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事件暴露美国情报外包承包商现状 议员吁禁止
斯诺登事件使美国“棱镜”等秘密监视项目曝光，震动全球，还暴露出美国情报界的服务外包问题。观察者网特翻译NBC关于情报服务问题的深度报道，以飨读者。
斯诺登事件后，虽然美国民间对秘密监视项目的合法性、合理性争议不断，但民众选出的国会议员们却一面倒地支持政府的秘密监视项目，并对斯诺登泄密事件极度不满，责怪国家安全局等情报部门过多地将项目外包，要求它们减少“临时工”的使用。美专家评论说：“我们雇佣私人承包商的唯一理由就是，政府一直喜爱兜售小政府的神话。”
斯诺登爆料“棱镜”秘密监视项目，躲藏在中国香港，又主动自曝身份，令美国政界和情报界恼羞成怒。而他正是一个情报机构的“临时工”。确切地说，是情报外包服务商汉密尔顿公司的雇员。
斯诺登事件暴露美国情报业务外包现状
上周四，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说：“我们或许应该把更多的事情放到内部，让联邦政府的雇员来做。他们宣读过就职誓言，会保护、保卫我们的国家，严肃对待这些事情。”
其他国会议员也表示，太多私人公司的雇员拥有接触敏感信息的权限，应该就此进行听证会。
普通美国人可能对斯诺登这个人物感到惊奇：他只有29岁，从私人公司领着薪水，却能接触政府的机密文件。但这其实一点也不新鲜。
根据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告，去年有48.3万像斯诺登那样的私人承包商员工，拥有高级别安保许可。相比之下，政府工作人员中的同类人也不过是79.1万人。在有高级别安保许可的人中，私人承包商占总人数比重为38%。
另外还有近58.3万承包商员工有较低级别的安保许可，政府工作人员中则有270万人。低级别安保许可的拥有者中，承包商也占到了18%。
可见，能接触机密的人中，承包商及其员工占到相当高的比例，因此斯诺登能够接触、披露“棱镜”秘密监视项目，并不令情报界人士感到惊奇。
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的政府工作人员佩戴蓝色徽章，与佩戴绿色徽章的承包商员工一起工作，从事类似的活动，向同一个上司汇报。
由于情报的外包服务活动是机密，因此很难确定到底有多少纳税人的钱款流向了承包商，给斯诺登等人支付薪水。作家蒂姆·施洛克（Tim Shorrock）在其著作《雇佣间谍》（Spies for Hire）中说，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一名官员曾在一次情报业界会议上透露，2007年70%的情报开支都流向了私人公司。
据斯诺登爆料，负责“棱镜”项目的美国国家安全局
为什么雇佣私人承包商？——迷信小政府神话
专家称，这一趋势在20年前就已开始。冷战结束后，情报界不可避免地开始收缩，政府不可能增加情报人员的名额，但同时，情报界又需要提高自己的实力，寻找先进的技术。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教授、政府采购法案的专家斯蒂芬·斯库纳（Steven Schooner）说：“我们雇佣私人承包商的唯一理由就是，政府一直喜爱兜售小政府的神话。”
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情报外包业务量如火箭般蹿升，收集、分析情报及其他业务的需求和预算大幅膨胀。斯诺登所服务的汉密尔顿公司，以及SAIC公司（科学应用国际公司——观察者网译注）、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等业界巨头都分到了“大蛋糕”，但小公司也群集于此。
绰号“冬青”的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为中央情报局的反恐活动工作了30年。他退休后，以5千美元作本金，开了一家名为Abraxas的情报公司。在9·11事件爆发4年后，该公司已有225名雇员，很多都是政府的退休人员。2010年，他将公司出售，卖得1.24亿美元！
在斯诺登曝光“棱镜”秘密监听项目前，这些外包业务就已受到质疑。
2008年，国会出台报告称，雇佣一个私人公司员工的费用，可能比雇佣政府人员贵一倍。但其他人则争辩说，政府将服务外包后，就不用负担养老金等开支。
此外，退休的情报人员拥有丰富的经验，这极为重要，而将情报业务外包可以使他们发挥余热。而且利用私人公司，政府可以在紧急时迅速扩充人力，而不用增加将来未必需要的永久雇员。
退休的中情局管理官员查尔斯·法迪斯（Charles Faddis）说：“如果我是政府，我可以雇佣数据库管理承包商，因为我现在有钱。如果我在几年内没有钱了，我可以简单地终止合同。”他现在是政府的咨询顾问。
斯诺登事件引发对情报承包商的安全顾虑
但在斯诺登事件的余波中，财务问题正让位于安全问题。
承包商员工和政府人员一同工作，接受相同的安保许可审核。斯诺登有机会共享秘密监视项目的信息，使人们思考那些私人承包商究竟在如何审查、监管其雇员。
法迪斯说，信息技术的爆炸促使政府雇佣斯诺登这样的人，这也意味着他们可以接触海量数据。他们的一次背叛，能让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他于1971年向《纽约时报》等媒体披露越南战争机密文件，讲述美国介入越战的始末以及政府如何围绕越战事务误导公众等——观察者网译注）的爆料看上去像即时贴便签般粗陋。
他说：“接着我们进入了后9·11时代，人们注重情报共享，致力于打破部门间无形的墙。我同意这样做，但我们陷入了典型的华盛顿的混乱方式中。现在整个政府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很多非常低级别的人员也能接触到巨量情报。”
有些人暧昧地暗示终止私人承包商的类似活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安娜·费因斯坦（Dianne Feinstein）上周四说：“公众可以期待新的立法，将限制或终止承包商处理高度机密的技术数据。”
斯诺登事件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费因斯坦表示将限制情报承包商
政府本身当然并非没有漏洞。斯诺登曾在军中服役，并表示在受雇于私人承包商前，曾直接为中情局工作。布莱德利·曼宁（Bradley Manning，曾任驻伊拉克美军陆军情报分析员，从军用网络系统内窃取机密文件并提供给维基揭秘网，揭露美军虐杀伊拉克人。——观察者网译注）也是穿着军装的。
斯库纳说：“没有任何经验证据表明，承包商的员工比军队或政府人员更好或更糟。”
但专注于情报服务外包问题的作家威廉·阿金（William Arkin）说，有些承包商与政府人员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不一定受爱国主义的驱动。他们不一定受9·11事件的创伤驱动。这只是份工作。”
当斯诺登事件淡去后，不知道承包商的工作会增加还是减少。
很多巨头拥有几十亿美元资金，拥有强大的游说集团。有些高管曾为中央情报局或国家安全局工作，与这些情报机构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小政府的理念仍受政客们的褒奖，而情报服务的需求也并没有减弱。
斯库纳说：“情报服务外包已如脱缰野马。但我们是否认为国会将拨款录用成千上万的政府员工？这不会发生。”
（观察者网译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