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管，该管就管-鲁宁

昨日，观察者网以头条规格综合报道了武汉城管再次回应“卧底”摆摊，无奈发出“（我们）干啥都被质疑的”委曲呐喊。

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城管不能废，冲突无法免，质疑将持续，阵痛长相伴——直到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按能力大小找到适合自身体面的生存方式为止。

为论证我的上述谬论，先讲一段经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杭州的一家报纸跑“大城建线”的新闻采访。一日，我在杭州市环卫局副局长赵荣福处采访完毕已近中午。赵副局长邀我吃了饭再走，并请局宣传处长陪同。由于此前与赵副局长已“混”到双方皆可讲几句“知心话”之程度，他趁宣传处长到饭店一楼大厅点菜的空隙突然轻声告诉我，市领导及市委组织部已分别找其谈话，要他出任刚组建的市行政执法局局长新职。

我闻之对他表示祝贺，并开玩笑说，那感情可好，官升半级至副厅不算，管理权限也高出一大截哩。可赵闻之却一脸苦笑，直言这个职位可不好干。我闻之对此予以认同。是的，相对于环卫局在官场被人瞧不起，行政执法局的确也是个名不正言不顺、上下左右皆难讨好的苦官差。

我有此认知，缘于我对杭州市街头市容管理执法困境的了解。在行政执法局组建前，对街头小摊贩实行“围追堵截”的差事由十来顶大盖帽共同来管。除了环卫局，园林局、卫生局、城建委、公安局、二商局、市容办、辖地街道办事处等机构都有监管职能和责任。甚至与市委宣传部实行对内一套班子对外挂两块牌子的“市精神文明办”，只要愿意都可以插一手。

那年月，因我跑的是“大城建线”，少不了要及时报道时不时进行的市容专项整治行动。经常无从回避各路大盖帽与街头流动摊贩各种肢体冲突的报道，有时甚至还要配写评论文字。坦率说，那时的我，对大盖帽与流动摊贩每天上演“猫捉老鼠”和“老鼠戏猫”的游戏早已见多不怪。我当然也知晓，市民出于自身利益取舍对大盖帽和流动摊贩之冲突常常作出态度截然相反的评价。总的讲，当大盖帽做事过头时，市民的同情心往往会投给流动摊贩。当流动摊贩实在不像话，严重影响到街头市容和秩序时，即便大盖帽执法过于粗鲁，市民又往往说是该好好“修理”这些得寸进尺的“害群之马”，让他们长点记性！

好在那年月，社会的法制意识远未如今天这般开化。人们对大盖帽与流动摊贩日日上演的冲突远未如今天这般敏感。再则，那年月互联网在中国尚被视为“信息高速公路”，更无人人都可充当“自媒体”一说。所以，就算某日某地段大盖帽与流动摊贩因冲突引发流血事件，只要宣传部门一个电话，其社会影响基本处于可控状态。

我记得，杭州是国内最早正视十几顶大盖帽共管市容秩序，弄到有利可图譬如“罚款创收”时大家一哄而上争着管，日常管理费时费力吃力不讨好谁都不想管，遇到问题时谁都推卸责任之弊端的城市，也是最早下决心组建城市行政执法局试图革除十几顶大盖帽和市容弊端的少数城市之一。**由于那时即便如新闻媒体和记者的法制意识都十分淡薄，非但没有意识到组建行政执法局归口监管市容秩序也得经由法律授权，反倒将杭州市的上述举动视为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拿今天的话来套用）的一个正面典型予以大力对外宣传。**我承认，当年我就是一个积极宣传的吹鼓手。

时至今日，数不胜数的城管冲突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和谐之显性病痛之一。可除了少数“大V”打着捍卫人权大旗，以此作为攻击政府和体制的炮弹打之外，更多的网络起哄者只是出于同情弱者抨击“强权”之心态才与少数“大V”形成了舆论的呼应之势外，真正静下心来认真思考这一显性病痛之深因的国人实在寥寥无几。

所谓病痛之深因，若一言以蔽之，就是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导致的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地涌入城市谋生，街头的流动摊贩只会越来越多而不是逐步消减。对这一庞大的弱势群体，生存无疑是第一位的。另一方面，拿了纳税人钱的政府若对此带来的市容秩序之混乱不闻不问，道义上就站不住脚。反过来，那些流动摊贩，尤其是大部分遭城管“粗暴执法”的流动摊贩，往往是善于利用社会同情心和网络舆情、继而对正常城管有恃无恐的“老油条”，导致冲突在许多时候几乎在所避免。于是，政府同样会在社会面前丢失了道义分。现状是，管还是不管，别的人都可以坐着说话不腰疼，惟有政府的城管机构和执法队员却无法回避——概括成一句大实话，管还是不管，政府都在丧失道义分。

此外，由于冲突带来的道义压力，确有不少城管机构开始雇用“临时工”，出了问题由“临时工”来顶雷。但也必须看到，“临时工”现象成为“城管一景”，更多时候乃城管日常经费不足所致，背后是地方财政窘迫，更背后则是个发展不可能超越阶段……

为化解城管冲突，有善意的法学家建议国家为城管专门立法。我以为，就算确立了城管的法制地位，冲突仍不可避免。因为说到底，城管困境的第一成因非法制不彰那般简单，一方是进城农民中总有一批人要靠做流动摊贩谋生，这是刚性需要。另一方是古今中外不管是传统还是现代、是法治还是所谓“专制”，市民对城市良好市容环境的需求也是刚性的。有道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受限于发展阶段，流民生存与市容秩序也很难兼顾。

既然二者一个都不能少，那么人们和舆论都得抛弃理想化的法制、人权情怀直面城管和流动摊贩的冲突。所以，一味的怪罪于城管，迁怒于政府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反倒会在社会层面进一步撕裂人们对政府的基本认知。至于那些存心借题发挥的“大V”们的鼓躁，那就由他们去好了。在此，给心里颇感委曲的武汉城管支一招：你们在这些年不断推出的“柔性执法”尝试，不管实际效果如何，都值得肯定和鼓励。可在现有发展阶段，你们就是替政府承担责难的命，包括“卧底”摆摊体验在内，你们该做则做。至于舆论责疑，不妨洒脱点由它去不理睬。否则，你们越感到委曲，总有那么些人就越有趣，越兴奋，越来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