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争议斯诺登是英雄还是叛国者：政府监控行为源自美国例外论
揭发美国秘密监控全球网络活动“棱镜”的斯诺登，与其他两名因网络泄密而被监禁和判刑的青年上了美国最新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
“我既不是叛徒，也不是英雄。我是美国人。我支持言论自由。”这是目前全球焦点人物——美国泄密者斯诺登的自我评价。虽有“众叛亲离”之感，但他依然为 “自己是美国人而自豪”。大规模秘密监控计划曝光后，美国官方处境尴尬，民众质疑和争议也愈发强烈。29岁的斯诺登究竟有没有“叛国”？他是国家公敌，还是孤胆英雄？个人自由、公民隐私与国家安全究竟如何平衡？更深层次的争论把这个年轻人的命运与美国人引以为傲的“美国例外论”和美式价值观联系到一起。美国社会的分裂与争论一时间不会平息，有美国新闻人说，“如果不改变国家收集情报的方式，我们将很容易看到更多与斯诺登类似的争论”。
斯诺登与其他两名因网络泄密而被监禁和判刑的青年上了美国最新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
“诚实的英雄vs可耻的叛国者”
在斯诺登曝光的美国情报部门监控计划“棱镜”中，有不少美国的互联网巨头。曾在谷歌和微软做过工程师的大卫·奥尔巴赫18日在美国知名网络杂志《石板书》(Slate)撰文称，“斯诺登是一位恃才自傲的个人主义者、道德主义者和精英分子”。这样含糊的评价恰好体现了美国人现在的矛盾心态。
目前，美国人有关斯诺登的争议完全可以用“一团乱麻”来形容，许多媒体将斯诺登与美国历史上有名的“告密者”相提并论，如越战时泄露五角大楼密件的丹尼尔·艾斯伯格、向维基解密泄露上万份机密文件的士兵布兰德利·曼宁等。美国最新一期《时代》周刊把斯诺登、曼宁和另外一名解封数百万份收费学术论文及法院文件供网民免费下载的斯沃茨列为封面人物，并称明显的违法行为让3人都遭到美政府的“追杀”。《时代》形容，他们是新一代社运分子，不求利益、只讲理想，不畏强权、力争自主。
美国前副总统切尼近日将斯诺登称作“叛国者”。随着美国安全局局长称该项目已在海外成功挫败50起恐怖主义袭击，以及斯诺登被描述为“自恋狂”后，斯诺登在不少美国人眼中成了可耻的叛国者。但在父亲隆尼·斯诺登眼中，斯诺登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老斯诺登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希望儿子回国与对他的各种犯罪指控进行抗争，并祈祷他不被扣上“叛国”的帽子。
“斯诺登是美国英雄，当今的保罗·里维拉!”有美国网民把斯诺登看成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保罗·里维拉，他午夜策马飞奔将英军要发动突袭的计划告诉争取独立的士兵。但很快有网民回应说，斯诺登不仅是一个叛国者，还是最愚蠢的叛国者，他的所作所为大逆不道，对美国的安全造成负面影响，要将他终身监禁。
在美国，很多保护公民隐私组织强烈谴责政府大规模监控民众的做法，表示不管怎样以“反恐”之名进行申辩，不管得到多少国会议员支持，这些监控项目都侵犯了公民基本权利。在《华盛顿邮报》12日做的关于“政府是否应监控公民网络数据”的读者调查中，85%的受访者给予否定的答复。因此，在白宫“请愿网”上，数万人签名要求赦免斯诺登，美国维权团体“渐进式改变运动委员会”等还组织募捐，为斯诺登可能面临的司法诉讼筹款。
除了获得一些人的同情外，越来越多的美国名人支持斯诺登。美国国家安全局前情报分析员泰斯表示，斯诺登的行为很“勇敢”，人们希望有更多内部知情人士继续揭露国家安全局的“不当行为”。除导演迈克尔·摩尔、《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和福克斯电视台新闻名嘴格林·贝克、前总统竞选人罗恩·保罗等公开支持斯诺登外，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也在17日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表示“斯诺登是一位英雄。”据美国《好莱坞记者报》报道，该言论赢得“雷鸣般的掌声。”
在父亲隆尼·斯诺登眼中，斯诺登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
“美国会千方百计报复抹黑自己的人”
美国国内关于斯诺登是英雄还是叛徒的争论，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来自瑞典的网民“Sam”这样说：“没有证据表明斯诺登确实已影响美国的安全，相反，他的诚实揭秘了美国政府的傲慢、自大和搞双重标准，对中国人的监听即是例证。他没有向美国的敌人出卖任何秘密。作为一名瑞典人、欧盟的5亿公民和自由世界的公民之一，我们感激斯诺登揭露美国安全局监视我们电子邮件、手机通话及隐私的行径。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位诚实和勇敢的英雄。美国安全局的行动违反国际法。”
在俄罗斯情报部门历史学家科尔帕基金看来，斯诺登是一个英雄。此前美国中情局曾有过这样的人物，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表明“他们内部对违反人权和宪法等行为存在不同看法”，其中最著名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初逃往苏联的马丁和米切尔，但苏联解体后再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科尔帕基金说，斯诺登未来的命运可能将是悲伤的，“美国人爱报复，他们会千方百计报复这种抹黑自己的人”。
