在土耳其的特例中，世俗派代表进步吗？

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对正发党和埃尔多安的多数批评，实在是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如果政府拒绝听从抗议者的要求，就是在道义上破产，应该辞职下台，那“占领华尔街”运动横扫欧美时，为什么没人为此负责呢？还是另一些人说出了真相：要求埃尔多安下台的真正理由，并不是因为有很多人反对他，而是因为他和正发党被认为有强烈的伊斯兰主义倾向，正企图把土耳其带离国父凯末尔设定的世俗主义路线。

坦率的说，伊斯兰主义者在伊斯兰社会之外的名声不怎么让人羡慕，教条刻板、歧视妇女、抗拒现代化，在经济社会等方面治国无能，却热衷于分裂族群、迫害“异端”，就是外界大多数人对其的主要印象。在多数情况上，这种负面印象并非没有理由，但在土耳其，对此却可能需要重新考虑。或者，需要问一个在其它地区几乎无需质疑的问题，土耳其世俗派是不是真如所自矜的那样，代表了一个更进步、更繁荣、更宽容的土耳其？

而会让很多人讶异的是，以历史经验总结的话，土耳其世俗派在以上任何一项中的表现，都很难说是及格的。

自凯末尔去世后，世俗派在军队的支持下几乎不间断的执政至正发党上台，但其间土耳其的经济不但一直表现平平，而且“极有规律”的定期崩溃，在1982年军队最后一次还权于文官政府后，土耳其的经济特征就是高通胀高失业低增长，到90年代后期更实际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危机中，最小的硬币面值也飚升到25000里拉！各届世俗派政府中腐败横行，而且几乎无一例外被买办型的利益集团所操控，不仅极少支持本国工商业，反而横加干涉，大拖后腿。正是世俗派彻底的治国失败，才给正发党及其前身制造了雄厚的群众基础。与一般媒体塑造的印象不同，正发党的基础中，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工商业阶层和中产阶级，这与基本依靠走下层路线的穆兄会等伊斯兰组织有很大不同。

而在宽容和民主上，世俗派现在的叫屈，对于了解土耳其历史的人来说，就更显得只准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了。正发党上台以来，通过多次修宪和修法，确实大幅放宽了例如允许妇女在公众场合戴头巾之类，对于个人宗教信仰的表达。但以世俗派自己主张的价值观来说，强制民众不得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而自己却可以随心所欲、言行不忌，本身就可以说是极其虚伪的。毕竟，埃尔多安并没有企图强迫世俗派戴上头巾，而是世俗派企图强迫别人必须接受他们的爱好。而在对待不同政见者、少数民族和工人等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上，世俗派在执政期间的立场，更只能用极端强硬来形容。有报道称土耳其现在是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但在世俗派当政期间，“刺头”们如果能进监狱，很多时候都应该感到庆幸了。

激起世俗派最大愤怒的，是2010年土耳其修改宪法，削弱了军队和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将它们更多的置于民选机构的控制之下，这也是西方媒体抨击埃尔多安走向独裁化的主要证据。但他们却避而不谈土耳其军队和司法系统在历史上，不断共同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的累累前科；也不谈原由军方政变后制订的宪法，将军队和司法系统完全变成了自成一体的独立王国，而人民竟然对他们毫无监督和制衡的办法。这种“独立性”的实质，就是一小撮军官和法官随时可以不顾大多数民众明确的反对，将自己指定为胜利者，那才是真正的“独裁式民主”。

其实，即使在修改宪法之后，土耳其行政和立法机构对于军队、司法系统的制约能力，按西方一般标准仍然是相当低的，只是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二者突然发动“合法”政变。而人所共知，仅在正发党执政以来的这十年间，土耳其至少就有过2003年、2007、2010年三次军事政变阴谋传闻（前者已经被揭发证实），和2008年险险对正发党的强制取缔。取消世俗派这种随时可以掀桌子的特权，显然还称不上是走向专制。

治国成绩而非意识形态才应是评判的标准

土耳其、伊朗、以及中东其它伊斯兰国家，现在都面临着怎么将传统宗教思想、文化与现代的主权在民观念，以及经济、科技进步相协调的挑战。从这方面看，土耳其和伊朗虽然选择的道路不同，但却都比周边的阿拉伯国家领先了一步。在政治上，两国不仅基本摆脱了中东地区由王室专制或强人独裁的传统模式，而且也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和理性的和平竞争机制，与周边在阿拉伯之春后的混乱无序，极端势力坐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两国也各有特色和希望。土耳其近十年来，几乎是共和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从“西亚病夫”一跃而为东南欧和中东地区最出色的经济明星，在所有G20成员中，同期的发展速度更是仅次于中国。至于伊朗，虽然受到了西方竭力的排斥和封锁，但它的工业化水准和完整程度，在中东仍然首屈一指，甚至强于多数中等发展国家。近期，在本身受到强大的制裁压力之下，它仍然能够源源不断的向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盟友提供各种装备与物资，就确凿无疑的证明了，伊朗工业的自我循环和生产能力相当之强。

当然，土伊两国的道路绝不是已经注定了成功，实际上，不仅是被制裁的伊朗，就是土耳其去年以来，也面临着经济增长急剧失速，赤字和通胀压力卷土重来的巨大压力。能不能安然闯过各自眼下的这关，都很难说。但至少，它们不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奋力追赶世界现代化的列车，而且从目前看还颇有成绩，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和伊斯兰国家中更是有出类拔萃之感。如果在这些国家中，未来能找到独特的，能成功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发展模式，土耳其和伊朗必然是最有力的竞争者。从某种角度和意义上可以说，灿烂的波斯文明积累的底蕴，奥斯曼帝国辉煌历史带来的鼓舞，虽然似乎虚无缥缈，但又确实是不容忽视的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