历史上美国叛国者的下场并不太好。在美国，“阿诺德”是叛徒的代名词。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早期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立有战功，但后来却因贪图财富等原因叛变投靠英国。1781年末，阿诺德逃亡英国，20年后客死伦敦。美国人也在谈论斯诺登会遭到什么样的“报复”。“俄罗斯之声”16日援引一个纽约妇女的话说：“我想，许多美国公民都希望保护斯诺登。他曾保卫我们的权利，他所做的是一种社会服务。”相关报道说，斯诺登目前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叛徒，但在部分民众眼中，他是英雄，他让民众知道被监视的真相。
研究美国制度、外交等问题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史泽华一直关注斯诺登个人的命运，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人爱自由，更爱国家”。在“棱镜门”事件中，斯诺登很难成为为自由而牺牲的英雄，而更容易成为叛国者。当然，美国历史上也有过在任国务卿约翰·克里那样的先例，他从越战英雄到反越战先锋的人生经历最终被美国社会所宽容和认可。因为把对越作战的美国说成是“战争罪犯”，克里引起过“众怒”，但后来美国人对克里的立场转变，这背后又有足够强大的社会潮流支持。史泽华说，对待同一问题，社会情绪是有可能逆转的，公众舆论也是有可能挟持政府决策的。最近有报道称，奥巴马政府凭借“棱镜”项目成功挫败50起恐怖袭击图谋。在这样一种美国社会对恐怖主义的担心依然可观的情况下，更多的美国民众既会赞叹斯诺登担当人权斗士的勇气，又会愤慨他的行为有悖于国家利益。
1960年，美国国安局密码专家威廉·马丁和伯农·米切尔叛逃苏联
“世界唯一价值观”遭受质疑
叛国罪在美国是一种重罪。美国宪法严格规定叛国罪的定义但拒绝授予国会扩大叛国罪定义范围的权力：“背叛”只指依附“国家和州的”敌人，向敌人“提供协助和方便”，或与“合众国或州”作战。而“敌人”仅指合众国向其宣战的敌对者。任何有利于敌人的活动都可看做是向敌人“提供协助和方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削弱美国军队士气的无线电广播宣传也被认为是向敌人提供“协助和方便”。美国联邦和州的宪法要求政府证明被告为实现其叛国意图已采取明显的行动，并需有两个证人证明其公然的叛国行为，或本人公开向法庭自首，才能定性为叛国。在1795年至1960年期间，对犯有背叛合众国罪行的人进行公开起诉的案件大约50起，对叛州行为进行审判的案件仅2起。对独立革命中的英王同情者和南北战争中的南部同盟支持者几乎都未进行叛国审判。
但斯诺登到底是叛国者，或告密者，还是孤胆英雄？美国人很困惑。《华盛顿月刊》编辑丹尼尔·卢泽17日在《赫芬顿邮报》撰文称，斯诺登或许既是叛国者又是告密者。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进行的调查发现，23%的美国人认为斯诺登是叛国者，但31%的受访者相信他是一位爱国者。卢泽说，不管斯诺登所做的是爱国主义的英雄行为，还是严重背叛国家利益的行径，我们都绝不能任由一个低级别的“安全合同工”做出这样的“道德决断”。
2012年底，当伊拉克战争一触即发时，71岁的丹尼尔·艾斯伯格出版新书《秘密》，披露他当年作为36名参与研究越战报告的专家之一，为什么反战并将7000多页“越战最高机密文件”曝光的内幕故事。他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希望有人能做他当年所做的事情，带着机密文件去找国会和新闻媒体，告诉美国人布什总统想要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相，“我知道这得冒相当大的风险，但只要能因此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冒险是值得的”。
约翰·克里、丹尼尔·艾斯伯格这样的“危险人物”和“反战分子”，在美国发动战争时还会公开地站出来，而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臃肿情报机构的美国，又会潜藏着多少个斯诺登？卢泽说，二战尤其是“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约有85.4万情报人员接受最高级别的忠诚度调查，“我们至少支付750亿美元，为监视反恐、国土安全和情报的1200个政府组织和1900家私人企业提供资金”。据了解，美国每年约有70%的情报收集预算资金被用于支付并不为联邦政府工作的私人合同工的报酬，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斯诺登的出现并不特别出乎预料”。
关于叛国还是英雄的争论，也体现出美国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面临的窘境。美国人在问，到底还有多少个决定“颠覆自己不喜欢项目”的斯诺登？美国政府还在秘密运行多少具有侵扰性的安全项目？美国人其实看得很清楚，正如卢泽所说：“如果不改变我们国家收集情报的方式，我们将很容易看到更多与斯诺登类似的争论。”
咒骂和支持斯诺登的人其实都有各自的考量，这是美国人的自由。谈到“美国人的自由”，史泽华认为，对自由的适度限制是美国的制度之本。他解释说，公共权力机构占据着道德制高点和主动权，在美国，个人的自由权利实际上更多来自于国家的让与，而非像自由主义本质所要求的那样，权利与生俱来。
美国的优越感和价值观也在这场争论中被人谈及。美国智库欧亚集团负责人布雷默近日撰文说，美国应通过错误的“棱镜”改变过去的“美国例外论”。他认为，美国做出违法之举时必须更加坦诚，要放弃美国价值观是“世界唯一价值观”的假定，因为“见多识广的美国公民将对美国的实力和弱点做出更细致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